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诗学的方法与厄尔·迈纳的启示

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历史考证与美学批评，前者归因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后者归属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那么，这两种研究方法自然也属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分支之一的比较诗学。当然，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说，作为不同文化语境中孕育而成诗学或文论概念或命题几乎没有相互影响或启示的可能，因此第一种方法对于比较诗学研究而言似乎没有多少意义。而美学批评是一个比比较诗学古老得多的概念，它自然不属于比较诗学，只是恰好可以被比较诗学所利用或重要。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比较是比较文学的一种观念，一种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比较的方法并不只属于比较文学。早在1886年，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就某种意义而言，获得或者传播知识的比较方法一如思想本身一样古老；就另一种意义而言，比较的方法（comparative method）是我们19世纪的特别荣耀。一切理性，一切想象力，都在主观的意义上运作，然而它们却借助诸种比较与差异，在客观的意义上从人传递给人。”“基督教传教士们正在把中国的文学与生活如此生动地带回家，带给欧洲人……自那些岁月以来，比较的方法已经被运用到除了语言之外的许多学科；而且许多新的影响已经被结合起来，使得欧洲的思想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容易比较与对照。”^[35]当然，比较文学的“比较”亦有其独特之处，即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不只是“求同”，而且还要“探异”，既有类比，又有对比。在“异同比较”中发现各民族文学的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理解、沟通和融合。比较文学由比较的方法进而扩展到所谓“阐发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法”，但这些方法均不属于比较文学独有的方法。鉴于比较诗学难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二者似乎难以分离、不可分离，于是，有学者索性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展开论述：可比性及“共同诗学”的寻求；东西方诗学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的探寻；比较诗学的阐发研究与对话研究。^[36]

正因为如此，陈跃红在《比较诗学导论》一书中并未论述比较诗学的方法，而是直接论及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思路。从比较诗学的方法到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这中间原本是应该有转换和过渡的，但陈跃红将这些都省略了。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问题首先是有关传统和现代的阐释学问题。他说：“所谓比较诗学意义上的阐释学展开，实际上就是借助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原则，立足于中国文论追求的现代性主题，以西方理论范式为参照系，以现代人的认识能力作为基本维度，以中西古今对话为方法，对传统文论从整体观念、理论逻辑、论述范畴、术语概念、修辞策略等等方面展开阐释性言说，对其各个方面的理论话语层面加以界定和探讨。”^[37]其次是对话问题，对话包括两个方面：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前者是关乎“传统诗学的现代性展开”，后者关乎“互为主体的应答逻辑”。显然，阐释和对话绝非比较诗学的独特方法，如此看来，比较诗学或许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专属方法。

果然，在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合作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作者写道：“比较文学像其他学科一样经常使用描述、解释、比较等诸多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但这些方法是所有学科所共有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独自成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只有当我用跨文化与跨学科这一观念将这些具体方法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方法整体时，才能形成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我们不讨论比较诗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而将重点放在其方法论基础上，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使比较诗学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呈现出自己的特异性。”^[38]简言之，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跨文化阐释。

近百年来，比较诗学的研究成果斐然，举世瞩目，但是，真正论述“什么是比较诗学”的著作并不多见。比较学者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有关比较诗学的研究，但通常并不在乎研究的性质和名称，这当然多少还是令人感到有些缺憾。1990年，美国当代著名日本文学、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一书，是少有的几本专门论述比较诗学的著作之一。该书“是真正的跨文化论述方面第一次着力的尝试”，“是对长久存在的诗学体系所进行的历史的、比较的论述”^[39]。因此，我们与其颇为费力地论述“什么是比较诗学的方法”，倒不如看看迈纳在《比较诗学》一书中究竟做了些什么？

迈纳的这部《比较诗学》虽然以“比较诗学”命名，但并没有泛泛到论述比较诗学的定义、原理和方法，而是从“实用”的角度探讨了比较诗学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什么是“比较诗学”呢？迈纳认为，“恰当而严格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许是不可行的。”不过，迈纳又认为，“比较诗学的种种独立的含义确实更多地来源于比较学者以及文论家们的实践活动。”^[40]原来，我们谈论比较诗学学者的实践活动就是在讨论比较诗学，我们谈论他们的实践方法也就是在讨论比较诗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