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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胸襟看待“文化例外”[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好一国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发展繁荣，是各国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反映在国际经贸规则层面，主要涉及对“文化例外”原则的认识和处理，现实中存在不少争议。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和发展中大国，迫切需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以开放的全球化视野思考和认识这一问题。
一、“文化例外”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所谓“文化例外”是“二战”后伴随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在对外开展经贸谈判时，坚持将文化产品或服务区别于一般货物或服务贸易，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的一些主张。在实践中，这些诉求还发展到投资等相关领域，将文化产业列入不允许外资进入或设置较多准入限制的领域。这些原则或做法，在国际经贸谈判中泛称为“文化例外”。
在文化产业开放问题上，目前全球主要分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派，以及法、加为代表的“文化例外”派。尽管普遍认为法国是文化例外的代表方，但追溯历史可以发现，美国才是这一思想的早期倡导者。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形成《佛罗伦萨协定》，美国坚持协议应有“保留条款”允许各国不进口那些“可能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商品”。但随着美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开始转守为攻。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多边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坚持将文化商品和服务纳入自由贸易框架下。法国、加拿大则对此激烈反对，“文化例外”被法国代表作为一项谈判原则明确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和美国签署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加拿大也坚持将文化产业排除在谈判之外。由此，法国和加拿大成为“文化例外”原则的典型代表，这种分歧一直持续至今。在美欧关于TTIP的谈判中，美国坚持对数字产品取消关税，并纳入视听服务的开放内容；法国则联合欧盟27个成员国，宣布将影音产业排除于欧美谈判范围之外。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文化例外”的支持者，往往与其产业竞争力密切相关，文化强则倾向自由贸易，文化弱则主张“文化例外”。
从具体内容看，“文化例外”并不属于国际通行规则，其主张主要散见于一些多边和区域经贸规则中。例如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规则中,1947年签署的GATT第20条，对“一般例外”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包括“为维护‘公共道德暞以及‘为保护本国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暞”，缔约方可采取或者实施相关措施。GATT第4条关于电影业开放，也规定了国产电影片放映时长的最低比例。在区域自贸协定中，各谈判方则做出了更具特色的例外安排：例如加拿大经过艰苦谈判，在与美国签订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将“文化产业豁免”写进了协定第2005条，并在后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得以继续保留。但总体上，关于“文化例外”的具体内涵、保护范围、实施路径等，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
二、“文化例外”的实践与趋势
“文化例外”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高度关注、褒贬不一。近年，围绕这一理念的实践效果、发展模式、规则诉求等，也出现了不少新演进。
从实践效果看，“文化例外”并非“保护良药”。法国作为“文化例外”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一致倡导并以此构筑保护法国相关产业的屏障。实践证明，这些保护措施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早期给予了法国具有传统优势的电影等产业一定生存空间，部分抵御了美国强大金钱力量支持的好莱坞文化等的冲击。但保护性措施也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包括竞争不充分、发展活力不足、与国际脱轨等，使得法国相关产业被远远抛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之后。以电影业为例，尽管受到配额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保护，法国电影仍不敌美国电影，新世纪最初的9年，美国电影在法国市场的年均票房达5.19亿欧元，平均占比50.4%，法国本土电影年均票房仅为3.84亿欧元，平均占比36.8%。在欧美音乐、电影、广播和电视节目贸易中，美国也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从谈判模式看，“文化例外”并非“文化免谈”。在各类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文化例外”大体可分为“整体排除”和“部分排除”。前者是指缔约国将其所有文化产业排除于协定适用范围之外，目前只有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采用过；后者则仅对部分敏感领域适用。实践证明，尽管各国并不完全赞成法国的“文化例外”但大多认同文化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商业”和“文化”双重属性，因此“部分排除”而非“整体排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迄今为止，多数经济体仅将视听服务等列入敏感开放部门，不同程度保留了配额、外资股比、商业实体类型、内容审查等限制措施。加拿大在其最新的欧加自贸协定谈判中也改变立场，转向推行“部分排除”将部分文化产业排除于协定约束范围之外。
