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庄子之自然与卢梭之自然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其著作《爱弥儿》以小说的形式，宣扬了自然教育的观点，被誉为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卢梭也因此成为近代自然教育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发现儿童的人”。
1.“nature”和“素朴”
卢梭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封建社会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聚集地，也在不断集聚着人类的腐败和堕落——官场气息浓重，人们虚伪狡诈，社会动荡不安。在城市生活的儿童，也成了“城市文明”的受害者。卢梭描述说，儿童刚呱呱坠地，就被束缚在又窄又紧的襁褓里，呼吸不畅，脸憋得发青，手脚不能自由活动；再长大一点，父母们就按成人的样子去打扮儿童，男孩打扮成小绅士，女孩穿起小型的贵妇服装，并给他们一些珍珠贝壳等作为玩具；孩子更大一些，就要学习上流成人世界的一些交往礼节，学会按照成人的方式去说话做事。总之，城市的儿童被视作小大人，从小就被压抑和束缚了儿童的天性。
卢梭认为，城市文明使儿童过早地失去了自然天性，并在成长的过程中沾染了许多恶习，儿童自小在襁褓中长大，成年之后也被束缚在城市的种种制度、礼节之中，自然、自由的天性早就丧失。此外，出于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的预感，卢梭更是觉得，城市中的孩子除了烦冗的交往礼节外几乎一无所知，一旦其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化，这些儿童就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因此，卢梭振臂高呼：培养自然人！在卢梭看来，王冠随时都可能被剥夺，爵位随时有可能会丧失，只有自然人是无拘束、无所畏惧的。在这里，卢梭所言的“自然人”，不是回复到原始状态的野蛮人，而是身心不受约束、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新人。
为了反对城市文明对儿童天性的戕害，卢梭在其教育小说《爱弥儿》中塑造了一个名叫爱弥儿的男孩形象。卢梭描述爱弥儿是一个资质普通，将来也会成为一种普通人的男孩。在这部小说中，卢梭表达了自然教育的理想，并对自然人的培养进行了探讨。
卢梭认为，首先应该在外部环境上给予儿童以自然。在儿童出生时，不应该用紧窄的襁褓束缚和压迫儿童的身体，应使他们着衣宽松，使他们的手脚能够自由活动；在生活环境上，不该让儿童整天待在屋子里，应该让他们亲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呼唤远处的朋友以保持良好的听力和嗓门；在生活习惯上，应该自小培养儿童适应自然甚至恶劣环境的习惯，冬天不必穿得过暖，床铺不应过软，吃的东西不必过于精细，应该以清淡为宜，儿童的玩具也不应该是一些精致的项链、珍珠、贝壳之类，一根小草棒或者一个会响动的果壳都会让他们玩得很高兴。其次，卢梭认为应该在心灵上解放儿童，不要迫使他们去学习枯燥难解的交往礼节，而应该发现他们的兴趣点，鼓励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使之在心灵上自然舒展。卢梭认为自然人的教育应该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进行，因为乡村是最接近自然的地方。
卢梭探讨了自然人的培养阶段。首先是婴儿期（0～2岁），主要进行体育教育，发展儿童的身体，并培养其坚强的意志；然后是儿童期（2～12岁），这一阶段主要是发展儿童的感觉，不提倡儿童读书，因为这一时期是儿童的理智睡眠期，这一时期的教育方法主要用自然后果法进行；接下来是少年期（12～15岁），这一时期可以对儿童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卢梭教授爱弥儿的技能是木工，因为这既符合爱弥儿的兴趣，也能使他的身体得到锻炼，还能成为将来谋生的技能；最后是青年期（15～20岁），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道德和情感教育。
综观卢梭的自然人教育思想，并与庄子相比，有以下特点。
庄子和卢梭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并且在时间上也相差了两千年，但却都提出了自然之理念。在卢梭那里是“back to nature（回归本性）”，在庄子这里则是“素朴”“民如野鹿”的状态，本质上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怀疑和批判，要求人们重返本真。庄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先看到了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使人或“殉义”或“殉利”，实际上都是对自然之性的迷失——真正的自然之人是素朴的，是无知无欲的，而文明滋生了人的各种贪欲，人们对动物进行驯化和杀戮，人与人之间也为了争名夺利而争斗相杀；卢梭则在两千年后的欧洲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是社会腐败的根源，是滋生贪欲、引起杀戮的罪魁祸首。两人都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抵制和批判。他们都认为，人类是不完美的，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也是不完美的，只有自然是最完美的。卢梭认为自然生长的儿童坚韧健康，而在城市中长大的都是一些老气横秋的儿童；庄子认为西子捧心蹙眉有一种病态之美，但东施效颦则啼笑大方。这都是由于违背了自然之故。因此，要解放人，就要向人类的自然回归。此外，卢梭的自然人教育思想存在着摇摆于自然和社会之间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以及在实践上的空想性；庄子典故中所寄托的形象，如大鹏、列子等，都需要外物的辅助，很难达到完全的自由，因此其自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色彩。
庄子和卢梭在自然观和自然人的培养上也有所不同。卢梭所言的自然更多是侧重于人的本质方面，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意味，而庄子所言的自然，大多侧重于与人为相对的、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样子，或者一种合乎规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道。在自然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卢梭想要培育的是兼具自然天性和生存能力的资产阶级新人，而庄子想要培养的是处于人类早期的与禽兽同居，无知寡欲的原始人。在教育的性质上，卢梭是以培养自然人来抗拒和革新城市中腐败的文明，他为培养自然人设计了完整的方案，并热情描绘了未来的美好前景，是一种向前看的教育，而庄子是对现世生活不满，但又不去变革，因此也不会提出系统的教育方案，逐渐与世无争，借助于精神超脱来免于现世的苦难，因此想要退回到远古时期，是一种向后看的教育。
2.“消极教育”和“无为之教”
