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表演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真实[1]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部电影叫做《白桦林中的哨所》，在这部电影中，有成人扮演的士兵，有孩子演的村童，还有一条狗。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有人就说：“成人演得不如孩子，孩子演得不如狗。”因为孩子演得比成人自然，而狗比孩子还自然。难怪有的演员就说：“千万不要和孩子或动物一起演戏。”这就引发了一个关于电影表演中真实的评价问题。

由于电影具有“物质现实的直接复原”这样一个特性，它要求演员在表演时能够做到几乎与生活形态一样的真实与自然，任何虚假与造作都会在摄影机的镜头前暴露无遗。因此，真实与自然应该说是电影表演的最基本的要求。有人说：“电影表演应该是 ‘没有表演的表演’。”从适应电影的特性，反对造作的舞台腔和虚假的、模式化表演的角度，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电影演员是不是真的就不用表演了呢？

不管电影有什么特性，也不论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特点，但电影表演仍然是表演，只不过是不露“表演”痕迹的表演，电影表演艺术所创造出来的真实，是演员艰苦努力后的弄假成真，是经过精心雕琢后的返璞归真。而这种真实不能仅仅以达到了生活形态的真实与自然为满足，它应该是以创造出人物形象的真实与情感真实为标准。狗在镜头面前完全是生活形态的真实与自然，而优秀的演员的表演，则是通过接近生活形态的真实与自然，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造出人物真挚的情感。

许多优秀演员的表演之所以被观众所称道，正是由于他们创造出了形象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展现出了他们在表演上的魅力。例如，姜文在《芙蓉镇》中所创造的秦书田这一人物，就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他不仅在总体上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感受，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人物，而且在每一个场景中都非常准确、鲜明、生动地去展示秦书田这一人物的性格。在电影中，胡玉音被“文革”中的造反派打成“富农”，惩罚她与“右派分子”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的那场戏里。秦书田这个人物对胡玉音是非常同情和关心的，他不希望胡玉音因此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他要鼓励她勇敢地面对厄运，坚强地生活下去。姜文在这场戏里没有一般化地去表演，他不是去说教、不是去劝慰，而是别具匠心地在胡玉音面前抱着大扫帚，跳着华尔兹去扫街。通过这样的表演，姜文不仅把秦书田这个人物对胡玉音的同情、关心、劝慰与期待都表现了出来，而且把秦书田这个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和他的个性也都表现了出来。表面上看来，这种抱着大扫帚跳着华尔兹扫街近似谐戏，但却展示出了秦书田心地的善良与内在的坚强。这样的表演就具有无穷的魅力，仅仅是靠接近生活形态的真实和自然是无法达到的。

在《秋菊打官司》中，巩俐的表演也是充满魅力的。她把秋菊这个认死理、一定要为丈夫讨个说法的坚强的农村妇女塑造得非常真实、可信，即使是一个镜头，也努力从人物的角度去进行雕琢。秋菊坐着摩托三轮车进了省城，她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五光十色的广告，这只是一个过场戏，但巩俐在这样一个并不非常重要的镜头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秋菊对一个从未见过的大城市充满迷惘的眼光。她表现出了一个第一次从偏远的农村里出来，进入到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的农村妇女的好奇、惶恐与紧张。她在这里的眼神不仅是真实与自然的，而且它还是这个特定人物的。这种眼神给观众带来了悬念，使观众为她在省城里将要遇到的困难感到担心。同时也就认同了她那种敢于认死理的个性。不仅如此，巩俐还非常重视对人物的情感真实的创造。当秋菊在十字路口发现和她一起来的妹妹走失了之后，她着急、担心，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巩俐在这场并不非常重要的戏里，没有放过展示人物情感的瞬间，并且表演得十分真挚，从而使人看到这个貌似粗陋的农村妇女却有着丰富细腻的感情，有着对人的关心和爱，使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使观众更加理解她、同情她，更加关心她要讨个说法的成败。

此外，由于影片风格与体裁的不同，表演上的真实也会在尺度上有所不同。卓别林的表演，虽然与生活形态的真实与自然已经相去甚远，即使是像他在《淘金记》中大啃皮鞋那样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行动，仍然使观众觉得真实可信，并且可以说是电影表演中永远的经典；路易·德·费内斯在《虎口脱险》中颇为夸张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赞赏，展现出了他表演的魅力。但无论尺度如何，都离不开形象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

只有生活形态的真实与自然，不能创造出形象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假。要想创造出人物形象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需要演员有自己对生活独特的认识与评价，有对剧本和人物切实的理解与感受，有精心巧妙的构思，还要有精湛的表演技巧。只有这样，演员才能使观众获得审美上的满足。

[1] 《大众电影》，第1期，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