中文版序言
当2010年我和奥布里·福克斯在美国出版本书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本书的读者群体会比较有限。在当时，仅有很小圈子里的司法实践工作者和改革的拥护者会对刑事司法改革这一议题感兴趣，他们长期勤勉耕耘于这一领域，而其中大多数人又默默无闻。
这一状况在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在美国如此。
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刑事司法领域的问题引发了民间的动荡不安。一个质疑侵略性的警察执法和过度适用监禁的全国性运动已经显现。奥巴马总统也已经决定，在他的最后一个任期里，会将相当数量的政治能量投放到刑事司法领域，这其中就包括一次高调造访联邦监狱——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任的总统访问联邦监狱——以及表示对修改联邦量刑法律的支持。
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美国，刑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急迫并已引起全国关注的热点议题。新闻媒体的社论主笔、政治家、基金会的项目执行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声音已经开始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我们如何减少监禁的适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刑事司法系统对于非洲裔和拉美裔年轻人的不当影响？在低收入社区和有色种族群体聚居的社区中，在重塑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方面我们能做点什么？如何才能在开展上述几项工作的同时，还能继续降低犯罪率并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如何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有一方面却尚未涉及，那就是刑事司法系统的现实状况本身无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因此需要显著的改变。在美国的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上[1]，已经有相当广泛的人达成了一致：刑事司法改革的时机已到。
现在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考虑到社会发展迅猛和政治注意力往往瞬息万变，因此比较保险的看法是，改革的最佳时机可能会稍纵即逝。即使我们希望能通过设计新的改革方案，并推出新的创新措施来抓住眼前的改革良机，也需要我们回顾历史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一点同样关键。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初衷。
我们写作本书主要是从美国读者的立场出发的，但我们也希望能同样对中国的读者有益。当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差异。但在与中国的司法实践者和学者的对话中，我们也已经发现了很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毕竟，如何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更好地开展并不仅仅是美国所面对的挑战。
本书希望能够为开展刑事司法改革的人提供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并非基于学术理论，而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实践。事实上，本书建立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每一章，我们都深入检视了一个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项目，而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尽管行为正派、工作努力且能力卓越的改革者都为这些项目全力以赴，但最终都未能实现其希望达致的效果。
本书旨在从改革者以前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帮助中国的读者了解美国刑事司法改革当下所争议的问题。自2010年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书中所探讨的一些刑事司法改革项目的发展状况更为引人关注。
例如，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分析了停火行动（OperationCeasefire）留下的多样遗产，这是一项减少暴力犯罪的创新措施，并且在波士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直至项目不同成员之间的口水仗导致项目分崩离析。当停火行动项目终止后，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大卫·肯尼迪已经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刑事司法思考者。在我们开始写作本书以来的这些年里，肯尼迪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全国安全社区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Safe Communities），获得了美国联邦司法部的多笔资助，并支持几十个地方采用停火行动的模式（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有很多充分的理由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选择投资于肯尼迪的理念。由坎贝尔协同组织[2]资助的对相关的评估研究文献的综述研究发现，肯尼迪所主张的“集中威慑（focused deterrence）”已经使多个地点的犯罪状况显著改善。[3]
我们在本书中有关停火行动项目的探讨与坎贝尔协同组织的这项研究异曲同工。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并不是对肯尼迪主张的模式的批判——事实上，我对肯尼迪的理念给予高度的评价。近年来，为了遏制枪支暴力犯罪，我所在的法院创新中心也在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Brooklyn）实践了肯尼迪模式中的一些基本要素。
本书中有关停火行动的章节实际上讲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即使是面对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犯罪问题，将刑事司法系统和社区团体组织到一起开展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同样凸显了刑事司法改革者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项目开展的很多事情都会逐渐瓦解。通过筹集资金和调动政治意愿以启动一个新的项目固然非常困难，但更具挑战性的可能却是在经年累月之后仍然能够继续维持项目运转良好。
这一经验教训同样适用于毒品法庭（drugcourt），本书第二章探讨了这一适用于毒品成瘾罪犯的监禁替代项目。自2010年本书出版以来，有关毒品法庭的研究文献变得更具说服力。2012年进行的一项有关毒品法庭的元分析（meta-analysis）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结论：“证据显示，适用于成年人案件的毒品法庭降低了再犯率。”[4]
由于此类可靠证据的存在——以及联邦政府给予的资助——毒品法庭得以持续繁荣发展。根据联邦司法部2014年的数据，在美国估计已经有超过3400个毒品法庭。近些年来，自由派政治家与保守派政治家也达成一致，均致力于在美国创设更多的毒品法庭，并扩大参与毒品法庭项目的被告人数量。
笼统来说，我本人也是毒品法庭模式的支持者——20年前，我所在的法院创新中心也帮助政府在布鲁克林区创设了纽约市第一个毒品法庭并持续为遍布全国的毒品法庭提供技术支持。但在本书中，我们却相当详细地描述了丹佛和明尼阿波利斯毒品法庭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并非质疑毒品法庭这一模式，而是强调将毒品法庭背后的理念正确地付诸实践所面临的挑战。一个项目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并不能确保其在所有地方都能成功。我们同样聚焦于刑事司法改革项目领导层的重要性。当毒品法庭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拥护者调任其他工作时，丹佛和明尼阿波利斯毒品法庭能否继续存活就与项目领导人的继任计划有莫大的关系了。
毒品法庭和停火行动的个案研究传递出了本书想要表达的最基本的信息：改变是很艰难的。即使你拥有充足的经费、美妙的想法、得力的人才以及政治上的支持，改变仍然是很艰难的。当你缺乏上述一个或多个方面时，你所面临的阻力就会呈指数上升。
与过去相比，坦率地承认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的困难性显得更为重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刑事司法系统如何运作。感谢这些关注刑事司法的人，正是在他们的“注视”之下，我们已经成功地诊断出广泛存在的问题，包括审前羁押的过度适用和很多社区里公众对司法信任度的下降。
类似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不会轻松得到解决。在年复一年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改革者需要为此持续地投入时间、精力和经费。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正在于帮助改革者为这样的“持久战”做好准备。
我和本书另一作者奥布里·福克斯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城市研究所出版社（Urban Institute Press），正是他们的携手努力使本书中文版得以面世。我们也要感谢本书译者何挺博士，感谢他为翻译本书所付出的耐心、艰苦的劳动，当然还有他对于本书的欣赏。
格雷格·伯曼
2015年11月10日于纽约
[1] 政治光谱，是指把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主张放置在一个或多个几何坐标上，以对不同的政治立场进行对比或形象化的做法。——译者注
[2] 坎贝尔协同组织（Campbell Collaboration，亦译作“康拜尔”）是一个研究者组成的国际合作网络，致力于通过系统评价研究来开展研究，其网站主页为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这一协同组织根据研究主题分为多个协作小组，其中“犯罪与司法协作小组（Crime Justice Group）”致力于减少犯罪及提高司法的质量。在国内，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系列该小组的系统回顾研究报告。——译者注
[3] The Effects of“Pulling Levers”Focused Deterrence Strategies on Crime,by Anthony A.Braga and David L.Weisburd,March 2012,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4]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rug courts on recidivism: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drug courts,”by Ojmarrh Mitchell,David B.Wilson,Amy Eggers,and,Doris L.MacKenzi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0（2012）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