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發展與以前兩個階段相比，變化十分顯著。北方地區自早期以來所延續的南北兩個亞區的文化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時的文化類型不再是南北的差異，而是出現西北地區的狩獵者與東部地區的穴居者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各地的舊石器文化都還保留較多的中期的文化特點，如東部的仙人洞的下層^[1]，西部的薩拉烏蘇^[2]、劉家岔等^[3]，從原始技術到石器組合，都保留了早、中期以來本地區流行的小石器工業的傳統。但是隨着時間的發展，最後冰期最冷峰的臨近，傳統因素逐漸减弱，新的文化成分不斷增加，東、西兩部分的文化差異逐漸加大，兩種新的文化類型逐漸形成，即東部的穴居類型與西部的狩獵類型。

東部的穴居者，仍保留了較多的傳統的小石器工業的因素，主要是在石器工業方面。在這些洞穴遺址中發現的石製品，加工技術都比較簡單，採用錘擊技術與砸擊技術直接剥取石片，砸擊技術佔有較重要的地位。修理臺面的技術不見使用，也没有應用間接技術生産的石葉與細石葉。石器的第二步加工粗糙，多數石器種類不定型。石器技術與組合從早期到晚期的變化並不明顯。石器組合以各式刮削器佔多數，但砍砸器也還佔有一定的地位，尖狀器的數量不多，修理也很簡單，没有發現典型的端刮器。但是在這種傳統的石器工藝以外，骨、角器製造業却異峰突起，構成該種文化類型的重要因素。骨、角質材料用來製作各種生産、生活用具，精美的骨角製品代表了穴居者的技術水平。^[4]

西北部的狩獵文化則遠較前者複雜。這種複雜性主要表現在石器工業方面。在西北部的面積廣闊的草原地區，存在過多種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響，使得在該地區的狩獵文化的面貌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區域内發生不同的變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之初，本地區出現的還是與早中期小石器工業類型相差不大的文化類型。如薩拉烏蘇和劉家岔等地的發現，與中期的許家窑等相比，石器技術没有顯著的區别。但石器組合却開始發生變化，狩獵文化的工具組合中的典型種類如端刮器等已經出現，並佔有一定的地位。到時代稍晚於前兩者，距今二萬九千年前後的峙峪遺址，雖然還是延用早期的石器加工技術，但却將這種技術的使用推到了高峰。以錘擊法和砸擊法剥取了大量的形制規正的窄長、梯形、三角形石片；也用這種技術修理出器形規整、刃口匀稱、小石片疤淺平的各種石器。^[5]

距今二萬五千年前後，在晉南的中條山區和汾河谷地，新型的石器加工技術即使用間接打擊法加工細石器開始出現，並迅速發展。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下川文化。^[6]在下川文化時期，狩獵文化已經發展到成熟期。以製作複合工具爲目的的細石葉大量出現，石器組合中以典型的端刮器爲主，修理精緻的尖狀器也居重要地位，並出現專門修理爲投射器尖部的尖狀器或石鏃等。下川文化在當地一直持續發展到距今一萬三千年前後。而細石器文化因素在北方地區廣爲擴散，在狩獵文化中取代了小石器工業傳統，成爲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的主導因素。

狩獵文化中存在的另一種文化因素是石葉技術。以石葉技術爲主的文化類型在中國出現較晚，其影響也很微弱，在北方及整個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均没有充分發展。典型的石葉石器的文化類型到目前爲止，僅有寧夏的水洞溝遺址。該文化以直接打擊法，通過修理石核技術生産了大量精美的石葉，並加工出各種典型的狩獵文化工具類型。^[7]除了水洞溝以外，在一些狩獵文化類型的遺存中也陸續發現過石葉，但石葉工業的因素在這些遺存中均没有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也是一個文化發展的轉折點。與本地區早中期文化相比，文化面貌發生很大的改觀。同北方地區一樣，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南方地區内原有的東西兩個不同的文化區的界綫不再繼續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隨時間、空間變化的多種小範圍的地方型文化。文化類型的變異情况遠較北方地區複雜。

與北方地區相似之處是，該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各地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都還保留着較多的本地區早期的文化傳統。如東部地區的寶積岩，雖然發現的人類化石已屬晚期智人類型，但仍然基本延續早中期的礫石石器工業傳統，石器的形體較大，加工較爲粗糙，在石器組合中較多以礫石直接加工的砍砸器等。^[8]雲貴高原上的時代較早的晚期舊石器與本區更早的舊石器文化之間，也没有明顯的變化。在没有發現舊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存的四川盆地，舊石器時代晚期較早的文化則具有較多的礫石石器工業傳統的因素，如盆地内發現的資陽人B地點等。^[9]

隨着時間變化，時代稍晚的各地的舊石器文化則迅速發生變化。變化的一個非常顯著的共同趨勢是礫石石器工業傳統的影響逐漸减弱以至消失，各地均以石片石器爲主，石器趨於小型化，石器組合漸過渡到以刮削器、尖狀器等小型工具爲主要的類型。除此之外，各地之間的差異則日益增强。如在四川盆地和盆地的西部邊緣地區，就有兩種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類型。盆地内的銅梁的石器工業，以礫石爲原料，石製品的形體多較大，石器組合雖以刮削器爲主要類型，但砍砸器等大型工具仍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該類型顯然是適應當地温暖濕潤的森林或森林—草原環境的産物。^[10]但在盆地西緣臨近青藏高原的富林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况。富林的石製品以小型爲主，很少有超過三釐米以上的石器。石器主要以塊狀或石核毛坯來加工。石器組合，以各式刮削器爲主，還有尖狀器、端刮器、雕刻器等小型工具，基本不見砍砸器等大型工具。富林文化則是適應其附近的高山草原或森林—草原的環境而出現的。^[11]在貴州地區，雖然有些地方文化還較多的沿原來方向發展，但以猫猫洞文化爲代表的文化類型顯示了這一階段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發展的走向與水平。猫猫洞的原始居民創造出鋭棱砸擊法來加工當地的劣質原料，製作出各種精緻的石器，同時還大量地製作使用各類骨、角製品，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特徵。^[12]

