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古國歷史的重建

從夏代歷史再往前推，按照傳統的説法就到了五帝時代。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所謂五帝的説法跟戰國時期流行的五行説有關。各人的觀點不同或掌握的情况不同，就産生了各種不同的五帝説，莫衷一是。實際上那時並没有統一的國家或統一的王朝，而是小國林立，即所謂天下萬國。這在古史傳説中也是多次提到的。例如《荀子·富國篇》説：“古有萬國，今無十數焉。”《史記·五帝本紀》説黄帝時“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尚書·堯典》説堯時“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史記·五帝本紀》轉述作“百姓昭明，合和萬國”。《戰國策·趙策》説：“古者四海之内分爲萬國。”《戰國策·齊策》記顔斶對齊宣王的話説：“斶聞古大禹時諸侯萬國。”《左傳·哀公七年》也説：“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所謂萬國當然不是實數，只是説有衆多國家的意思。這種觀念差不多已經成爲先秦時期許多學者的共識。考古學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這種小國林立的局面呢？

我們知道夏代在考古學文化上屬於早期青銅時代，在它以前是銅石並用時代，絶對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1]。大量考古資料證明，這是中國歷史開始走向文明以至産生最初國家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的總體特徵是農業和手工業有較大的發展，手工業開始分化，出現了專門爲貴族生産的高檔手工業部門。從聚落和墓葬的等級分化可以明顯地看到社會的分層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員開始被分化爲貴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築起了防衛性的城墻，同時出現了用於戰爭的專門性的武器，到處都有戰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亂葬坑，有些地方還發現了用人牲爲城墻或房屋奠基或用人爲貴族殉葬的情况。這些都説明這個時期的社會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邁出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關鍵一步。在這個過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兩湖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區的崧澤—良渚文化以及燕遼地區的紅山文化，稍晚在四川成都平原也出現了水平相近的寶墩文化。在如此廣袤的大地上，各個大文化區的主體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爲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下面我將着重闡述各大文化區主體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文明化的進程與特點。

1．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這個文化主要分佈於中原的河南、山西和陝西三省，外及河北、内蒙古和甘肅的部分地區。大致可分爲早中晚三期，最後還有一個末期——廟底溝二期文化，其特徵表現爲從仰韶文化向中原龍山文化過渡的狀態，所以有時又被劃入中原龍山文化的早期。在仰韶文化早期，各個聚落的差别還不顯著，到中期即廟底溝期開始分化，出現了若干中心聚落。其中以河南靈寶的北陽平和西坡遺址表現得最爲清楚。仰韶文化分佈的主體有三個地區，即陝西的渭水流域、山西的汾水流域和河南的伊河、洛河流域，靈寶適處在三區的交匯地帶，也就是仰韶文化的核心位置。北陽平遺址有上百萬平方米，從遺址旁邊的斷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型的房屋基址。在近旁的西坡遺址應該是以北陽平爲中心的聚落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由自然冲溝和人工壕溝所構成的防禦系統，聚落的中心有兩座建築講究的大型房屋。其中的F106室内面積有240平方米，如果包括墻體則有296平方米。地面和墻壁經過多層夯築，表面還特地塗成朱紅色。F105室内面積204平方米，略小於前者，但設有迴廊，門道上也架棚，總面積達516平方米，附近還有蓄水池等設施^[2]。在聚落的南邊，隔着人工壕溝有一片墓地，其中墓葬明顯有大中小的等級差别。大墓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墓葬有15平方米。有槨板，上面覆蓋麻布，脚下有專門的器物坑。每座大墓人體的手臂旁都放置玉鉞，上面有明顯的綫切割和管鑽的痕迹，代表着當時最高的技術水平^[3]。鉞是從石斧中分化出來的第一種專門性武器，西坡墓地是最早用玉鉞隨葬的，説明當時的貴族已經握有專門的武裝，也説明當時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戰爭。而掌握軍權的首領是最有可能建立王權的。仰韶文化中期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對周圍文化有强烈的影響^[4]，是否與軍事擴張有關，值得研究。

