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屈彊的革退与中国妇人会的分裂

屈彊与杜成淑的往复信件中，都有对于名誉的考虑。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屈氏的说法更实在，杜氏的牵扯到男女学界与中国妇人会，倒好像是大言欺世、汗漫无归。其实并不尽然。当年此事在国内流布之广，南北各著名民间报刊均有报道，甚至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也腾出大量篇幅予以转载、评论，已说明其确有引人注目之处。

先说此事对屈彊的影响。其投书杜成淑是在1907年2月22日（初十）。四天后，即26日，北京的《顺天时报》便发表了《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彊密书》。同日，该报《学生轻薄被革》的新闻中称：

有译学馆学生屈彊，致中国妇人会杜女史书，词涉勾引。经杜女史函禀该馆，现经该馆将学生斥革。

以下抄录了杜成淑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章梫的往来书函以及译学馆牌示。杜函简述了屈彊“以私书暗投，意存勾引”以及此事的关系重大，表明：“淑为四川女学堂学生，又为中国妇人会书记，能不[不能]堪此奇侮。”故将屈氏原信呈送，“听候办理施行”。此信与其登载报章的答屈书一样，均未署日期。但根据章梫十二日的复函称，“学生无状，本日上午业已悬牌斥退”，可知杜书前一日应已写就，那正是屈信递到的第二天。译学馆的“办理施行”也如杜成淑所期望的相当迅速，牌示曰：

丙级学生屈彊违犯本学堂规章第八节，访查属实，着即斥退，以端士习而重学规。特示。

这里，屈彊私函关系译学馆名誉，并因京师大学堂为全国教育之表率而关系男学界的说法，已得到证实。而此条包含了公文的报道，也是有关屈彊事件见报率最高的一则。以笔者有限的查阅，诸如北京的《北京日报》、天津的《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上海的《申报》[1]上，都有大同小异的新闻稿。

而对于屈彊来说，杜成淑的公开信不只令其声名败坏，更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前程。在被译学馆革退的绝望之余，屈彊公开发表了《覆女学生杜成淑书》，末尾声言：

予誓将适彼自由出产地，以呼吸文明新空气，且以祓除此不祥。

这一回，屈彊与他所征引的屈原似乎唱了反调，“陟升皇之赫戏”更坚定了他远离“旧乡”的决心。京师甚至中国已是让他伤透心的不祥之地，他发誓要到真正能够自由交际、恋爱与结婚的西方去，享受文明生活。此愿望好像本来也有实现的希望，而且，按照京城报刊的说法：

屈生是译学馆监督得意门生。监督深恐此事为学部申斥，所以劝他出洋。日昨已经出京。

《（北京）时事画报》为此刊登了一幅《屈彊出京》图，画家眼中的屈彊，“观其神色，依然如旧”，似乎毫无悔改之意。于是，临别赠言，“送给他四个字，千万别忘了敦品励学”[2]。这也代表了北京各界的一致态度。

不过，当年神态自若出京的屈彊，此后却改名“屈爔”，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3]，这些经历仍耐人寻味。推测易名的原因为，“屈彊”已是一个给他带来耻辱和痛苦记忆的名字，1905年入读译学馆修习英文的屈氏，最顺理成章的留学欧美的志愿最终未得实现，凡此，应该都与杜成淑拒其私函、公布天下有关。因此，肯定此事至少部分地改变了屈彊的人生道路，大约距事实不远。至于屈氏归国后的辗转服务于各公私单位，则表明其疏狂、不安分的个性始终未变。

而从杜成淑一面考察，其公开屈信的本意是在表明心迹光明磊落，绝无不可告人的隐情，以维护本人、其父为发起人的四川女学堂直至中国妇人会的清誉。这在其公开信的署名上冠以“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之称，已可分明见出。不料，此举的效果与其初心可说是南辕北辙。杜氏所用名衔显然留给人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致其起意保护的中国妇人会反自觉受杜牵累，而做出了令人意外的激烈反应。