東部原來的礫石石器工業區内的一些此期的文化類型，雖然還可以見到礫石石器傳統影響的痕迹，但多已轉變爲石片石器爲主體，刮削器、尖狀器等小型或中小型工具居多數的新型石器工業。北部地區在鄂西北、陝南及豫西南地區有較多的發現。在該地區從礫石工業到石片石器工業的轉變的時代早於南部，但礫石工業傳統的影響還没有完全消失。如樟腦洞的石器工業，已接近更新世之末，但在其以刮削器、尖狀器等中小型工具爲主體的石器組合中，礫石加工的大型砍砸工具仍佔有一定的地位。^[13]在南嶺以南地區，雖然石片石器的比例也在增長，但以礫石加工的砍砸器等類型仍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隨着晚期智人的出現，在距今三至四萬年，舊大陸西側各地也開始進入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此時是早期原始文化發展的最高峰。一系列新的技術出現並廣泛應用於社會生産、生活的各方面，以洞穴壁畫及各類活動藝術品等爲標志的原始意識的高度發展等均爲原始社會向新的階段飛躍準備了充分的條件。作爲這一階段在石器技術方面最突出的變化是石葉工業即克拉克的第四種模式的廣泛流行。在本階段將近結束或更早，許多地區盛行第五種模式，即細石器技術。但此階段在舊大陸的兩側仍有相當明顯的區别。石葉技術最早在中期的西亞與南非等地就已出現。到距今三至四萬年之時，石葉技術成爲舊大陸西側石器工業的主導因素，以此爲標志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因而開始。石葉工業在西歐特别是法國等地極爲發達，達到整個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發展的最高峰。不但如此，這種技術還沿着歐亞高緯地區的草原地帶一直分佈到東北亞地區。在日本、朝鮮半島等地都發現數量較多的石葉工業。然而在中國大陸却很少發現它的影響。到目前爲止，在數以百計的晚期舊石器遺址中，典型的石葉工業僅見水洞溝一處。水洞溝位於黄土高原的西北角，由此向東，在一些遺址或地點仍可發現石葉技術的蹝跡，但其在各地的石器組合中所佔的比例呈逐漸减弱的趨勢。而自早中期以來一直流行的小石器工業則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這種現象使得很多考古學者相信石葉技術的出現應是文化交流的産物，並且始終没有成爲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主導因素。與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西亞地區的晚期舊石器文化相比，没有發達的石葉工業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過程的最顯著的特色之一。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主要是在華北地區，另一突出特點是細石器技術的高度發展。細石器技術是中國舊石器技術發展的最高峰。它的出現應與狩獵經濟的高度發達密切相關。就目前已有的材料來看，細石器技術在華北地區出現的時代早，技術特徵鮮明，與舊大陸西側的同類發現明顯不同^[14]。在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工業的發展仍明顯繼承了當地早、中期的文化傳統。隨着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到來，華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已由小型石片石器工業代替了先前的礫石石器工業。但在嶺南等地，仍可見到礫石石器工業的顯著影響。

與舊大陸西側五種石器工業模式相繼出現的發展道路相比，中國大陸則一直是以第一種模式爲主體，從舊石器時代的初期一直延續到晚期。到晚期的較晚階段，僅在北方的局部地區才見有第五種模式的流行。無論是南方地區以第一種模式，從舊石器時代的開始一直延續到結束，還是北方地區從第一種模式直接過渡到第五種模式的發展道路，中國大陸早期原始文化顯然是沿着與舊大陸西側完全不同的途徑發展演化。

[1] 張鎮洪、傅仁義、陳寶峰、劉景玉、祝明也、吴洪寬《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發掘簡報》,《人類學學報》1985年第4卷第1期，第70—79頁。

[2] 黄慰文《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44頁。

[3]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環縣劉家岔舊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第35—48頁。

[4] 張森水《中國舊石器文化》，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版。

[5] 賈蘭坡、蓋培、尤玉柱《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第39—58頁。

[6] 王建、王向前、陳哲英《下川文化》, 《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第259—288頁。

[7] 賈蘭坡、蓋培、李炎賢《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新材料》,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4年第8卷第1期，第75—83頁。寧夏博物館、寧夏地質局區域地質調查隊《1980年水洞溝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87年第4期，第439—449頁。

[8] 王令紅、彭書琳、陳遠璋《桂林寶積岩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和石器》, 《人類學學報》1982年第1卷第1期，第30—35頁。

[9] 李宣民、張森水《資陽人B地點發現的舊石器》, 《人類學學報》1984年第3卷第3期，第215—224頁。

[10] 李宣民、張森水《銅梁舊石器文化之研究》,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1年第19卷第4期，第359—371頁。

[11] 張森水《富林文化》,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1期，第14—27頁。

[12] 曹澤田《猫猫洞舊石器之研究》,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2年第20卷第2期，第155—164頁。曹澤田《猫猫洞的骨器和角器研究》, 《人類學學報》1982年第1卷第1期，第36—41頁。

[13] 黄萬波、徐曉風、李天元《湖北房縣樟腦洞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6卷第4期，第298—305頁。

[14] 賈蘭坡《中國細石器的特徵和它的傳統、起源與分佈》,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8年第16卷第2期，第137—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