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大数据时代的“老天爷”
【本章导读】社会信用，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技术能力为支撑、以法律规则为保障的管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重要手段。信用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具有深厚的土壤基础，当今的信息技术又提供了极好的能力支撑。但技术手段的运用，务须与法律规则的建立健全同步推进。权益保护规则的健全程度，决定了信息技术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
在古代，有一个王国要选择继承人，国王给每位王子发放了一粒花的种子，约好谁能种出最美丽的花，就推选谁为未来的国王。评选时间届至，几乎所有的王子都捧着美丽的鲜花前来参选，只有一位王子带着空无一物的花盆前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被选中的居然就是这位两手空空的王子。因为所有的花种事先已被高温蒸煮过，根本无法发芽。原来，这次测试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最好的花匠，而在于选出最诚实的王子。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极则诚，诚极则圣”。此番国王选储君，以一种朴素的程序，给臣民直观的获得感：继嗣王位者乃诚信之人，四海可以归心矣。[1]
是的，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诚信之道，无远弗届。小时候，父辈总是教导我们，要多做好事，要积德行善，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因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我们幼小的心灵对一件事深信不疑，在遥远的天边，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神仙，拿着一个小本子，记着每个人的善与恶。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终于明白，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朴素信仰或者愿景，那位拿着本子记账的老天爷，只是活在人们的想象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时代，我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老天爷”，那就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技术能力为支撑、以法律规则为保障的信用管理制度。有了这套制度，我们终于能够让历史照进现实，并折射未来。
制度的土壤与根基在于文化。信用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论语·颜渊》直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为政》则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将信用列为“五伦”之一，[2]进一步确立了信用的伦理地位。
文化与制度相辅相成。文化乃属润泽人们心灵的精神范畴，对文化的培植与养育尚须具体的制度规范。《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2016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进一步规定，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不断完善诚信典型“红名单”制度和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依法依规规范各领域红黑名单产生和发布行为。
然而，我们知道，文件本身只负责指引方向，并不设定具体的权利与义务，语言的精确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较弱。例如，什么是信用，跟道德有关系吗？是不是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如何理解文件所称的“一处违信，处处受制”？如何“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在推行信用管理的社会，是否会“雷区”遍布、人人自危？未成年人犯了错误，是否会被记入信用不良名单？信用主体有异议权、消除权吗？有没有主动修复信用的可能？什么叫信用黑名单？在哪些领域可以建，谁有权建？企业可以建黑名单吗？能否制定一个通行的黑名单标准？黑名单能否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从黑名单上退出？退出与救济机制应当如何设计？在有关主体已经因失信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下，通过联合惩戒在其他领域给予处罚，是否违背了“一事不再罚”的法理原则？信息主体对信用信息是否拥有权利？如何平衡个人对自身信息自决权与信用信息合理流动的矛盾？……
二、信用治理，权益保护
如果说以上问题的描述过于抽象，我们可以举几个形象的例子：
例1 没有让座
2016年9月30日，《京华时报》发表了题为《地铁上年轻女孩没让座，大叔连骂3站路》的报道。[3]大意是说，在南京的一列地铁上，一个年轻女孩没给一位大叔让座，结果后者对其骂骂咧咧，持续达3站之久。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你在现场，觉得年轻女孩没让座是不对的，有违“尊老”之道德规范，就拍了这个女孩的照片，公开于微信朋友圈，并加上恶评，是否可以？或者反之，如果你在现场，认为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生活压力相当之大，让座是情分，不让座则是本分，大叔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人，着实可恶，就拍了大叔的照片，同样加上恶评，公开于微信朋友圈，是否可以？
例2 没有捐钱
2008年5月12日，汶川巨震，举国哀恸。中国的企业家表现出超常的社会责任感，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赠迅速突破1000亿元。但是，地震一周后，也就是5月19日左右，一个“国际铁公鸡排行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一般爆传于各大论坛和聊天室，排在该榜第一位的是三星，后面分别是诺基亚、大金、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丰田、古驰（GUCCI）和LG。但是，该排行榜发布的信息并不准确。2008年5月12日地震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公司）已决定捐款300万元。5月14日，麦当劳宣布捐款100万元。5月15日，三星电子通过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集结，跨国公司瞬间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2008年5月27日，众多跨国公司的公共事务总监、公关总监甚至副总裁齐聚商务部，要求商务部为本公司“正名”。他们除了对捐赠事实被误解表示不满外，还表示，跨国公司在华捐赠项目都需要一级一级地向总部报批，程序比较多，数目达到一定额度，还需要董事会开会决定，捐赠即便迟延，也在情理之中……[4]其他问题暂且不论，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否有“逼捐”之心，发布这一榜单是否合法？
