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及其与全球经济循环的关系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性质、特征及运行

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

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也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开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步入漫漫长途。1976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此后，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IMF原组织机构和职能也得以续存。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五个基本内容所决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准则与规范却支离破碎。因此，现存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规则的弱化导致重重矛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引发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使该体系的组成部分及运行出现了新的特点。如图1-1所示，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基于上述国际金融市场的整体构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确立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在保持货币体系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为全球贸易提供必要的清偿手段，保障各国正常的对外经济活动。

第二，建立国际汇率制度。促使各国、各地区就货币汇率的安排达成共识，按照较为合理的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规范汇率的变动，通过汇率机制的构建，防止不必要的竞争性贬值。

第三，形成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通过有效的调节机制，纠正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减轻由国内及国外因素造成的外部失衡的程度。

第四，构建与运营国际金融机构。为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作为超国家机构在国际资本循环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五，构建跨国金融监管制度。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因此，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日益迫切，跨国金融监管制度也成为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主要内容之一。

2．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与独特性

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属性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被称为体系，因其既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也没有统一的汇率安排，各国的相关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约束，即“无体系”（Mundell,2000）[2]。但是，该体系也确实仍然保留着不少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特征，比如，“布雷顿机构”（IMF和世界银行）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作用，美元事实上依然居于支配地位，仍有相当多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着相对固定的汇率关系，等等。所以，也有人称现在的体系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Bayou-mi and Eichengreen,1993）[3]，还有人称其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 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2003）[4]，或“新布雷顿森林体系”（Eichengreen, 2004）[5]。尽管称谓不同，但学者们一致认可当前的美元依旧发挥着本位货币的作用，因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美元体制”。黄金的非货币化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以纯粹的信用货币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国别信用货币为基础，因此处在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的国家——美国，就充当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为国际间交往提供流动性。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在诸如国际储备资产供应、汇率制度选择、国际收支调节、国际资本流动、体系运行与演进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独特性：

第一，从国际储备资产供应看，美元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欧元和日元（特别是欧元）也承担着部分国际货币职能。现实中，美元最具有成为现行体系下的本位货币的实力，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承诺。这实质上导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名义货币锚的缺失，既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行为不必受到法律的约束，也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行为更具有任意性（Dooley et al. ,2003）[6]。黄金的非货币化及1980年美国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转为证券发行准备，则进一步弱化了国际流动性的控制约束。美国的过度特权使其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了无期限的廉价美元信贷，亦破坏了美元的锚定作用（麦金农，2013）[7]。

第二，从汇率制度选择看，现行体系明确了汇率自由浮动的合法性以及“操纵汇率”的非法性。可是，由于要界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操纵汇率”行为极为困难，因而各国的汇率政策行为实质上难以受到有效制约。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实际上的本位货币性质使它成为欧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准）货币锚。然而，虽然在亚洲、美洲和许多其他地区短期内非正式地钉住美元较为普遍，但这些钉住汇率制基本上都是“软钉住”，缺乏可信度，长期内更是如此。这使得现行的“美元体制”还不足以确保汇率稳定（Mckinnon and Schnabl,2004）[8]。在没有明确的国际本位货币以及汇率浮动合法的情况下，实际汇率安排多样化和主要货币汇率频繁波动就成为必然。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浮动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也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积极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汇率的过分波动。

第三，从国际收支调节及国际合作来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实现了多样化，成员国可以灵活运用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短期贷款与干预、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融资等多种手段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国际收支的自主性调节机制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估值效应（Obstefld,2004）[9]。同时，货币与汇率管理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联合管理和集团化管理倾向（李晓和张显吉，1994）[10]。20世纪70年代末倡导建立的欧洲货币体（EMS）、1999年诞生的欧元，东亚货币合作、金砖银行、亚太自由区以及其他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都反映出这种国家集团化管理和联合管理的趋势。

第四，从国际资金流动看，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资本的跨境流动基本不受限制。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国际投机资本）方向变动和汇率变动的互动，使得两者更加容易出现剧烈波动。为了保持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稳定，以东亚为代表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保有大量储备资产，以便随时干预外汇市场。在现行的“美元体制”下，美国国债自然成为这种储备资产的主要形式。

第五，从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看，IMF对因储备资产不足而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附有严格条件的贷款，但其贷款条件的顺周期性以及IMF代表性的不足，使得国际社会有关改革IMF的呼声日益高涨。