仰韶文化中期在各地還有一些規模較大的中心聚落，如陝西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山西夏縣西陰村和河南洛陽王灣等，説明當時的社會確實走上了分化的道路。泉護村有大房子F201，其形制酷似西坡的F206，只是後半部分因臨近斷崖而塌毀了。它的前墻寬15米，F206寬15.7米，二者大小十分接近，形狀和結構幾乎完全相同。在這座大房子的南邊約300米的地方發現的墓葬M701，也是在脚下隨葬多件陶器，其中的單耳小口壺與西坡墓中所出别無二致。墓中一件穿孔石斧也可能是石鉞。同出的陶器中還有一件黑陶大鷹鼎，更是極爲罕見的重器^[5]。此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貴族中的首領級人物。河南中部嵩山周圍的閻村類型以所謂伊川缸的成年人瓮棺葬爲特點。其中心在汝州一帶。在汝州閻村有一位首領的瓮棺葬，瓮棺上畫了一幅寓意深刻的“鸛魚石斧圖”。那“石斧”很可能也是玉鉞，與靈寶西坡的墓葬隨葬玉鉞者有異曲同工之妙^[6]。洛陽王灣則發現過長21米，寬約10米，面積約210平方米的長方形房基，只是過於殘破而難於復原。附近的H421爲一橢圓形灰坑，直徑達4.5—5.5米，深2.5米，如此巨大的坑很像西坡的儲水池^[7]。這説明王灣也不是一般的聚落遺址。

仰韶文化晚期大約是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的。此時生産有所發展，地方差别明顯擴大，社會分化現象也有若干表現。在甘肅東部的中心聚落有秦安大地灣遺址。那裏出現了體量甚大、建築規格甚高的所謂原始殿堂。它有前堂、後室和東西兩厢，面積達290平方米。地面用三合土鋪砌，十分堅硬光滑。房前有廣場，有立柱等設施^[8]。這樣的房屋是前所未見的，而慶陽南佐疙瘩發現了另一種形式的原始殿堂，規模更大。陝西高陵楊官寨在聚落旁的斷崖邊一字排開有12座窑洞式的小型房屋，旁邊幾乎都有陶窑，附近還有一個盛陶器的倉庫或大型窖穴，裏面存放了許多陶器，光是小口尖底瓶就有18件之多。這裏應當是一處專門生産陶器的作坊遺址，説明當時已出現專門化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與農業緊密結合的手工業生産。生産的專門化自然會提高勞動生産率，進而加速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層化的進程。河南鄭州西山雖然是一個不大的聚落，却出現了夯土築成的城墻，可見當時對於防衛設施已十分關注。而鄭州大河村遺址遠比西山爲大，出土遺迹遺物的檔次也更高，顯然也是一個中心聚落。

通觀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情况，可以看出生産力穩步發展，實力有較大的提昇，因而有能力對外擴張，成爲一個强勢的文化。從房屋建築特别是墓葬的情况來看，比較强調軍權和王權，講求氣派（如大型房屋和大型墓葬）却不尚浮華，即使最大的墓葬，隨葬器物也不很多，缺乏高檔的手工業品。也没有看到特别的宗教遺迹。晚期大量吸收周鄰文化的積極因素並加以融合，讓人看到一種比較務實進取的精神。