从发展潮流看，“文化例外”日益面临“数码挑战”。伴随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的界限被打破，绝大多数的文化载体，包括文字、图像、声音、音乐、表演等，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在不同领域之间快速转移。这极大便利了文化产业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加剧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但也给传统保护手段带来了更多新的挑战。比如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在线观看的巨大需求，使得进口电影的数量和播放时间限制等效果大打折扣，也提高了一国抵制国外不良文化的工作难度；网络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扩张，则给传统的图书出版等传媒业带来挑战，等等。在国际经贸规则中，传统的“文化例外”措施也与互联网规则、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等相互交织，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一国文化产业的竞争环境。
从基本理念看，“文化例外”并非“文化排外”。上世纪90年代，“文化例外”由于没有获得多数国家支持，最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并未正式引入这一概念，只是由各成员国在减让表中具体承诺是否开放文化产业。进入21世纪，法国、加拿大为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支持，将与美国斗争的场合从世贸组织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策主张也由“文化例外”转向“文化多样性”。2001年和2005年，在法国和加拿大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明确赋予缔约国有采取文化多样性措施的权力。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个WTO成员并未加入该公约，后者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才是文化多样化的基础。由此可见，无论是文化例外还是文化多样性，都不是文化排外，背后分歧仅在于是通过保护还是通过开放，来最终实现多样化的文化。
三、对我国下一步扩大文化产业开放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部署，意义重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性认识“文化例外”积极稳妥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迫切要求。
（一）顺应全球化时代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开放与文明自信之路
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文化的跨国界交流、文明的互通互鉴已经成为“新常态”，完全封闭起来走“文化自闭”“文化排外”“文化免谈”的路子已无可能。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市场是检验文化企业综合实力的竞技场一，国的文化影响力归根到底要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得到提升。以我国电影产业为例，“入世”初期各界有很多担心。但国产影业在开放后积极借鉴国际化商业运营模式，并立足本土文化和市场，改革电影制作和发行体制，组建新的院线系统，打造了很多精品力作。2013年我国电影总票房218亿元人民币，其中票房过亿的60部影片中，国产片占到33部，票房收入占比约为60%。十多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至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从61亿美元攀升至274亿美元，年均增长16%；文化服务进出口从11亿美元增长到96亿美元，年均增长25%。这充分说明，只有在开放中促交流、竞争中谋发展、镜鉴中扬特色，才能与各国优秀文化兼容并蓄，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与传播，进一步增强文明自信，促进中华文明复兴，提升国家软实力和道义感召力。
（二）权衡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发出“中国声音”
近年来，全球经贸规则面临新一轮重构，文化贸易、数字产品及其相关的互联网规则等，是各国争议和谈判的焦点问题。我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文化贸易大国，在未来规则走向中不仅有着独特利益，也已无法置身度外。在最新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方反对我方纳入具有整体排除性“文化例外”条款，双方分歧巨大。从我国利益来看，当前文化产业总体竞争力与欧美差距较大，需要适度保护并为相关产业发展预留空间，因此谈判中暂时“守多攻少”。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将很快转向“攻守平衡”，甚至“攻多守少”。我国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文化大国，在弘扬中华文化、扩大文化影响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下一步推动自身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就需要在规则制定中适度“超前半步”寻求“保护”与“开放”的动态平衡，既避免一刀切地坚持整体“文化例外”也应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为世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做出贡献。
（三）把握文化开放中的底线思维，有效管控各种风险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守住文化安全底线，是推进文化开放的重要原则。当前，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更趋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一些西方势力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在思想观念上，应树立底线思维，在涉及敏感议题的谈判中，守住可能触及的文化与制度安全红线。在开放路径把控上，应适应文化产业链条不断延长的特点，对一些市场化程度高、产业特色明显的“载体”部分适度开放，把政府重心更多放到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来。核心是适度放宽载体限制，把住“内容审查”关口。在配套措施上，可运用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安全审查、市场监管等各种手段进行保护，也可通过产业补贴等谈判，为国内主管部门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预留空间。
（写于2014年）
[1] 本文由李勇同志提供初稿，在李莉同志协助下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