1907年4月1日，《北京女报》在“来函照登”一栏，刊载了中国妇人会驻京干事钟英、会员庆哲英等人署名的《中国妇人会之分离》短简，全文如下：

去年廖太夫人，因募金山华侨赈捐，起发中国妇人会。一时热心女士，甚表同情，会员总数，约数千人。今年正月北京支会有会员□□□，因筹赈江北灾民，风潮陡起，有碍本会名誉，遂与本会稍存意见。正拟会议除其会籍，伊旋另立一会，名中国妇女会。从此两会各谋发达，不相干涉也。[4]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廖太夫人为中国妇人会发起人，担任该会三总裁之一。其儿媳钟英（稚珊）为南洋分会总会长，驻上海；《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夫人英淑仲为北洋分会总会长，驻天津。而1906年举行的选举中，钟英还“暂摄北京执行干事”[5]。至于信函中所言“风潮陡起，有碍本会名誉”，直闹到欲“会议除其会籍”，意见可谓大矣，绝非“稍存”可拟。但此件隐去姓名，藏头露尾，孤立来看，实不易明其所指。

不过，在此之前，1907年3月18日的《时报》上，已出现过一篇题为《中国妇人会募赈余谈》的“来稿”。此文开头即辨白江北赈捐乃出自英淑仲提议，而嘱北京执行干事钟英同时举办。“嗣有杜君夫人，力主卖图之说，而该图亦已刊就。妇人会同志，以其关系本会事件，自应到场监视，以保持本会名誉。尤幸风气渐开，不但无稀微之阻力，而且有踊跃之捐助。”事情到此，似乎是皆大欢喜。然而，该文的主旨并不在争创办善举之权，故下文笔锋一转，单就“此次有美中不足之一事”立说，而揭出杜成淑之名。

文章花费大量笔墨，龂龂分辨杜成淑及其母黄铭训（君仪）并非中国妇人会会员，二人姓名不见于册籍。“迨此次江北募赈，杜君伉俪，一片热忱，出而代该会担任组织，故女公子成淑，始于今正月，由其父母力保，暂充该会卖图处临时义务书记。后因此次募捐，获著速效，故会中同人，暂举杜君夫人为临时招待员。所以该会职员名单上，此次始经登有黄君仪者，盖以其能尽义务，为本会临时所特许也。”而按诸事实，早在琉璃厂卖图募捐之前，1月30日的《大公报》上，黄铭训已与钟英共同以“本会驻京干事”的名义，刊登《中国妇人会募赈江北灾民启》，是黄氏不仅在会、且有任职的确凿证明。所谓卖图之后始举为临时招待员的说法，显然完全不能成立。

但中国妇人会一方对此执意强调，不只著文刊载于国内报刊，而且因东京出版的《中国新女界杂志》转发杜成淑答屈彊书时，照录了“中国妇人会书记”的名头，也要以“南洋分会”的正大名义跟踪追击，隔海投书，辩称“实非果有其事”。反倒让人疑心，此中另有隐情。因为，以常情而论，即使退一步，承认中国妇人会所述为事实，即杜成淑仅为“临时义务书记”，那么，各报的冠名也不算大错。该会南洋分会信中所言，“今京津江沪间，贵杂志日益发达。窃恐因此误会，反为贵杂志价值之累”[6]，因此也更像是危言耸听。这当然是局外人的冷眼旁观，而与中国妇人会领袖的感受截然不同。

不过，关于黄铭训与杜成淑会籍的辩白仍然不是这一文一函的主眼，《中国妇人会募赈余谈》作者最关切的其实是“不意突有屈彊投函杜成淑一事”。虽然撰写者努力表示大度，称：“此固为个人私德，于该会全体，无甚关系。且不论杜成淑之尊重道德，未可干犯；即使果有不慎，于该会名誉，亦何所损？”但其心心念念所系，实在杜氏已令该会名誉受损，这又与“成淑之事，既经呈诉学部，并译学馆，又复腾于报纸，均称系妇人会书记”相关。所以，代表该会的文章作者极力“分晰‘临时义务’”这些在外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字样”，意在要众人明了杜与该会并无干系。此中的深刻用心，在篇末也有道及：