2．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這個文化分佈於黄河下游的山東全境，南至江蘇北部和安徽北部，西至河南東部。其中心即位於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該遺址面積約80多萬平方米，曾經發現有許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築遺迹）和同時期最大的陶窑。墓葬從早期（約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相當於仰韶文化的中期階段）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最大的2005號墓有兩級二層臺，隨葬器物達104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等，還有若干猪下顎骨和一個牛頭骨。小墓僅有幾件普通器物，有的一件也没有^[9]。到中晚期分化更加顯著。晚期的大墓如M10有棺有椁，隨葬玉鉞、象牙梳、鼉鼓（只剩下蒙鼓的鱷魚皮鱗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還有數目不等的猪頭。這在同一時期的墓葬中是絶無僅有的。其餘的墓葬顯然級别較低，最低等的墓葬僅有人骨，没有任何隨葬品。社會的等級分化十分明顯^[10]。這個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鄒城野店、五蓮丹土村、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與大朱村等處。後三處在隨葬的大陶尊上有刻畫的原始文字。據説有的地方發現有城墻遺迹。大汶口文化也强調軍事。作爲專門性武器的石鉞在早期即已出現，但數量不多，中晚期逐漸增加，在大墓中還有精緻的玉鉞。貴族壟斷的高檔手工業如玉器、象牙器、高檔陶器等製造業甚爲發達，社會分化也更爲明顯。大汶口文化也是一個强勢文化，它同仰韶文化一起並立於黄河的中游和下游，相互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大汶口文化早期受仰韶文化的影響較多，到晚期反過來大力向西擴張，其勢力差不多到了河南省中部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區。向南則到達江蘇和安徽省的北部，並與南方的良渚文化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也是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因而實力較强的一種表現。

3．燕遼地區的紅山文化：這個文化主要分佈於内蒙古東南部和遼寧省西部，南及河北省的東北部。年代大體與仰韶文化相當，晚期發展爲小河沿文化。早期的聚落同樣没有明顯的差異，到中晚期則爲之一變，出現了整個文化的中心——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群，在約50平方公里的範圍内，分佈有40多個遺址點。其中有女神廟、大小祭壇、廣場（周邊用石頭砌築的方形山臺）和多處規模巨大的積石冢。女神廟中有彩繪壁畫，有多個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殘塊。如果復原起來，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過真人一兩倍！積石冢的規模極大，較早的爲圓形，較晚的多爲方形或長方形。每邊長約20米，用石頭砌邊，逐級收縮成三級臺階。最外邊砌的石頭内側擺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積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壯觀。每個積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並隨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時有若干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隨葬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一個等級分化的社會明確地展現在眼前^[11]。我們注意到在牛河梁附近並没有發現與之相稱的大型聚落遺址，似乎還没有建立起一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分散在牛河梁各個山梁上的衆多積石冢當是不同地方的首領級人物及其親屬或近侍死後遠道運送到這個神聖的地方來安葬的。女神廟、山臺和特大型祭壇很明顯是統一規劃建造的，也可能還有統一的大型宗教活動或祭祖儀式。這種有組織的宗教和祭祖活動，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必然會導致統一的政治組織的形成。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積石冢的遺址還有多處，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樣的規模。例如在内蒙古敖漢旗草帽山就有幾個積石冢排成一列，出土的石雕人頭像頭頂挽髻，面帶微笑，藝術造詣與牛河梁泥塑人頭像不相上下。這類有積石冢的地點當爲紅山文化的次中心所在。這些次中心跟牛河梁是什麽關係，應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牛河梁積石冢中的隨葬器物幾乎全部是玉器，雖不豐富但規格甚高。其内容主要是宗教用品和裝飾品，缺乏生産工具和武器。不過在墓葬中經常隨葬一種有刃的“璧形器”，一般爲圓角，方形、長方形或梯形，中間有大孔，三邊有刃，背端鑽一二小孔。有的學者認爲它是玉鉞或石鉞衍生而來佩於薩滿身上的神器。由此可以推知當時也許有實用的武器鉞，只是至今還没有發現。

紅山文化的經濟雖然有較大的發展，但比起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等來説還是有較大的差距。從生産工具中還有較多的細石器來看，養畜業和狩獵業顯然還佔有較大的比重。在衆多紅山文化的遺址中至今還没有發現一處大型的規格較高的聚落遺址，也與其經濟形態的特點有關。在這種情况下却能調集大量的人力資源，在一個選定的地區營建宗廟、祭壇和巨大的貴族冢墓，所能憑藉的似乎不是武力，而應當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有效的組織能力。紅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龍或熊龍，形態非常特殊，可稱爲紅山文化的標志物，論者多認爲可能是紅山人的圖騰，表明紅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統一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一經同某種權力機構結合起來，就會産生巨大的力量。傳統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説紅山文化時期已經産生某種“基於公社又高於公社政治實體”（蘇秉琦語）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爲過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難於長期支撑，紅山文化之後的小河沿文化很快就衰落了。紅山文化雖然頗爲發達，它對外面的影響却很有限，軍事色彩也不明顯。只有玉器對南部的山東地區有些影響，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響，到小河沿文化時期又受到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雙重影響。

