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国外学者的观点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论题，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分析与研究。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国际金融组织改革。
一、关于国际储备货币的文献综述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到了当前的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特里芬难题”崩溃，但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Triffin（1961）曾指出：“我国（美国——笔者注）黄金储备超过对外国的短期负债（包括债券和证券）的数额的……这种减少倾向显然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它最终会损害到外国人把美元视为安全的储备积累手段的信心。”[1]这清楚地说明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面临黄金储备量这一外在约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黄金的非货币化，美元集国际关键货币与国家主权货币职能间的冲突被弱化了，从而使得本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币值稳定同国际清算手段充足间的两难选择不再尖锐。然而，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特里芬难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元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美元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霸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另一方面，随着美元的流出和赤字的持续增长，会影响美元持有国对于美元的信心，一旦有任何波动，会出现恐慌性的抛售。[2]尽管美元成为当今主要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策强制，但国际货币体系这类关乎全球各国利益的公共产品，不能建立在依赖某一种主权货币的基础上，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资产必然会导致储备体系出现内在的不稳定性，从而引发国际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体系动荡（Ocampo,2007）[3]。
为解决当前以美元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所造成的两难现状，很多学者认为，应改革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Eichengreen（2005）认为，改革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十分必要。从储备货币的供给角度看，欧元的诞生对美元构成强大的竞争，改变了美元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从需求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象、资本管制状况等都有所改变，进而对储备货币的构成提出新的要求。种种迹象都表明，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从历史上看，几个货币同时共享一个主要角色也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4]Mundell（1993）曾预测21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元和欧元能和谐共处，直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多元货币本位。[5]
就多元货币本位的发展方向来讲，目前被普遍认为可能代替美元或同美元一起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有三种可能性：欧元、特别提款权（SDRs）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以人民币为代表）。
一部分学者认为，欧元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更大。Frankel （1999）认为，欧元极有可能在2022年之前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贮备货币，不过这取决于两点：（1）是否有足够多的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使得欧元区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2）美国采取通胀和贬值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使人们对美元汇率的信心产生动摇。[6]
除欧元外，另一种令人关注的国际储备货币是SDRs。[7]然而对于它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SDRs是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方法，但其实施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另有部分学者认为，SDRs并不具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0）则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以从对SDRs的改造入手：（1）将SDRs在一个坚实合理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国际储备中非储备货币进行发行；（2）将SDRs作为商品（例如石油）的计价单位；（3）SDRs的分配应当部分地为抵消顺差国的外部性而服务。[8]Fiorentini and Montani（2010）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度对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为了解决目前的“特里芬难题”，有两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是工业化国家采取统一的全球性的货币目标，另一方面是发行联合国债券，使美元储备可以有效转化为SDRs。[9]Kenen（2010）认为，国际储备体系有根本性的缺陷[10]，应当以SDRs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通过设立替代账户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其发展为超主权货币。由于SDRs组成货币的权重会随着货币币值的变化而调整，故SDRs是方便的储备分散工具和稳定的价值储备载体。然而，Mundell（1995）认为建立超主权货币要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相对于世界货币的价格和世界货币的发行速度，如何转移货币主权，怎样确定世界中央银行持有的资产种类，怎样分配铸币税以及如何保证危机时世界货币的可信性，等等。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未来的货币体系能否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尚不明确。[11]然而，很多学者对SDRs的前景并不看好。Eichengreen and Frankel（1996）认为SDRs相对于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来说，并不具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才是可行的方案。[12]