所谓“消极教育”，就是不给儿童养成品德，只防止儿童趋于恶邪；不教儿童以知识，只防止他们产生对于事物的误解。提倡消极教育，主要是和卢梭的人性观有关。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他在《爱弥儿》中说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都变坏了。”[1]因此，卢梭说：“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2]在卢梭看来，谬见比无知更可怕。卢梭所说的“最初几年”是指0～12岁，包括婴儿期和儿童期，因为这一阶段的孩子处于理智的睡眠期，如果人为地违反了这个规律，将不利于儿童的正常发展。卢梭认为，最初这几年不教育，反而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否则会培养出老气横秋的儿童。
卢梭消极教育的主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不应该教给儿童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知识，以免其心灵沾染上邪念。卢梭认为，儿童刚生下来，心灵是美好而柔软的，只需要使之远离坏的影响，保持其心灵不受污染。不应该教授儿童以现实社会中人们所奉行和遵守的道德规范，因为那些道德都只是教会儿童如何奉承和伪装，会对儿童的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教授知识也没有那么必要，最重要的是要让儿童养成正确的概念和判断能力，掌握获得学问的工具。卢梭反对儿童对于纯知识的学习，即使接近少年，纯知识的学习也不适合，何况他认为，书本上教授给儿童的纯知识都是脱离他们生活实际、不能为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第三，卢梭认为，不能用成规来教育儿童，不能使之受到任何一种社会习惯的束缚。放任无为，才能一切有为。教育者不应该强迫儿童按照某种方式去发展或者使之做他们不喜欢的事，相反，教育者应该放开手来，让儿童自己做主，做他们感兴趣的事。爱弥儿选择的技能是木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此感兴趣。第四，在教育方法上，主要依靠自然后果法。卢梭的消极教育并不是完全的放任自由，而是要让儿童进行自我教育。自然后果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自然后果法，就是要让儿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从中学到经验，得到教训。卢梭说道，如果一个孩子打碎了玻璃，不要立即责骂他，也不要马上就把窗户修复好，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要让他受到冷风吹，使他第一个感受到没有玻璃的痛苦。儿童必须要对他所做事情的后果负责，这样才能从中得到教育，进而进行自我教育。
所谓“无为之教”，则是庄子的“无为”思想迁移到教育中所得出的，即反对求知，反对说教。庄子的“无为之教”主要是服务于“道”。庄子认为，人们要感悟到“大道”，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圣人”之境，不能靠学习知识来获得，因为道为本，学为末。第一，庄子认为，关于大道的知识是不可教不可学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3]因此，大道是不能被听见、看见或者说出来的，通过感官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大道。庄子还说，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都只是“物之粗”[4]，因此，大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基督教徒认为的那样，上帝是无所不在充塞于天地之中的，一旦人将之形象化，刻作木偶或画出画像，则不是真正的上帝。第二，庄子并不反对求知，他主张求关于“大道”的“大知”，而反对世俗的文化，即“小知”，这些小知有的是偏见，有的则是一些小聪明。第三，庄子认为，教育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违背人性自然的束缚，《秋水》篇中说：“夏虫不可语于冰，笃于时也；井蛙不可语于海，拘于虚也；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5]。“曲士”即见识短浅之人，之所以见识短浅，庄子认为是由于受到了某种或者某个教派的教育，就像井底之蛙一样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中，不能跳出来看到世界的真貌，所以，实施教育也是对人的自然性的一种戕害。第四，老子曾说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赞同老子的看法，进而认为，没有主动教育的必要，因此也提倡“无为之教”。庄子虽不提倡求知，但对技能十分推崇。《庄子》一书中记载了很多能工巧匠，如解牛的厨师、造轮的车夫、削木的梓庆等，庄子认为，学习这些技能，最接近于人的自然本性，更接近于大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和卢梭在消极教育方面是有相同之处的。二人都反对社会习惯、成规等影响儿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书本和书本知识；反对过早使儿童的精神成熟而进行速化教育；都提倡技术教育。
但庄子和卢梭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庄子和卢梭的动机不同。卢梭想要培养的是独立自主，自食其力，具有革新精神的资产阶级新人，他的消极教育不过是为了保持好儿童最初的自然天性，促成其自我教育，为将来进一步接受教育做准备。而庄子想要培养懵懂无知、接近原始状态的人民，实行无为之教，主要是使其能够参悟到大道，摆脱人世间的纷扰。其次，二者的教育方法不同。卢梭虽然提倡消极教育，但他积极肯定教育的作用，而庄子则否定教育的必要性和作用。再次，二者的实施阶段不同。如上所述，卢梭的消极教育仅仅是适应于儿童处于理智睡眠期的时段，即0～12岁，而庄子的无为教育思想则是贯穿了人的一生，没有终止的阶段。最后，二者在教育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卢梭实行消极教育，是有目的有规划的，他只是提倡不应该过早地传授知识给儿童，以免污染了美好的心灵或者违反了自然的本性。而庄子的无为而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教育，否定了学习知识文化的必要性，“绝圣弃智”，将世间所有知识都贯以“小知”的帽子加以反对，这就太过极端，实际上是不利于人的发展的。
[1] 〔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2] 〔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3] 胡仲平编著：《庄子》，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4] 涂光社：《庄子范畴心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5] 胡仲平编著：《庄子》，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