4．江浙地區的崧澤—良渚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主要分佈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二者基本上是屬於同一文化系統的前後兩大階段。崧澤文化的年代大體與大汶口文化早期相當或略晚，此時開始出現中心聚落。例如江蘇張家港市張家村遺址，在已發掘的局部範圍内，發現在居址南北各有一片墓地。北部20多座都是小墓，南部的10多座都是大墓，社會分化十分明顯。在大墓中一般隨葬石鉞、石錛、玉璜、玉玦、玉環、玉珠和數十件陶器，普遍隨葬石鉞是其特點。與崧澤文化大體同時的安徽凌家灘文化的發展水平更高，社會分化更爲明顯。含山凌家灘墓地明顯分爲幾個墓區，其中有大貴族墓區、玉石匠等手工業者墓區和窮人墓區等^[12]。最大的墓爲07M23，其墓坑長3.45米，寬2.1米，深0.3米，規模並不算大，但隨葬器物之多而精，則是前所未見。其中僅玉器即達200件，加上石器和陶器等，總數達330件之多。其中有玉鉞、大批石鉞、石錛等武器和手工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幾件玉龜形器内放置玉簽，墓上還有重達88公斤的玉猪，説明墓主人在手工業生産、軍事和宗教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3]。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特殊玉器有玉人、玉猪翅鷹、玉龜及玉栻等。此墓地隨葬玉鉞和石鉞特别多，僅87M6就有石鉞32件之多。年代如此早的凌家灘社會發展到如此高度是很少見的。不過凌家灘文化之後的情况至今還不大清楚。至於玉器工業更爲發達的良渚文化是直接繼承崧澤文化而不是凌家灘文化，而崧澤文化的玉器工業遠不如凌家灘文化。也許良渚文化玉器工業的高度發達與凌家灘玉文化和技術的轉移有關。

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似乎有一個急速的發展，其標志可能是其政治中心的建立^[14]。這個中心不在良渚文化分佈區的中心位置而在偏於南邊的杭州市西北郊。那裏在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時期僅有個别小型遺址，到良渚文化早期就突然出現了多處遺址，其中就有貴族墳山和祭壇等。到中期更有巨大的發展，在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内逐步形成一個有一百多個遺址點的遺址群。這裏的核心是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墻的基部鋪滿石頭，上面用經過選擇的黄色黏土夯築。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臺城——莫角山，上面有三萬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説明原先應該有宫殿之類的高等級建築。如果是這樣，這個臺城便具有宫城的性質^[15]。大城的周圍還有不同等級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業作坊，有兩處專門營建的祭壇和另外的貴族墓地。在良渚港還發現有大量木樁和跳板等可能是碼頭的設施。種種迹象表明，這是一處人口密集、設施齊全而且規格很高的都城級遺址群。大城内緊靠莫角山宫城的西北不遠處有最高等級的貴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反山^[16]。這個墓地原先是在一塊小高地上由人工堆築起來的墳山，土方量將近2萬立方米。在已發掘的十多座貴族墓中以M12最爲顯赫。它有漆棺，隨葬品中僅玉器就有647件之多，其中有重達6.5公斤的“琮王”。同時還有鑲玉的漆盤和漆杯等品位極高的器物。在玉琮、玉鉞、玉柱形器和玉權杖頭上都雕刻有人形獸面紋的所謂神徽，也許即是良渚國王神化的形象。因此M12應該是一座王墓，而良渚古城即應是良渚古國的首都。

良渚文化本身可以分爲幾大區塊，每個區塊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遺址有江陰高城墩和武進寺墩，東北區塊的中心有蘇州草鞋山和趙陵山，東部區塊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東南區塊的中心有桐鄉普安橋等，南部區塊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個中心都有人工築造的貴族墳山，隨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與儀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軍事指揮權的玉鉞等。