以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以人民币为代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构成的一部分，也是未来国际储备货币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方案。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日益增长的相对经济质量将增加其货币的重要性。在现有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中，最具优势的储备货币候选是人民币。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即使在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保持乐观的假设下，人民币成为新的储备货币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13]特别是中国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非常明显。例如，中国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债券和存款占总人民币债券和存款的比例很小；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刚刚起步，仍旧被高度管制，系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跨境资本流动受到紧密控制，等等。甚至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前景比较渺茫。[14]然而，也有学者对人民币成为新的国家储备货币的前景非常乐观，Subramanian（2011）认为，人民币会在2022年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其理论模型省略了金融发展变量，而是用政府政策这个变量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忽略中国金融发展落后的现实，政府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蒙代尔预言“人民币未来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即使中国政府对它不做什么……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是必然的”[15]。尽管预测不同，但是国外学者对人民币的前景的看法大致相同。正如Eichengreen（2011）总结的那样：“也许有一天，人民币将超过美元。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很难看到它能与仍为更大的经济体，即美国的货币（美元）相抗衡。人民币会成为地区性储备货币吗？是的。会成为辅助的储备货币吗？是的。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这是难以想象的”[16]。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措施，McCauley（2011）发现，中国政府当局没有尝试过在控制跨境资本流动的同时发展离岸市场。[17]Prasad and Ye（2012）则进一步指出，中国试图通过促进在香港地区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无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需要放松资本控制。[18]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将最终意味着在中国的资本管制“穿孔洞”，最终将挑战政府在国内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19]为了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中国应借鉴现任储备货币的历史经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制、减少腐败）[20]，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并允许合法化的资本流入[21]。一个适当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应该是，先允许有限的以贸易为目的可兑换性，然后以更大的汇率灵活性，作为实现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兑换的前奏[22]。罗纳德·麦金农虽然认可人民币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能，但是亦指出发达国家利率接近于零的流动性陷阱已经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障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通胀率使其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利率，例如中国的利率无法低于4%时，日本和美国的利率接近于零。如果中国对资本账户不进行管制，就会出现套利的机会。为避免套利，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无法彻底进行。这将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Mckinnon,2014）[23]。
目前，西方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对如何进行国际储备货币改革则主张各异。Eichengreen（2010）[24]认为，未来国际金融系统将更加多元化，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最终将或多或少地发展成同等重要。针对在这种多元体系下央行会重新配置自己持有的货币量来获得最高的回报，从而导致多元体系本质上不稳定的担忧，Eichengreen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中央银行和对冲基金的职能，中央银行的目标通常是长期而非短期的。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会使储备货币的供应变得多元化，并通过限制美元过度发行，使央行保持较大的缓冲区，来抵御金融冲击。因此，一个多元金融系统会比当前的“美元体制”更稳定。但是，国际储备货币的调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即便欧元区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欧元在短期内也很难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而SDRs目前尚存在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对SDRs的改造可以使国际货币体系达到一种相对理想状态，但是期间的谈判成本较高，而且各国可以接受何种SDRs尚无定论。
总体上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国际储备货币结构的改革已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虽然欧元、SDRs、人民币都有潜力成为主要的世界国际储备货币，但对于它们的前景，人们的看法仍不尽相同。
二、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文献综述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许多国家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时代。目前，国际上的汇率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自由浮动、完全钉住、区间浮动。
传统的汇率选择理论对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之孰优孰劣依旧争论不休。目前，国际学术界的讨论重点主要集中于两级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之争。Eichengreen（1994）是较早提出两极论的学者。针对当时的欧洲汇率危机，他认为在危机中依靠逐步减小汇率浮动以达到向货币联盟过渡的途径很难成功。[25]Obstfeld and Rogaff（1995）曾明确表示：在浮动汇率和采用一个共同货币之间不存在一条舒适的中间地带。[26]不过弗兰克尔（1999）强调，所谓“端点解”并不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它只在一些国家的特定时期适用。针对目前世界上最为主要的三大货币即美元、欧元、日元，Mundell（2000）就认为，它们之间汇率的急剧波动给三大货币区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将来能建立一种“世界货币”（world currency），则能够较好解决该问题。不过这种建议过于理想化，短期内没有可行性。[27]
尽管有关汇率制度的讨论莫衷一是，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各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改革目标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汇率制度安排。应从不同国家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与一国经济发展相适宜的汇率制度。
IMF最初的职能之一是监督各国固定汇率的执行情况，随着牙买加体系的诞生，这一职能已被弱化。IMF的一份文件对现行的汇率监督机制进行总结后认为：（1）没有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汇率制度；（2）各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不能钉住黄金；（3）IMF在成员国应履行的范围内提供清楚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基于政策稳定性；（4）汇率问题上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会与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情况相冲突。[28]
