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得几,或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确凿性中的不确定性[1]
В.Н.扎哈罗夫
二二得几的问题,不仅在学者会议上而且在任何会议上被提出来,都是个诡谲的问题。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算术规则,记得乘法表,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肯定被认为是个圈套。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很多人物都认为,“二乘二”是个规律,是尽人皆知的公理,是真理。这种说法往往成为固定用语,如“就像二乘二一样清楚明白”,“他很确定,像相信二乘二一样肯定无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例子中,人们都知道的不是“二二得四”,而是知道“二乘二”,就像熟知乘法口诀一样,但没有结果。都知道的是,每个人都要自己证明……算术题并没有做完:给出了题,而没给出结果。
根据算术规则(二二得四),二乘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知所措。他们承认二二得四,但却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要违反数学公理,否定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难道是要得出二乘二等于三或者等于五吗?“数学规则”、“自然法则”以及“健全的理性”有什么让他们不满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对本体意义的争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的态度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熟读哲学经典,曾经尝试研究哲学著作,用法语、偶尔用德语等多种语言读过哲学著作,但对纯理性主义哲学和纯理性认识论不感兴趣。他对新时代的哲学流派持批评态度。另一面,后来的人都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人物是哲学家。
作家自己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在他创办的杂志上需要撰写关于哲学问题的评论文章时,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斯特拉霍夫,但斯特拉霍夫在世界哲学领域有什么建树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重斯特拉霍夫在哲学领域的博学,但他自己首先承受了同时代哲学天才的尖锐批评。这样的结果是,斯特拉霍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承担了当时时代的哲学问题。
不谈他们关系的内幕,就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其中包括我写的,只谈他们就这个算术问题进行的哲学争辩。
说来奇怪,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二乘二等于几——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吵翻了,并且分歧持续了一生。
1862年8月,在佛罗伦萨的一次散步中他们就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辩。斯特拉霍夫回忆到:“您急切地向我说明,我的思想中有个您所憎恶、所鄙视而且一生都将被批判的缺陷。后来我们紧紧地握了手,道别了。”(斯特拉霍夫1973,560)[2]
表面看来他们的争论好像是出于无关紧要的小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这尽情地倾入《地下室手记》的书页;而斯特拉霍夫一辈子都想弄明白,他错在哪儿,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辩驳,他把这写进了一系列思考和辩白,如他自己称之为“观察”的文字中(斯特拉霍夫1973,560—564);他还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争辩的文章《公民》(1875—1876年,)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斯特拉霍夫1883,169—329)[3]中,以及与托尔斯泰的书信(托尔斯泰—斯特拉霍夫2003)中提到这个问题。
二二得几的问题显示出他们信念分歧之深,以及他们作为人的隔阂。
斯特拉霍夫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究竟缘何而起。“您捍卫所有人;您为了这每个人而把我牺牲了。”(斯特拉霍夫1973,561)。斯特拉霍夫看不出有何必要,也不想理解那些说二二得三和二二得五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坚持站着这些人的立场上。
斯特拉霍夫认为自己和很多人都是“对荒谬抱有敌意的人”(斯特拉霍夫1973,561),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斯特拉霍夫对庸常理性的追求。
斯特拉霍夫真诚地认为,他有对逻辑上非直接证明或引向荒谬的证明的偏好。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他:“您找到了不可原谅的论点,我经常将我们的争论归结为一点,简单地说可以这样表达:不可能存在不是二乘二一样明白的事。”(斯特拉霍夫1973,560)
斯特拉霍夫做好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解的姿态:“除了这个坏习惯,我真心承认有这个坏习惯,您给了我有力的证据。您说,世上没有人证明二乘二等于三或等于五,我显得可笑而天真,当想到有人传播并捍卫这样的观点,或说出与此相近的观点时,我就很难对此认真;因为显然,当有人说二二不是得四时,他们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想要表达其他的,而且肯定是这样。”(斯特拉霍夫1973,560)
这个“其他的”在斯特拉霍夫的语汇中是不可言传的神秘,他捍卫自己“有些冷漠的,习惯于严密的正确思想,缺少传教的热情”。(斯特拉霍夫1973,562)
他做好承认错误的姿态并且承认:“不信哲学,不信经济学,不信人类文明的任何领域,因为我不相信人,我对人感到恐惧。”(斯特拉霍夫1973,562)
最后一句话出自俄文版《哈姆雷特》,Н.А.波列沃依的译文,莎士比亚原文中没有。这句话最初是在1837年首次由彼得·莫恰洛夫上演的剧中,给当时的评论家和诗人(别林斯基、伊万·克柳什尼科夫,阿伯伦·格里高利耶维奇等)留下深刻印象,但斯特拉霍夫对人的启示理解得很浅薄,如同堕落的人秘密,而人的启示是俄罗斯文学正要表现的内容。
