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书选了十九部（篇）外国文学作品。限于篇幅，短则全收，长则选择相对完整的重要章节，每部（篇）前有作家作品简介，介绍原作整体面貌或所选部分与全体之关系，后面适当开列供延伸阅读的参考文献。编者根据自己体会设计了若干思考题，激发读者与编者、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译者、读者与身边朋友的对话与交流。

欧美文化源远流长，论起发端，则有“两希”之说，即希腊与希伯来，其实这两大文明本身及相互关系异常复杂，流衍于文学，更其纷繁，求一二片段，以概全体，几无可能。编者姑从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名著《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中选出《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一篇为线索，而以柏拉图《裴洞篇》及圣保罗《哥林多前书》为参考，引导读者循此方向深入探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推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首倡“轴心时代”之说，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处于北纬30度上下的古以色列、古希腊、古印度及古代中国一起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和“终极关怀的觉醒”，突破了各自文化的原始形态，从而深刻塑造了此后西方、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原始文明之成功突破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则迅速式微，成为文明的化石。

与上述无论是否经历过“轴心时代”洗礼的各大文明相比，世界各国近代文明基本都在文艺复兴之后才渐趋成熟。现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显得古色苍然的英国，其文明和文学的充分成熟要到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登上文坛才谈得上。18世纪的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的小说，蒲柏等人的诗歌，约翰逊博士的辞典编纂与文学批评，则进一步发扬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伟大传统。维多利亚一朝（Victorian era，1837—1901）更称繁盛，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古代和近代的英国文学一起得到广传，历史小说大师司各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湖畔诗人”，拜伦、雪莱等“恶魔诗人”，女性作家简·奥斯丁和勃兰特姐妹，以及狄更斯、高尔斯华绥、毛姆、亨利·詹姆斯和以弗吉尼亚·沃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贝瑞文人圈”（the Bloomsbury Group）、诗人艾略特，皆有声于世，作品足称经典。本书只选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一则短篇《悲痛的往事》，以及曾经供职于印度殖民地的乔治·奥威尔的随笔故事《射象》。这两位都身处英国文明核心，又对此文明深具戒心，并时常反抗，但也因此愈加显出其文明之精髓。他们都被目为“异端”，但究竟何为英国文学的正宗和主流，也颇难言。

盖真具创造力之文学，其绝大多数优秀作家均含“异端”色彩，亦即富于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而其文明和文学之全体即由此众多“异端”汇合而成洪流。

法国文学群星璀璨，瑰丽多姿，深为中国读者所喜爱，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大小仲马、缪塞、波德莱尔、瓦雷里、罗曼·罗兰、加缪、萨特和“新小说派”在中国一直拥有众多读者。这里只选了同时代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即雨果《九三年》之《沉思中的郭文》一节。题目为编者所加，从中可以窥见这位法国文学巨匠对影响法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革命”的经典思考。另外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结局《爱玛之死》，标题也为编者所加。《包法利夫人》是世界小说艺术巅峰之作，晶莹剔透，遍体珠玉。之所以选这场戏，并不仅仅考虑它是全书结局和高潮，更因为它似乎最能表达作者对包法利夫人的盖棺论定，以及由此透露的对当时法国社会精神状况的辛辣讽刺。另外读者也可借此了解小说艺术大师们精湛的“结尾”或“收场”之手段。

俄罗斯文明也颇晚熟，最早至罗曼罗夫王朝（1613—1917）中期的罗蒙诺索夫、冯维辛等才告奠基。俄罗斯在地缘上介于亚欧之间，文明也兼得两大洲之长，一旦萌芽，即发荣滋长，后来居上。降至19世纪，更大放异彩，涅克拉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相继登场，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是两座巍峨的巅峰，至今令人感到钻之弥坚、仰之弥高。这里选了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数节，即《聂赫留朵夫老爷》《初恋》《聂赫留朵夫的犯罪》和《玛丝洛娃的哲学》，标题全是编者所加，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作夫兄弟》的《叛逆》一节，略见两位大师探索人类心灵之广且深，及其艺术手法之精妙卓特。此外还选了契诃夫《带叭儿狗的女人》和十月革命后去国的布宁《旧金山来的绅士》，都是短篇，也都继承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传统。

由于种种关系，在世界文学中，中国读者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感情最为深厚，即使编者选得再多也不足以满足读者胃口。这里“破例”选了大批评家别林斯基一篇关于俄罗斯文学概观的著名长文，并附录了他晚年与果戈理决裂的公开信。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艺术上无人匹敌，别林斯基在世界文学批评史上也堪称独步。编者所以选入批评文章，一则想借此弥补无法尽传俄罗斯文学雄姿之遗憾，一则也希望读者以别林斯基为楷模，做一个热爱文学而又不失自己独立判断与批评精神的够格的作家之诤友。

德国居欧洲中心，近代以来由于同时得到阿尔卑斯山南麓希腊文明和爱琴海沿岸希伯来文明之灌溉，其哲学和神学思想一直为欧洲文明之冠，文学上也先后出现了莱辛、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海涅、里尔克、托马斯·曼、黑塞等一大批巨擘，但本书只选了奥匈帝国时期住在布拉格的犹太裔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判决》。有人说尼采结束了近代欧洲文明，卡夫卡才真正开启了现代文化新流，语虽夸张，却也指出了卡夫卡小说对现代人类心灵状况的深切把握和艺术上迥异前贤的独特创造。