2011年，由前IMF总裁康德苏牵头、汇集二十国集团（G20）中主要国家官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学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前高管的研究小组，发布了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1世纪合作途径”的倡议书。该倡议书指明：自1973年浮动汇率实施以来，体系中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强大的、变幻莫测的投机力量经常与经济基础不一致。现行的汇率安排无法很好地应对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而无约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它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进而影响国家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Camdessus（2011）主张由IMF和国际清算银行共同建立一种可以更好地衡量并且监管全球流动性的分析方法，并且制定出全球一致的汇率“标准”，用以帮助识别重要的汇率不稳定以及失调情况。[29]
目前，关于国际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的争议依旧很大，不同国家出于自身不同情况和利益而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无论特定国家选取何种汇率制度，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分析，目前尚没有可以对各国的汇率制度进行统一处理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一工作难度颇大。改革国际汇率制度应从“微观”入手，根据具体国情进行分析，制定策略。短期内在“宏观”层面入手即进行全球性的汇率合作并不现实。至于在全球范围内保证固定汇率并实行全球单一货币的想法，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现实的。
三、关于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文献综述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改革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部分。“特里芬难题”并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被彻底解决。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形成了“新特里芬悖论”。Dooley et al. （2003）[30]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极为相似，他们从欧洲的角度对国际收支不平衡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主动减少美元头寸将会使得欧元兑美元升值，这样来自亚洲的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取代欧洲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在研究论文的最后部分， Dooley等人做出了疑问式的设想：假如欧元能够取代美元从而形成两个中心货币的局面，通过资本管制使贸易账户与资本账户分离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尽管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这种设问具有启发意义。Bernanke et al. （2005）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分析结果表明：（1）美国国民储蓄率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具有负相关关系；（2）美国短期利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经常账户赤字；（3）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和产油国的投资恢复对解决经常账户问题效果较好；（4）日本和欧元区实际GDP的增长可以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31]Eichengreen （2004）认为，美国对改善经常账户赤字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亚洲应当为改善经常账户不平衡做出自己的努力：如实现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平衡发展；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鼓励发展地区性的债券市场；等等。[32]Cooper（2009）强调，美国对外投资及回报的增长是其贸易持续逆差的原动力。[33]Bergsten（2010）认为中国的贸易盈余是由于中国低估汇率造成的，但中国没有动力去改善目前的收支失衡状况。[34]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9）则指出，国际储备货币安排主权化和信用化是导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将外部失衡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不对的，人民币升值只会使美国将进口转向其他亚洲国家，而不会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外部失衡。[35]Noyer（2009）也主张建立有效、稳定的“国际金融架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36]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收支的自主性调节机制出现了新的特征——估值效应。在一些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估值效应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出现外国净资产与净出口长期背离的情况时，资产估值会发生改变，从而对这种偏离产生系统性的阻止作用（Gourinchas and Rey,2007）[37]。虽然短期生产周期的波动，会使产出短期波动并由此影响到国际收支，但是影响国际收支的根本因素是技术冲击，长期的技术冲击加大了国际收支逆差的波动。技术冲击将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产出和消费并由此决定国际收支状态（Corsetti and Kostantinou,2005）[38]。
总之，我们认为，造成当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是多元的，如贸易失衡、全球产业结构失衡、全球金融体制失衡导致游资无序等。所以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改革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从经济的基本面入手考虑全球技术冲击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并从国际金融制度上避免国际资金无序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四、关于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讨论，主要是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角度切入的。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些学者认为短期内很难成立有效的跨国监管机构；而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具体的机构来负责全球金融监督和管制。
一方面，短期内建立有效的国际性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可行。各国应当先就具体的金融事务进行沟通与合作，只有金融货币合作达到更高的阶段，高层次的跨国金融监管才有可能实现且更加有效。每一轮的监管改革都可能逐渐改善监管框架，改正过去的漏洞或失误，但是它们也可能对金融政策框架的可持续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39]Crockett（2001）认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超国家的管理机构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哪个权力机构愿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渡给这个超主权组织。因此，目前改革国际金融监管的最好途径应该是在现有监管框架基础上加强风险敏感度，采取弹性监督机制并严格服从市场规则。[40]