他不相信人并指责人:“难道人是好的吗?难道我们能不接受他的卑劣?未必!不管我们持何种观点,我们内心深处都会想起孩童时就有的回应。不管愿不愿意,有意识或无意识,我们都受到圣经的教育,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指出的完美的人的理想,都没有也不会在我们心中逝去,他已经融入我们内心。因此,当把当代人类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并问人好不好时,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不,简直卑劣到极点了!’”(斯特拉霍夫1973,562)
对斯特拉霍夫而言,人是卑劣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人是罪人,但能够如米佳·卡拉马佐夫那样重复席勒的诗句,“从灵魂的卑微中”重建人。对斯特拉霍夫而言,罪和卑劣是对人的判决;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罪和卑劣是恢复人身上的人的开始。
对斯特拉霍夫来说,“争辩是有损尊严的”(斯特拉霍夫1973,564),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力量正是在争辩中获胜,真理是在争辩中显明的。
这就是斯特拉霍夫对1862年在佛罗伦萨的争论及其结果的描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了一年半在《地下室手记》中重提这次争论。这部作品中基本的哲学思想和文本内容已经被研究过,但没有指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论战。地下室人的很多悖论性指责针对的就是斯特拉霍夫。
对地下室人悖论性的“二二得四”——“是自然的法则,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是“算术”。地下室人这样撩拨读者:“请试着反对这个结论”。不等反驳,就自己说:“我的天,我不知为什么不喜欢二二得四的法则,可数学和算术的法则关我什么事儿?”(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VI,13)[4]。他的论点是他“不知为什么”不喜欢,因为这里面没有他的意志,没有人和人类的自由、目的及生命的意义。
地下室人承认,二二得四——是最最荒唐的,是“死亡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VI,13)。
他尖锐的批评接连而至:“人是浅薄而不体面的东西,也许,想玩象棋的人,只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谁知道呢,也许,人类在地上追求的目标就在于不断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于生命本身,而不在于目标,这个目标除了二二得四外,不应该是别的,也就是说,是公式。先生们,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命,而是死亡的开始。至少人总是不同程度地畏惧这个二二得四,我到现在都害怕。假设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寻找二二得四,人为此可以远渡重洋,献出生命;但寻找是一回事,而真正找到——就令人畏惧。因为他感觉到,找到之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寻找了。工人工作后至少可以得到工钱,去小酒馆,把钱花掉——这就是一周的劳作。人呢?至少每次都能发现他在达到目的后就不知所措。他喜欢成就,而不是总能取得成就,这当然很可笑。总之,人被造得很滑稽;这一切都显然有隐含的意思。但二二得四,总还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在我看来,二二得四就是蛮横不讲理。二二得四双手叉腰挡在路中,一幅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承认,二二得四是了不起的东西;但一直这么推举它的话,二二得五有时也是很可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 VI,25)。
他的结论是不讲情面的:“最后,先生们:最好什么都不做!自觉的惰性是最好的!地下室万岁!我虽然说过,我妒忌正常人到了极点,但就我看到的他们所处的条件,我不想成为他们(虽然我并不停止妒忌他们。不,不,还是地下室对我更有利)!那里至少可以……哎!我这也是撒谎!我撒谎,因为我知道,二二得几,一点也不比地下室好,而其他的,我想要的,怎么也找不到!见鬼去吧,地下室!”(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 VI,27)。
在人际关系方面算术法则并不逞强,这里面很少有二二得四。从这点看,叙事人谈到一个女主人公很有代表性:“和这位太太简直说不通:二二得几对她从来都没用任何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 VI,343)。
1876年斯特拉霍夫在发表于《公民报》的三篇系列文章《关于通灵术的三封信》中重提这个算术争论。这些文章以斯特拉霍夫惯有的口气写出:第一篇是泛泛地批驳通灵术,另外两篇是借反通灵术发泄心头之痛:第二封信中他抱怨说自己属于被当代评论界所“践踏”和“诬蔑”之列;第三封信中回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中。对他提出一连串问题:“您相信纯数学是无可争议的吗?这些真理永远、到处都是真理,就像上古时代说的,上帝自己也不会有二二得五的结论,也不会对这些真理做出丝毫改动,您相信吗?我确信这点,也确信您对此坚信不疑,这样,不管相关的解释多么令人新奇多么重要,都可以置之不理。”(斯特拉霍夫1876,1056)[5]。
对斯特拉霍夫而言,就像当初对毕达哥拉斯一样,认为是数字在掌管世界。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位哲学家兼评论家引入了算术确切性的例子,他把这称为数学。为了推翻不可能的逻辑(二二得五)他做了各种魔术和把戏的引证,说谁愿信谁信,而他自己不相信,就像他不相信通灵术一样。斯特拉霍夫确信:“我们都能分辨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斯特拉霍夫1876,1059)。为了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怒反驳,他举了一些算术中不太常见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一定要拿黑格尔说话):“猫吃了老鼠”,本来两个分别的,现在成了一个整体。斯特拉霍夫的这种对人和自然之奥秘做出经验论解释的努力是相当滑稽的。他甚至准备接受,生活有时会呈上难以置信的算术结果,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二二得四。