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但遠遠高於紅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中最發達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現在具有自己獨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當統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壇最後又成爲貴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權力掌握在貴族手裏。良渚文化修城池、蓋“宫廟”、築祭壇、造墳山，土木工程之巨遠遠超過紅山文化和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水平之高也遠遠超過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同時還有漆器、象牙器、絲綢和精美陶器等高檔手工業，全部都是爲貴族所享用的，對於發展經濟並無直接的好處，但其精湛無比的手工技術和獨具匠心的造型藝術却處處閃耀着早期文明的光輝。良渚文化的墓葬幾乎都隨葬石鉞，貴族則隨葬玉鉞，差不多是全民武裝。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擴張，北到江蘇北界，西到安徽、江西，南到浙江南部，至於影響所及的範圍就更大得多。有一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説明良渚文化的擴張情况：江蘇新沂花廳村本是大汶口文化分佈的範圍，這裏早期的墓葬全部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現了大墓，且與早期墓地明顯隔開。其中除隨葬有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還有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部分陶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墓中有不少殉人，主要是兒童和個别婦女，把他們同猪狗放在一起。在其他地方的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中從來没有發現這種情况。這説明是良渚文化的戰士侵佔了大汶口文化的領地，後者的男子或戰死或逃亡。而良渚文化的戰死者則像英雄一樣給予厚葬，并且把大汶口文化居民中逃不掉的孩子和個别婦女同猪狗一起殉葬^[17]。這種情况在當時應該不是個别的例子。不過儘管良渚文化實力强大，畢竟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最終也只能像紅山文化一樣快速衰落。

5．湘鄂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仰韶文化的晚期，與良渚文化的年代相若。早在其前的大溪文化時期就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的遺址如湖北枝江關廟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牆，如湖北江陵陰湘城和湖南澧縣城頭山等^[18]。到屈家嶺文化時期便出現了許多城址，大都分佈於湖北的江漢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爲最大。這個城始建於屈家嶺文化時期，持續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時期。全城大約有120萬平方米，城垣基底寬約50米，殘高約5米，護城濠寬約六七十米，工程巨大。城内有中心居住區、宗教活動區和墓地等^[19]。屈家嶺文化時期在宗教活動區發現有祭壇和象徵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時期則有數以百計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畫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畫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進者，在這些大陶尊附近還發現有數以千計的人形和各種動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魚作祈禱狀，顯然也是進行宗教法事活動的遺留^[20]。可見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猶如良渚古城一樣，只是規模略小而已。這個文化的經濟也比較發達，同樣也很重視武裝，墓葬中多隨葬石鉞。有一個陶罐上還刻畫一位軍事首領高舉石鉞進行指揮的形象^[21]。這個文化憑藉自己的實力，曾經一度擴張到河南南部，但是後來也忽然衰敗了。究其原因可能與歷史傳説中堯舜禹時期大規模征討三苗的事迹有關。這個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時期任何文化都多，明顯是爲了防衛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後的所謂後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這一事實。

除了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灘—薛家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廣東北部的石峽文化和甘肅、青海的馬家窑文化等也都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不過相對而言，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的發展勢頭是最强的，而且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都十分明確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體進程和表現形式不大相同，對相鄰文化影響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較起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濃的，其次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發展得十分快速，在達到頂峰以後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興也驟，其衰也忽。共同的原因是過分地消耗了人力物力。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則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較淡薄，也没有那麽多巨大的工程。而且文化中心與次中心的差距並不十分突出，説明各地的發展比較平衡，整個文化的發展也比較平穩。但二者之間也有差異，這裏顯然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其結果就很不相同。

6．龍山時代的大變動：到銅石並用時代晚期的龍山時代，即從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繼續順利發展的事實上只有繼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龍山文化和繼承大汶口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黄河流域。長江中下游和燕遼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暫時轉入低谷，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對於往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有趣的是原來悄無聲息的成都平原就在這時反而冒出了一個水平不太低的寶墩文化，它有以新津寶墩爲中心的一系列城址，并且是後來更高發展水平的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頭^[22]。不過由於交通不便，它同其他主要文化區的聯繫十分有限，對當時中國主體文化的影響也小。