第六，从国际金融监管看，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IMF、BIS等）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有效的跨国监督。《巴塞尔协议Ⅲ》虽然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监管提出了新的规则，但其实施困难重重。当美国宣布不能于2013年1月1日如期履行《巴塞尔协议Ⅲ》，使得该协议是否能于2019年全面落实充满变数。直至2013年7月2日，美联储（FRB）批准美国银行业执行《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规定，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新规则的进一步实施，这体现出成员国之间围绕国际金融监管展开博弈的复杂性。

3．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

在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以国别信用货币为基础、由处在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的国家充当世界中央银行角色为国际间交往提供流动性的情况下，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国际货币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实体经济流动背后的货币流动以及资本流动直接产生的货币流动。据此可以对国际货币的运转模式进行简单的分析（见图1-2）。[11]

国际货币的外流可以通过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输入真实资源或通过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投入货币资本来实现。从中心国家的角度看，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的途径完成国际货币供给。国际货币的回流可以通过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真实资源或通过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投入货币资本来实现。从中心国家的角度看，即通过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项目顺差的途径完成国际货币回流。

由于同一项目下的操作只能产生唯一的净效果，因此国际货币运行就存在两种模式（见图1-3）。

在国际货币运行模式Ⅰ下，通过中心国家的资本项目逆差，实现国际货币的外流；通过经常项目的顺差，实现国际货币的回流。在国际货币运行模式Ⅱ下，通过中心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实现国际货币的外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实现国际货币的内流。从理论上看，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顺利运行。

另外，从国际货币运行模式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简单且有益的推论。

推论1：对于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外围国家来说，国际货币的获取只能通过净出口或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实现。

推论2：对于中心国家来说，由于本国货币既是国际货币，又是国别货币，因此货币具有双重性。国际货币的获取既可以像外围国家一样，通过净出口或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实现，也可以通过央行发行货币来增加流动性。

推论3：国际经济交往一定是以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交往为主轴，因为只有这样，国际货币的供求才能得到满足。

推论4：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货币本质，流动性多寡和信用之间成反比关系。国际货币运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数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鉴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体制”特性，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美国国际收支的变化来理解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模式（推论3）。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即1970年以前，美国国际收支账户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见图1-4和图1-5）。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模式是模式Ⅰ，也就是依靠资本项目逆差外流美元，通过经常项目顺差回流美元。从实际情况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西欧各国和日本都没有能力向美国出口的情况下，美国主要是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等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向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流动性，而日本和西欧各国则利用有限的外汇从美国进口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物资与技术产品。国际货币的运行支撑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逐渐复兴，产品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在国际市场上和美国产品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由此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顺差逐渐缩小，开始出现逆差。尽管这一时期美国的海外投资没有减弱，且有所增加，但由于美元回流模式不再有效，美元的供给（外流）就只能通过国内货币供给（印钞）来满足因世界性贸易扩大而不断提高的流动性需求（推论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约束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美元地位并没有下降，但国际货币运行模式却由模式Ⅰ变成了模式Ⅱ，即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实现货币外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实现货币内流（见图1-3）。国际货币运行模式Ⅱ之所以得以顺利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称的实体经济结构。Dooley等人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a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12]该理论虽然受到质疑，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某种对称性。

从外围国家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各地区以及苏联、东欧一些经济转轨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方面解决了国内劳动力过剩问题，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低廉，产品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因此通过大量出口，缓解了因内需不足造成的产品过剩，促进了经济发展。

从中心国家来看，美国为世界产品提供了巨大市场。在强大的技术支持下，美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很容易被美国市场所接受。同时，跨国公司利用海外低成本进行投资生产而回流的制成品，也成为美国市场进口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国经济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其个人消费支出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2/3左右。随着美国20世纪90年代“网络泡沫”形成的财富效应以及因大量亚洲资金涌入所导致的低利率刺激下，居民投资连续保持强劲势头，推动了股价和房产等资产价值的提高，美国人的消费倾向也随之进一步提升。从2001年开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13年为68%；个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也一直超过投资、净出口以及政府支出而居于首位（见表1-1）。

由于对称性经济结构的存在，外围国家愿意并有能力生产和出口过多的产品；中心国家愿意并有能力消费和进口过多的产品，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就形成了美元向世界范围内的外流供给。

第二，平衡的国际货币需求。从外围国家来看，国际货币需求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进口要求这些国家首先要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其次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由于大多数外围国家都将出口导向作为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汇率稳定甚至低估对扩大出口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随时对外汇市场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另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政府增持外汇储备又具有了防范金融动荡和货币危机的新功能。

从表1-2不难看出，在外汇储备规模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金砖国家”和东亚、东南亚（包括日本）各国和地区占了8位。新加坡和泰国也紧随其后，排在11和15位。所有这些新兴经济体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和地区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接近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近60%。