例3 不救人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7分钟内从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竟都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被送到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进入重症监护室，已接近脑死亡。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0时32分离世。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感慨，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在快速沉沦。一方面，全社会都需要接受灵魂深处的拷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见死不救？[5]另一方面，问题在于，能不能将这18位路人“人肉”搜索出来进行道德谴责，甚至科以一定的法律责任，或者记入信用不良名单？
例4 不探望老人
2013年7月1日，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新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些内容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律”。举个例子，张三常年在外忙碌，多年未曾回家看望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将张三记入信用不良名单？
不让座、不捐钱、不救人、不探望老人……凡此种种，无疑令人痛彻心扉。但是，这些行为属于何种性质，能否科以“信用”制裁手段，在政策性文件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审慎进行。
三、人极则诚，诚极则圣
在进入法律框架内讨论之前，我们来看看信用在国外的运用。
笔者在德国访问时曾经遇到一位留德的中国学子小峦。他说，德国人脑子很“轴”，行事刻板，对于遵守规则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执着与痴迷，而且极为看重诚信。小峦学成之后留在德国创业，当时他的妻子正怀有8个月身孕。他四处找房。由于中国人做菜时油烟偏多，外国人一般不愿把房屋租给中国人。小峦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房东，是一位德国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要求小峦提交一份信用记录。在德国，信用记录可以到政府的“市民中心”去调取（类似地，上海市民可以从上海市信用信息服务中心获取信用记录，该中心2017年4月17日已经搬迁至长宁区愚园路900号）。小峦照办后，老太太拿着这份没有任何瑕疵的信用记录，随口又问了一句：“你太太是否准备生孩子了？”面对这一问题，小峦很纠结。常识告诉他，房东由于担心房屋遭到毁坏，一般不愿租房给即将生养小孩的房客。然而，转念之间，他仍然选择了如实相告。在那一刻，他以为这下子房子肯定租不成了。令他喜出望外的是，老太太居然一口答应了！对于这份惊喜的来由，有两种解释：其一，老太太喜欢孩子；其二，老太太认为，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小峦仍然选择了诚实，他一定是值得信赖的房客。笔者愿意相信后者。
在德国人眼里，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不但不构成负担，反而是轻松惬意的生存方式。相反，凡事无章可循才会使人无所适从，疲惫不堪。的确，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文化的至臻境界。让规则看守的世界，是生命的圣洁花园，是人们向往的天堂。
当正义的制度成为习惯，人们就不会再感到恐惧不安，而是安享和谐与自由。德国人对法律和纪律的恪守，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你到柏林参观夏洛特王宫，会听到下面的故事：1917年，德国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在柏林发动十一月革命时，起义者在王宫门前奋勇冲锋，伤亡惨重，可就是无一人越过草地去发动两侧的进攻。因为当时草地上竖立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4个字：“禁止穿行”。他们即使是在革命造反之时也不忘“守法”！
有关德国人“刻板固执”地坚守规则的事例层出不穷，另一个经典故事是：一群德国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科隆一条街上相邻的两个电话亭上，分别贴上“男”“女”字样，然后躲在暗处观察。结果，七八位德国男子在贴有“男”字的电话亭外排队，而贴有“女”字的电话亭始终是空着的。有人把这个故事编了下去：不一会儿，远处走来一位男青年，见这么多人排队而旁边空着，摇摇头，笑着就进入贴有“女”字的电话亭打电话。几个大学生上前看个究竟，原来是个法国人。
德国人骨子里的此种拒绝投机取巧的秉性，为“德国制造”赢得了享誉全球的名声。德国制造，已然成为全球高品质的代名词。
我国晚清名臣曾国藩践行的“拙诚”理念，与德国人的“刻板固执”可谓异曲同工。曾国藩信奉“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兵勇亦专挑拙诚勇猛之士。诚者，圣人之本，人极则诚，诚极则圣。
古今中外，正心诚意，崇法向善，无不倍受推崇。鉴此，近年来，党中央与国务院围绕信用体系建设，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本书第二章将予以系统整理。在此过程中，各地以信用建设为主题的论坛也如火如荼。
例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城市信用建设水平，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新华社和城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成为一年一度的信用建设交流讨论的盛会。2017年7月18日至19日，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信用城市、品质生活”，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和蚂蚁金服集团承办。此次论坛还设置了“城市信用治理与服务创新”“信用风险提示在市民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和实践路径”“社会信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三个平行主题论坛，组织政府官员、信用服务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等探讨相关热点话题，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自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发布以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全面实施，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归集39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和市场机构等各类信用信息约33亿条，‘信用中国’网站日访问量突破500万人次，联合奖惩机制迅速扩围，已累计签署25个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备忘录。