中原龍山文化本身是一個複合體，它包括了河南中西部的王灣三期文化或王灣文化、河南北部和河北中南部的後崗二期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陝西的客省莊二期文化或客省莊文化等一系列亞文化。其中首先發展起來的是位於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裏發現有幾個大型遺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遺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墻，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積已達280萬平方米以上^[23]。城内有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夯層中有多處奠基的人骨。基址上有大型柱網結構。從毀棄的建築殘迹中，發現墻壁上抹白灰並有彩畫，説明此建築的規格不同一般，應該是屬於宫殿級别一類的^[24]。陶寺的墓地規模極大，據估計大約有上萬座墓葬，并且分爲幾個墓區。説明城内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發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主要屬於早期。隨葬100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1%，隨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約占10%，而將近90%的小墓則没有任何隨葬品。大墓中的隨葬品不但數量多，而且規格高，有不少是表現權力和身份的，如玉鉞、鼉鼓、特磬和龍紋盤等。到中期的貴族墓規模更大，其中的M22長5米，寬3.65米，深約7米，總容積達130立方米以上。墓中木棺係用巨大的整木挖鑿而成，長2.7米，寬1.2米，厚僅3釐米，裏外均塗紅彩。棺内置尸床，墓主人即置尸床之上。墓内隨葬品有漆柄玉鉞、玉戚、玉璧、玉璜、木弓2張、骨鏃8組、多格木盒、厨刀、木案板、猪肉、帶漆木架的彩繪陶盆、緑松石和子安貝等，還有均劈成兩半的10頭猪。該墓四周近底部有11個放置隨葬器物的壁龕，其中有裝漆觚的彩畫漆箱、彩繪陶簋、陶罐和彩色草編籃筐等^[25]。如此豪華又氣派的埋葬，在同時期的墓葬中是前所未有的。山西芮城清凉寺與陶寺同一時期的墓葬中還有不少殉人的現象，它反映出當時已經出現了初步的階級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少數人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並掌握着最高的統治權力，明顯具備了國家的基本特徵。有的學者認爲陶寺爲堯都平陽的遺址，可備一説。

中原龍山文化的後期，社會發展的重心已經轉移到河南西部的王灣文化。那裏發現有登封王城崗、新密新寨和密縣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墻至今還高達15米，夯築技術有明顯的進步。而王灣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經過新寨期之後便是二里頭文化，成爲夏文化構成的主體部分。

這個時期在山東的龍山文化也有較大的發展，出現了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臨淄桐林、壽光邊綫王、茌平教場鋪、陽谷景陽岡、五蓮丹土村和日照兩城鎮等許多城址。其中較大的城子崖和桐林兩處城址均僅20萬平方米^[26]，遠比良渚或陶寺的城址爲小。不過臨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都發現有一棺二椁的大墓^[27]，開啓了往後貴族多重棺椁埋葬制度的先河。説明這時社會的分層又進了一步，在貴族中也已經有明確的等級劃分了。邊綫王的城墻基槽中有多處用人或猪狗奠基的情况。山東龍山文化的陶器製作技術的水平是最高的，絶大部分陶器是直接由快輪拉坯成型的。其中尤以薄如蛋殻、漆黑發亮、造型優美的黑陶杯最爲上乘。有些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也極爲精美。正因爲山東龍山文化的發展水平較高，所以在夏代早期才有可能發生后羿代夏的重大政治事件。而這在考古遺存中也多有形迹可尋。

7．古國或是邦國？綜上所述，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黄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以及燕遼地區都已經步入文明化的軌道，出現了許多象徵都城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國，城里人叫國人，廣大的鄉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現，就意味着小國林立局面的形成。這些小國的統治者往往握有政權、軍權、財權和神權，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級的墓葬的隨葬品就明白了。但各地的文明化進程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最後的結果也頗不相同。各國在相互的鬥爭和交往中，有的興盛了一段時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曇花一現，有的被征服或被兼并了，有的則不斷發展壯大，社會也更加複雜化，從而爲下一階段世襲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古史傳説中常常提到古有萬國或萬邦，研究古史傳説的學者則把它們區分爲不同的民族或集團。例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將其區分爲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漢民族^[28]。徐旭生的劃分與其相仿，只是改稱爲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29]。這跟幾個進入文明化時期的主體文化的分佈範圍十分接近。至於長江下游、燕遼地區和四川盆地文明化過程的發生雖略有先後，但並不很晚，而相關的傳説不多，則可能與這些地方完成華夏化的時間較晚，又不處在華夏化的中心或主體的地理位置有關。