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正在与通灵者争论。对于对手的观点,他以戏谑的小诗加以讽刺。诗中“通灵术”都是与“胡扯术”押韵,再加上修饰语“我们的”“众所周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971,629;按作家手稿修改)[6]。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斯特拉霍夫与信奉通灵术的人的论战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态度未必公允,但他们性格和文笔的不同确实使他们彼此埋怨。斯特拉霍夫承认,对于作为人和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让他反感。”(斯特拉霍夫1973,564)。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厌其烦”地愤怒揭露这类无论在生活还是创作中都不冷不热的人。
在1880年12月3日写给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卡萨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他的报纸《俄罗斯》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您的文章写得很明确,思想表达得也很完整。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二二得几的问题……但您别指望人们理解您。现在人们喜欢抽象复杂和拐弯抹角的东西。二二得四看来是公理,这是自相矛盾的,而拐弯抹角的和矛盾的东西看起来就是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 XVI-2,251)。他接着说:“死人在宣讲生命,可您看着吧,人们听死人的,却不听您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03—2005 XVI-2,252)。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战略眼光是,作家不必等读者理解。转向读者时,他塑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荒唐和荒诞常常表达出本质,确凿无疑的变得有争议,明确的变得神秘,简单的变得复杂。这个世界公理是自相矛盾的,而悖论则可以成为真理。规则变成打比方(就像二乘二),结果可能是四,可能不是四,甚至是五。
作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意识到欧几里得世界的界限,预感到罗巴切夫斯基几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认识到物理学原理在形而上学领域的有限。
从《穷人》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涵盖一切的创作模式,其中作者的意思是隐藏的(托波罗夫1982,128)[7],艺术世界的创作遵循普遍的规律和法则,使幼稚的读者可以读懂,向老练的研究者显明。这个世界中,二二得几不是算术问题,而是诗学问题,确切地说,是诗人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想向读者证明二二得四,像斯特拉霍夫所做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以悖论引发读者的好奇,以荒诞的论断吸引读者注意。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巨大分歧。斯特拉霍夫直接对托尔斯泰谈到自己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托尔斯泰——斯特拉霍夫 2003II,502,647,652,-654)[8]。虽有恭维,但他还是在信中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建立在“二二得四”基础上的优雅美学和正确诗学上来,当他明白这种呼吁毫无效果时,最后说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拉霍夫1940,271)[9]。
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了建立在“二二得四”基础上的传统诗学,他的诗学建构在完全不同的冲突和情景之上,他更喜欢悖论和从荒诞中得出结论,或者“引向荒诞”,他认为,用斯特拉霍夫的话说,将思想引入荒诞可以表达另一种东西。这正是事物的相反面,其数量之多让屠格涅夫感到困惑,同时代人也证明了这点(托尔斯泰С.Л.1956,315-316)[10]。
二二得五是他诗学的原则之一,这种诗学可以使他将自己隐藏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其中包括在怀疑的熔炉中发出对上帝的赞美,与以“数学方式”否定自由、否定上帝、否定基督的观点相对立,证明那个亘古的理想。
(张变革译)
作者简介
扎哈罗夫(В.Н.Захаров,1952—)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现为俄罗斯人文社科基金会副主席,同时任教于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俄语系。扎哈罗夫长期担任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会副主席,自2013年起任国际陀学会主席。其研究领域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遗产、文学理论、文本学等。扎哈罗夫长期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档案研究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教传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主要陀学研究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体裁系统:类型学和诗学》(1985)、《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角度》(1994)等。扎哈罗夫在长期进行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出版了14卷本和18卷本两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尤其是18卷本(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18 т.М.,2003—2005),以其对文本考证的精确及资料的详实为学术界所推崇。
译者简介