另一方面，强烈主张加强跨国金融监管合作的学者则指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有助于决策者控制来自外国的溢出效应波动，增加合作监管的收益；跨国监管实际上就是在维持稳定和加强本国金融部门的竞争地位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危机对投资者信心的共同冲击，将导致各国更加侧重金融稳定，这会增加金融监管协调的动力（Masson and Pattison,2009）[41]。但也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后各国相继加强了金融管制，但这种金融监管的强化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发展。事实上，与金融自由化时代相比，各国强化金融监管的时代在本质上更难以达到国际监管的融合。[42]
在现阶段的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G20无疑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G20在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另一方面，G20对全球金融监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当然，正如Denters（2009）指出的那样，目前G20国际金融监管方面所做出的举措主要是以政治声明为主，在机构的建立和框架的建设上尚无实质性进展；由于国际金融系统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全球性的金融监管系统应当在国际金融组织（World Financial Organization, WFO）下产生。WFO负责运行这套监管系统，来监督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金融的运行状况。[43]
此外，也有学者就金融监管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Masciandaro and Quintyn（2009）在对金融监管体系的趋势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在发达国家金融权力有集中的趋势，尤其是在欧洲国家。通过对全世界68个国家的对比分析，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力度与机构因素相关性不大。[44]de Luna-Martin-ez and Rose（2003）对15个已经进行金融联合监管的国家进行研究后认为，金融联合监管是一个新现象，其有效性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无论监管机构以什么形式存在，都需要具备强大的综合计划能力和管理能力。[45]Cline（2010）的相关研究则表明，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持续监管能够明显地影响经济发展趋势。[46]
五、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文献综述
目前，IMF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性金融组织之一。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探讨多从对IMF的改革展开。由于IMF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国际组织，对它的改革也涉及诸多方面。这里，我们主要针对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监督职能改革和贷款职能改革等三方面，进行必要的文献梳理。
Rapkin and Strand（2006）[47]认为，对IMF投票权进行改革是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IMF地位的重要途径。IMF（2008）提出了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即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将会是第一批享有更多投票权的国家，尽管一些国家希望名单应增加至最多10个。同时，初次调整的幅度在1.5%—2.5%。第二阶段的改革于2008年前完成，到时调整的深度和范围会进一步增加。配额的调整基于刚获批准的新计算公式进行，该公式大体上依据各成员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第二阶段的调整还包括基本投票权的增加，主要的受益者是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担心整个体系的调整将削弱其在该基金会中的话语权。对于这种以成员国GDP为依据的计算方法，有学者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Bryant（2008）认为，新公式并不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反而会起到相反的结果。[48]Cooper and Truman（2007）认为，开放度指标不应计入公式，由于许多国家的开放度与GDP高度正相关，这样做将导致重复计算。[49]
危机后，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都纷纷提出了新的金融监管方案和建议。IMF（2009）发表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未来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和流动性管理的教训》的报告。报告从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监管规则等方面提出了监管建议，为未来跨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积极信号。针对新协议存在的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修改了一系列文件，并发布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运行监管规则大纲，以提高资本的质量。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也提出多项建议，其中较著名的是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主席特纳勋爵公布的《特纳报告》。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在解剖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之后，大胆提出了全球金融系统重建建议（Turner,2009）。Cooper（2009）明确指出：IMF等国际组织在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程度时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总之，由于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而导致的监管不力和资金不足，已经让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遭到了很大程度的质疑。
因而，如何改进并有效发挥IMF的监督职能也成了西方学者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James（1995）对IMF成立以来监督职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信息”对于监管十分重要。在进行多边监督时，掌握可靠的信息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50]Morck（2004）在对IMF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后认为，对IMF“董事会”的改革将有助于IMF监督职能的发挥。[51]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 （2005）则认为，IMF监督机制的改革卓有成效，如果能够使决策过程更加简化，并且与SSP之间进行相互调整，则能够取得更佳效果。此外，鉴于当前全球性失衡严重，IMF对汇率的监督职能也被广泛关注。[52]Bergsten（2007）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故建议IMF对中国人民币汇率进行监督。[53]
贷款职能是IMF三大职能之一。成员国向IMF贷款需具备一定的“条件”。Marchesi and Thomas（1999）认为，IMF制定贷款条件在于促进成员国实现收支平衡。[54]Stone（2002）认为，IMF的贷款方案能够改善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55]在获得贷款的国家中，Oatley and Yackee（2004）发现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国家通常能够获得贷款。IMF旨在完成分担风险的职能，但因为政治和规模的限制，它也遇到了挑战。IMF的借贷能力必须扩大，信用额度必须保证不受政策或政治操控。但这是一个矛盾，IMF追求的首要目标是提供保险，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所以分离保险基金和制约机制成了争论的焦点。[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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