有些古史傳説跟考古發現的情况大致相合，例如《史記·封禪書》説“黄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世本·作篇》則説是鯀作城，在考古發現中正是在這時出現了很多城址；《越絶書·寶劍》説：“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黄帝之時以玉爲兵。”考古發現最早的貴族墓葬，如在仰韶文化的西坡遺址、崧澤文化時期的凌家灘遺址和張家山遺址中所見的那樣，都是以玉鉞隨葬的，在此以前從來没有這種情况。傳説黄帝戰炎帝、戰蚩尤，堯舜禹征三苗等等，可説是戰爭不斷，也與這時普遍發現專門性武器石鉞和玉鉞以及許多戰爭的遺迹若合符節。傳説黄帝設左右大監等官職，堯舜時官職更加複雜，還有各種刑法等等，表明這時已經出現了初級形態的國家政權，這跟考古發現的情况也是基本相符的。由此説明許多古史傳説的資料確實包含有真實歷史的素地，不能一概抹殺，而要參照考古資料去重新整理。但傳説畢竟不是信史，其中往往參進了許多後人的揣測或誤傳，矛盾百出，莫衷一是。不可能拿考古資料去一一對號，這個道理應該是很明白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早期文明古國的資料可能還不够完整，它本身也還不够成熟，畢竟跟以前以血緣紐帶爲基礎的氏族社會有了本質上的區别。有人稱這個時期的社會爲酋邦，但什麽是酋邦，各人的解讀並不一致。有人參照歐洲早期的政治組織稱爲城邦更不合適，因爲中國早期的國和野或都和鄙是聯繫在一起而不可分的，不存在典型的城邦國家。我國先秦古籍多將黄帝以下至夏代以前的社會稱爲萬國或萬邦，邦是有封疆的國，國是有都城的邦。所以有的學者就把那個階段稱爲邦國時期，以與後來以世襲王朝爲特徵的王國時期相區别，不啻爲一個較好的辦法。不過商周及其以後的國家也可以稱爲邦或國或邦國，所以一些學者又傾向於稱爲古國。或者用一種比較模糊的説法，叫作早期國家也未嘗不可。而更爲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時期的國家的實質内容到底有哪些，能不能明確地概括出幾條特點。這既要做大量的實際工作，又要有更加深入的理論思考。

[1] 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 《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7頁。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 《文物》2003年第8期，第4—17頁。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墓地2005年發掘簡報》, 《考古》2008年第1期，第1—13頁。

[4] 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 《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65頁。

[5]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華縣泉護村》，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9,73—77頁。

[6] 嚴文明《鸛魚石斧圖跋》, 《仰韶文化研究》增訂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355頁。

[7]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圖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27—28頁。

[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28頁。

[9]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續集》，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41頁。

[10]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3—33頁。

[1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待刊。

[1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嚴文明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的新發現》, 《考古》2008年第3期。

[14] 嚴文明《良渚文化與中國文明的起源》,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6頁。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餘杭區良渚古城遺址2006—2007年的發掘》, 《考古》2008年第7期。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7] 嚴文明《碰撞與征服》, 《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66頁。

[1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19]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石家河考古隊《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 《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94頁。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石家河考古隊《天門石家河考古報告之二：鄧家灣》，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1] 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天門石家河考古報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頁圖一二七。

[22] 江章華、王毅、張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學文化初論》, 《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築基址》, 《考古》2008年第3期。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葬》, 《考古》2003年第9期。

[26]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20世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6頁。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葬》, 《考古》1990年第7期。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6頁。

[28] 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29]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