一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高校组织等纷纷加入信用共建队伍，信用建设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与支持。”2017年6月，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被评为最具网民获得感的“放管服”十大举措之一。信用已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大效益。国有重托、业有热盼、民有合力，信用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多种信用建设探索与实践恰逢其时。
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彭蕾指出，信用体系建设最大的挑战在于信用的可信度和可用性，隐私保护是整个信用体系建设中非常致命和关键的一点，这不但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她认为，没有过硬的隐私保护能力，也就没有办法建立起健康的信用体系。[6]
的确，信用法律体系是健康的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地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制定并颁布了许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7]“信用”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性文件之中。其中，《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是全国首部关于信用的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它在《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与使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界定了“社会信用”的内涵，确立了公共信用归集和使用的基本规则，建立了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基本制度，对信息主体的权益给予专门保护，回应了多年来的社会关切。
上海运用信用联动奖惩，已取得不少成效。近期的一个例子是解决了久拖不决的相邻关系难题。据报道，关先生家住上海市嘉定区某小区，他家南侧客厅的阳台与隔壁彭先生家房屋卧室的窗户相邻。出于方便考虑，关先生擅自将阳台的玻璃围挡改成砖砌，又将原本应该安装在自家内阳台的空调外机移至彭先生家房屋前。空调开启后，关先生一家享受清凉，空调外机排放的热风及发出的噪声却严重影响了彭先生一家的生活。除了空调外机，关先生还擅自在公共走廊上安装铁门，使得三个住户的火表箱和电表箱被围在内，这又给包括彭先生在内的几位小区住户的通行带来了不便。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经小区物业调解无果后，彭先生于2017年2月向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3月2日，法院判令关先生拆除空调外机一台及铁门。判决生效后多日，关先生始终未履行相关法定义务。无奈之下，彭先生向法院申请执行。然而，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发出执行令后，关先生家的空调外机和铁门依旧“嚣张”地占据着公共空间，影响着其他住户的通行。最终，依据《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与使用管理办法》第13条（不执行生效判决的信息属于失信信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嘉定区人民法院将关先生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7年7月，关先生在外地忙完生意，像往常一样来到高铁站，准备买票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可是，这次他被购票系统“拒绝”了。关先生被告知，因为未履行法定义务，他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无法购买高铁票、飞机票继续行程。得知这一消息，关先生的爱人坐不住了，她跑到法院，缴清案件受理费，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连声道歉，并表示将依据判决结果立即拆除空调外机和铁门。不到三天的工夫，关先生家的空调外机已安装至自家阳台内，走廊的铁门也已拆除，一切恢复了原状。[8]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主持了《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与使用管理办法》的起草，深度参与了《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的制定，并以专家身份，成为国家层面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行政法规草案）的执笔人，向国家发改委提供了该条例的专家建议稿。在此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有必要将立法过程中的难点与焦点问题，以及本人关于信用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大家分享，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1] 参见罗培新：《社会信用体系不是道德档案》，载《文汇报》2016年6月3日。
[2] 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3] 资料来源：http：//news.163.com/16/0930/19/C2823EE4000146BE.html，2017年3月18日访问。
[4] 参见刘丽波、徐辉等：《汶川地震捐赠“铁公鸡排行榜”争议再调查》，载《公益时报》2011年5月10日。
[5] 参见《国人冷漠众生相：盘点近年来国人见死不救案例》，http：//news.163.com/11/1031/09/7HMCPABE00014AEE.html，2017年5月27日访问。
[6] 资料来源：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a/2017/0718/17/32506574.shtml，2017年7月20日访问。
[7] 例如，《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与使用管理办法》《陕西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办法》等。
[8] 参见吴海平：《他做了什么？竟被全国高铁系统拒绝出票？》，http：//www.kankanews.com/a/2017-07-27/0038088187.shtml，2017年7月3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