波兰始终处于欧洲诸大国包围之中，多灾多难，但其文明之光焰不可小觑，这里所选显克微支代表作《灯塔看守人》最能见出波兰民族国力虽弱而精神足可傲人的特点。选文是施蛰存的白话译本，另可参见“周氏兄弟”的文言译本，或可有助一窥我国作家翻译外国世界文学两个阶段的不同策略与风格。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又有其流传有序的本土悠久之传统和独特之民族精神。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亚洲各国中率先学习西方，善于模仿，也勇于推陈出新，文坛上一时名彦辈出，甚至有“小希腊”之称，反过来给中国现代文化以极大滋养。这里选了芥川龙之介《地狱变》，当然只能尝鼎一脔，好在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由来已久，成绩斐然，读者不难由此拓展，上下求索。

美国文学名家选得较多，从梭罗《瓦尔登湖》片段到威廉·福克纳短篇《献给爱米丽小姐的玫瑰》、艾萨克·辛格《傻瓜吉姆佩尔》、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片段直至厄普代克短篇《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场》，包含了美国文学建立自我精神之初到海纳百川、变化多端以至引领世界文学风尚的不同阶段。

中国读者知道拉美作家，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时“拉美文学爆炸”震惊世界，中国文学也刚刚结束十多年沉寂而进入“新时期”，对拉美作家格外心有戚戚焉。许多作家对拉美文学的兴趣甚至超过对欧洲和北美文学的关注，比如“寻根文学”和“先锋派作家”。这里只选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与中国有联系的名篇《小径分叉的花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是外国文学的中文翻译，严格说来就不是外国文学按照其各国语言呈现出来的本来面目，而只能是用中文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即便如此，本书也绝不能反映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取得的整体成就，比如大量的诗歌与戏剧，比如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北欧、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均付阙如。好在我们这里不是编文学史，也不是提供世界文学的一个完整读本，只是想引起读者进入汉译外国文学广阔天地的兴趣。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中国近、现代文学以翻译外国文学揭开序幕，这是稍稍知道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承认的不争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外国文学更是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文坛的一项主要内容，许多能文之士都直接间接参与了译事。当时特点，一是译才众多，有专门的文学翻译家，有作家兼翻译家，有自己不懂外文而和别人合作的译手。二是取材极广，年代、国别、题材和体裁均不拘一格。三是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译者是有所为而从事翻译，比如为了吸取域外新的文学养料，或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或纯粹为了好奇并赚取商业利润。四是翻译的渠道五花八门，或直接从原文翻译，或“转译”，即借助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其他某种外文译本用中文进行再度翻译，或“重译”，就是一部作品先后或同时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或为无意的重出，或为有意的竞争。翻译方法也因人而异，有忠于原文的“直译”，有杂糅译者理解的“意译”，还有大量既非直译亦非意译的改写和编译——也许可以称之为“译作”，即翻译兼创作。

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翻译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学革新敲响了锣鼓。中国新文学草创之初，因理论先行而创作滞后的尴尬，几乎一致将目光投向外国文学的翻译，白话文写作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直接学习外国文学，或间接学习外国文学的中文译本，或从外国文学的中文翻译行为中有所领悟。[1]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经是近代以来汉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他们登上文坛之后，有的始终翻译不辍。重要作家如鲁迅，甚至把翻译外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生命线，认为一旦停止翻译，中国文学就会“由聋而哑”，断了运送精神食粮的渠道，自己说不出话来了。[2]当代中国虽然没有像现代时期出了那么多翻译大家，但作家们借助中文译本，往往也能对自己所倾心的外国文学如数家珍。

因为有这种自觉，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在世界范围内极具特色，其规模以及对本土文学的贡献为其他国家所罕见。一百多年来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翻译人才，以及大量外国文学的汉语译本。时间上，从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和印度文学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几乎无有遗漏。国别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家的重要文学作品。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都拥有不止一种译本。经过数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读者面前呈现了比较完整的世界文学图景，大量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得以透过现代汉语欣赏到世界各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流派和不同体裁的名篇佳作，与千万里之外不同文明圈里的人们心心相印。

持续的翻译拓宽了中国文坛眼界，使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从封闭的本国文学传统转移到无边无际的世界各国文学，鉴赏、创作与批评的参照系为之一变。现代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对本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借王国维的话说，其意义盖超过汉唐佛经翻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3]。中国文学从此开始真正走进世界文学大家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真正在中国文学里发生了。

外国文学翻译在进行过程中不断遭遇的问题，以及翻译界、创作界和批评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本身的自觉。

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要翻译？应该选择怎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来翻译？在选择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语种的外国文学进行中文翻译时，会暴露出怎样的“翻译的政治”？欧美大国的文学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对现代中国是否存在不同价值？外国文学哪些方面容易与我们沟通，哪些方面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传统而不易为我们所理解？怎样才是理想的翻译语言？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引发的语言问题？中国作家自己的语言追求和翻译文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仍然是外国的，还是已经融入汉语文化圈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和现代中国作家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关系究竟怎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构成现代中国人在阅读任何一部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时无法摆脱的阐释学所谓“前理解”，也成为现代中国人看待本土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

读者倘能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具体作品的阅读，相信更能发生阐释学所谓“视界的融合”，与作者、译者进行更深度的精神对话。

郜元宝
2014年12月10日

[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二文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2] 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王国维：《论近年学术界》及《论新学语之输入》，参见《王国维遗书》第三册《静庵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