张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著有《精神重生的话语体系》,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合译),编有《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1] 本文系俄罗斯著名学者、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为《世界文学》提供的特稿。该文的基础是扎哈罗夫教授在“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第14届年会”(那不勒斯,2010年6月10日至20日)上所做的报告。进入本书有修改。见:《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第265—274页。
[2] Страхов Н.Н.Н.Н.Страхов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Статьи,публикации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Л.Р.Ланског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86.М.:Наука,1973,с.560.([俄]斯特拉霍夫Н.Н.《斯特拉霍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政论文及兰斯基的注释》,《文学遗产》,《陀思妥耶夫斯基,新材料与研究》,第86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3] Страхов Н.Н.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Федоре Михайловиче Достоевско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Т.I.Биография,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х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с портретом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приложениями.СПб.,1883,с.169—329.([俄]斯特拉霍夫Н.Н.《回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生平,通信及笔记注释,带陀思妥耶夫斯基照片,彼得堡,1883年,第169—329页。)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4]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18-ти томах.М.:Воскресенье,2003—2005.Т.I-XVIII.([俄]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18卷本作品全集》,莫斯科,星期日出版社,2003—2005年,第6卷,第13页。)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卷数及页码。
[5] Страхов Н.Н.Три письма о спиритизме.Письмо III.Границы возможного.// Гражданин.1876.№ 44.22 ноября,с.1056—1059.([俄]斯特拉霍夫Н.Н.《三封关于唯灵论的信,第三封,可能的界限》,《公民报》,1876年,第44号,11月22日。第1056—1059页。)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6]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Неизданны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и тетради.1860—1881 гг.Т.83.М.:Наука,1971.([俄]《文学遗产,未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1881年间札记》,第83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7] Топоров В.Н.Еще раз об“умышленности”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Finitis duodecim lustris:Сб.ст.к 60-летию проф.Ю.М.Лотмана.Таллинн,1982,с.128.([俄]托波罗夫В.Н.《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谋”》,《Finitis duodecim lustris(拉丁文,原意是“当12岁时”,为戏谑性表达):洛特曼教授60周年纪念论文集》,塔林,1982年,第128页。)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8] Толстой Л.Н.-Страхов Н.Н.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писки.Т.I-II.Оттава-Москва,2003.([俄]托尔斯泰Л.Н.,斯特拉霍夫Н.Н.:《托尔斯泰—斯特拉霍夫通信全集》,第1—2卷,奥塔瓦—莫斯科,2003年。)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9] Страхов Н.Н.Письма Н.Н.Страхова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му.Публикация А.С.Долинина.//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Под ред.Н.К.Пиксанова и О.В.Цехновицера.М.-Л.:Изд.АН СССР,1940.([俄]斯特拉霍夫Н.Н.《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А.С.多里宁整理发表》,《60年代。文学和社会运动史,Н.К.皮斯卡诺夫及О.В.采赫诺维采夫编辑》,194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0年。)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
[10] Толстой С.Л.Очерки былого.М.:ГИХЛ,1956,с.315-316.([俄]托尔斯泰Л.Н.《旧日随笔》,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15—316页。)出自本书的引文以括号内标出作者、出版年及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