惟中国女界，黑暗已极，尽此进化萌芽，而骤来最生障碍之问题。若不力为辨正，窃恐贵族女界，因而疑虑，顿生阻力，反使冒险万难、牺牲购取之中国妇人会，因个人而成破坏，则二百兆女界前途之发达，更且绝其希望矣。……窃意杜成淑一事，于女界前途，有至大关系。在该会同人，固有规则可绳；然似此败坏之干累，亦不得不严筹所以分别对待之方也。

这样，口头上说是“对于杜成淑一事，自应力任保护，虽系临时会员，而该会有维持成全之责任”，但实际上该文已将杜置于品行有亏的嫌疑人之列，而在各报集注于屈彊操守不端一节时，率先对杜成淑公开发难。

不过，《时报》《大公报》《北京女报》以及《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由中国妇人会提供的各文，也只是该会内部矛盾的公开化，此前必定已有龃龉。杜家的反应也相当迅速，那就是另立中国妇女会。1907年3月6日的《顺天时报》上，已出现由该会具名的开会启事。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女界伟人”“中国妇女会发起人杜铭训女士”，并记录了她对于创办此会的说明：

现今又改立中国妇女会，无论妇人、女子，都可入会。因从前妇人会，女子碍难加入，意思还嫌狭小。一面仍由廖女士绥理妇人会。以后是否归并，再作道理。[7]

关于中国妇女会的成立经过，姜纬堂已有考辨[8]，此处不赘。

而在这场由外转内的冲突中，当事各方，无论是屈彊、杜成淑（及其背后的父母），还是中国妇人会，其所力求保护的名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害。屈彊也许还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其他人的受伤害则颇为无辜。问题是，污水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主本人或原来的同志所提供，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1] 分见《北京日报》1907年2月26日《译学生与女学生交涉》等，《大公报》2月27日《屈彊致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女士私函被革之丑行》, 《盛京时报》3月3日《学生界之异闻》, 《申报》3月5日《学生轻薄被革》。

[2] 匡墨庄画《屈彊出京》, 《（北京）时事画报》2期，1907年3月下旬。

[3] 据现居浙江平湖的顾国华先生2003年7月24日函中提供的《平湖采芹录》（1915年葛嗣浵刊）、浙江文史研究馆编《敬老崇文》书中屈伯刚简历复印件，以及柳和城《屈伯刚三设书肆》（《苏州杂志》2000年1期）等资料：屈伯刚（1880—1962），名彊，又名爔，字弹山，浙江平湖人。自幼在吴中外祖家长大。1895年考中秀才。1905年入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两年后被革退。随即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经考核，被清政府授予举人衔。民国初，在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实业部、农商部任参事、佥事，后在江苏、浙江地方政府中任职。离开政界后，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大中学校，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安徽通志馆编纂，又在北京与苏州开过书店。1953年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著有《诗经韵语》《诗经韵论与韵补》《管子韵语》《读管小言》《广韵吴语证》《嘉兴乙酉抗清记》《宋诗纪事拾遗》《弹山文集》《弹山诗集》及未刊回忆录《望绝自纪》等。

[4] 《中国妇人会之分离》, 《北京女报》,1907年4月1日；又见次日《大公报》。

[5] 见《中国妇人会章程》, 《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1907年4月；《中国妇人会选举名单》, 《大公报》,1906年10月4日。

[6] 《中国妇人会南洋分会来函照登》, 《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1907年4月。

[7] 《游白云观记》, 《顺天时报》,1907年3月6日。

[8] 见姜纬堂《中国妇女会报》，姜纬堂、刘宁元主编《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82—9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