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爲什麽要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
重建早期中國歷史的任務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爲了打破封建的史學體系,一些學者對先秦史籍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考辨,覺得很不可靠,必須推倒重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總算有了初步的結果,若是要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則還需要進行長期的努力。爲了更清楚地説明問題,首先要瞭解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是什麽。
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 中國很早就有編寫史書的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有一些官修或半官修的史書問世。其中有些是紀年體,有些則記述帝王譜系,追溯較遠的多是從黄帝開始。最早提出古帝王譜系的當爲《世本》中的《帝繫》篇。《漢書·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班固解釋説,《世本》是“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書中除《帝繫》外,還有《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謚法》等篇,古書多有引用,可惜到宋代就失傳了[2]。其中《帝繫》篇又曾收入《大戴禮記》中。二書文本基本相同而略有出入。《大戴禮記》叙述商人先祖世系至契爲止,周人先祖世系至稷爲止;《世本》則多了契子昭明至天乙湯,稷子不窋至文王。關於楚人先世的説法也不盡相同。古本《竹書紀年》的帝王譜系也是從黄帝算起的,繼而叙述夏商周直到戰國魏襄王時爲止的歷史。而此書即出於魏襄王的墓中,是一部紀年體的通史,只是文句簡略。相比之下,《帝繫》僅寫到春秋,似乎成文比《紀年》要早[3]。成書於戰國早期的《國語》和《左傳》講述古史也多從黄帝説起,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所以後來司馬遷寫《史記·五帝本紀》也是從黄帝講起的。
一些史書把古代比較著名的領袖人物稱爲帝某或某帝。例如黄帝、炎帝、帝堯、帝舜之類。帝的本義是禘祭,首先是對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對已故首領的祭祀。被祭的神稱爲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稱爲某帝。以黄帝爲始祖的譜系中也有不少是没有帝名的,他們是不是當過首領不得而知。到了戰國五行説盛行,一些學者往往把自認爲最有名或最有影響的帝找出五位而稱爲五帝。《孔子家語·五帝》假託孔子答季康子問時説:“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是爲五帝,其名稱爲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顓頊。《禮記·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的《天文》和《時則》等也有同樣的説法,但此説影響不大。
較早出現的五帝排序見於《國語·魯語》,其中寫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大戴禮記·五帝德》假託宰我問孔子五帝的事,排序就是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這是最有影響的一種五帝説。《吕氏春秋》的《古樂》和《尊師》兩篇也引用此説。到《史記·五帝本紀》引用此説後便成爲最權威的一種説法。
還有别的五帝説。例如《戰國策·趙策》《易·繫辭下》和《莊子·繕性》等便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爲五帝。僞古文《尚書》序則以少皥、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甚至到王莽和蕭梁時期又各排出了新的五帝。主要因爲《史記》的權威,《五帝本紀》所排定的五帝爲大多數人所尊重。其中所述五帝的事迹基本上是照抄《五帝德》和《帝繫》。
在戰國時代還有所謂三皇的説法,據説那是比五帝時代更早的一個時代。有各種各樣的三皇,但没有一種説法具有權威性,内容也更加虚無縹緲,所以司馬遷没有採用。《史記》之後,歷代都有官修的史書,也都依照司馬遷所定的古史體系,這就是傳統的中國古代歷史的系統。可是有些人覺得中國歷史應該比五帝更早,起碼要追溯到所謂三皇的時代。到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時,乾脆在前面加了一個《史記補》,叫作《三皇本紀》,可謂畫蛇添足,受到一些人的批評。
其實司馬遷也是很無奈的。他明明知道有些記載是不可靠的,有些記載是矛盾的,却要想法子捏合到一起。他在《史記》卷十三的《三代世表》中説:“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虚哉!”這些話講得多麽好!説明他對於古代歷史的傳説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可是他對於那些傳説捨不得割愛,緊接着就説“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我們把他所製世表加以簡明化,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之處。例如《五帝本紀》根據《尚書·堯典》説堯把天子位傳給舜,舜又傳給禹。可是表中這三個人都是黄帝的後裔,而堯和禹是同輩,都比舜長四輩,怎麽能説得通呢?[4]至於夏商周先人的世次矛盾就更大了。顯然司馬遷的本意還是“疑則傳疑”,並没有把它看成是真實的信史。
對傳統古史系統的質疑 很早就有人對《帝繫》和司馬遷《三代世表》所擬定的古史系統提出質疑。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圖序》中説:“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説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
歐陽修主要是説世表中世次的紊亂達到了荒謬的程度,更爲荒謬的是表中把不同族系的人硬派上血親關係,説他們都是黄帝的子孫,黄帝就成了千古一系的人文初祖。封建史學體系的核心就是以帝王爲中心,帝系和世表正是以帝王爲中心的歷史觀的代表作。其實商王的始祖契和周王的始祖稷都是知母而不知父的,有點像母系氏族社會的情形。夏后的先祖也只能上推到鯀。這些情况司馬遷是知道的。他在《殷本紀》一開頭就説:“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詩·商頌·玄鳥》開頭也説:“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周本紀》開頭就説:“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悦,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大雅·生民》開頭也説:“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這裏都説得清清楚楚。可是這位太史公覺得契和稷不能没有父親,於是按照《帝繫》的説法,硬説簡狄“爲帝嚳次妃”,説“姜嫄爲帝嚳元妃”,殷人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稷這兩位毫不相干的人物便變成了同父異母兄弟,自然也都成了黄帝的裔孫!這樣編排的古史系統怎麽能令人相信呢?
對於《帝繫》和司馬遷等確立的古史系統提出質疑的不止一人,清代的閻若璩和崔述等就曾經作過詳細的辨正工作。到20世紀初年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顧頡剛爲首的一批學者以《古史辨》爲陣地,做了大量考辨古史的工作。誠如顧先生自己所説:“以考證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僞史書,自宋至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這是實話,也是謙辭。他們比以前的學者站得更高,方法更科學,而且目標明確,就是要徹底推倒兩千多年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作爲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是推倒了舊有的古史體系,真正的中國古代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顧頡剛曾經明確地指出,應該借重考古學來重建中國的古代史[5],這是很有見地的,儘管他自己並不從事考古學研究。
但是在近代考古學開展以前,有一件事情産生了極大的影響,那就是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和被確認。
[1] 嚴文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載《國學研究》第26卷,2010年12月。
[2] 清代以來有多位學者在古書中輯録所引《世本》原文,其中以雷學淇和茆泮林的兩種輯本較佳。見《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
[3] 劉起釪根據《世本》書中寫趙王遷爲今文遷,認爲成書之年應該在戰國末。見所著《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頁。
[4] 《漢書·律曆志》引《帝繫》説:“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王逸注《楚辭·離騷》,也引《帝繫》説“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可能那時所傳《帝繫》有不同的版本,抑或有人看到有矛盾而有意加以調和。
[5] 顧頡剛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説:“讀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問題的唯一解决方法》,非常高興。李先生所説的‘用載記來證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我們若想解决這些問題,還要努力向發掘方面走’,確是極正確的方法。”載《現代評論》19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