从中心国家看，美元回流是美元国际运行模式的保障和来源。如果美元不能有效回流到美国，那么美国就只能通过货币发行提供流动性，侵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石（推论4），这正是国际货币运行模式Ⅰ解体的关键原因。

除此以外，美国政府高额的财政赤字，也需要进行海外融资（见图1-6）。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直到1995年以后，因长期持续的景气繁荣，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才转为减少，1998—2001年还一时消除了财政赤字。然而自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长减速，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军费膨胀，美国财政赤字从2002年开始再度迅速增加。2006—2008年仍保持在24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2009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2010年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值，达到14126.88亿美元之多。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来填补的。然而，美国国内储蓄一直不足，因此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不得不依靠国外资金购买，美元回流就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美国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金融衍生商品和金融创新商品多，国债以及股票、公司债和其他有价证券的发行量亦很大，再加上美国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国际化的程度高，市场规则健全公平，透明度高，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理想的投资场所和投资对象，因而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资本投资非常活跃。

由于存在平衡的国际货币需求，外围国家愿意并通过出口积累大量外汇；美国希望并通过提供资产证券产品不断吸收国际美元回流，使世界范围内的美元需求保持了基本平衡，维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上述基本运行模式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其具体内容上也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运行特色，具体表现为：

（1）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汇率制度

根据IMF2005年度报告（IMF Annual Report 2005）的分类，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共存在八种实际汇率安排，分别是无单独法定货币汇率安排、货币局安排、其他传统固定钉住安排、区间钉住、爬行钉住、区间爬行汇率制、无预定路径的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现在世界各国主要的汇率安排主要集中于独立浮动、有管理浮动、传统钉住、无独立法定货币等制度上，真正浮动的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动态地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数总体上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数则明显增加；从汇率制度与IMF投票权的联系看，实行独立浮动和管理浮动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凸显出此三种汇率安排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2）自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自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依赖于双边和多边汇率的相对变动，该机制主要存在于实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之间。当一国出现外贸逆差时，在外汇市场上，本币需求下降而相关外币需求上升，从而导致本币贬值；而本币的贬值将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促进该国出口的增加，进而使其贸易账户改善。汇率变动、国际储备增减、相对价格变动、短期资本流动等对国际收支都有一定的自主调节作用。因此，成员国可以灵活运用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短期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融资等多种手段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收支的自主性调节机制出现了新的特征——估值效应[13]，即投资者或国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或者负债急剧增加，因此当外汇汇率和其他资产价格变动时，由于对外头寸规模巨大，会导致资本价值进而对外投资价值大幅度的变动（上升或下降），即财富会出现转移。当财富的转移恰好是从盈余国转向赤字国（要求盈余国货币升值，而赤字国货币贬值）时，外部经济得到自动调节。该效应增强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收支自主调节机制。但该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在一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结构一定的情况下，估值效应只在汇率变动未被预期时才能发挥作用。对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贸易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估值效应在这些国家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一结果表明了估值效应的负向冲击。比如，汇率贬值往往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净外国资产头寸永久性恶化，从而使得外部均衡的调节必须通过净出口的改善来实现。在一些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估值效应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出现外国净资产与净出口长期背离的情况时，资产评估价值会发生改变，从而对这种偏离产生系统性的阻止作用（Gourinchas,2004）[14]。对所有的国家而言，在短期内，均衡的调节总体上主要通过贸易的长期改变来实现；在长期中，通过贸易途径使外部经济恢复到均衡状态也很关键。但该效应对美国的短期均衡调节很有帮助，且在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短期外部均衡调节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Corsetti and Kostantinou,2005）[15]。

（3）美元居于主导地位的多种国际储备货币格局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公认的国际货币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而美元则是关键货币。英镑、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许多货币很难界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是区域性国际货币，其“国际性”显然要低于上述三种货币，并具有相当的“区域性”（Chinn and Frankel,2005）[16]。因此，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格局。这是“美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4）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

当前负责治理国际金融事务的机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即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伴随新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大组织也经历了一些变革，并依旧发挥着积极作用。IMF主要负责货币金融事务，促进成员国在国际货币问题上的磋商和协作；促进汇率的稳定和有序的汇率安排，以避免竞争性的汇率贬值；为经常项目收支建立一个多边支付和汇兑制度，努力消除不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向成员国提供临时性的资金融通，使它们在无须采取有损于本国和国际经济繁荣的措施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时间和程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均衡发展，实现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生产能力的扩大。世界银行以支持全球发展为己任，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资金，而且围绕世界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各个方面，以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导向来探讨世界发展的道路，以促进援助资金更有效地运转。尽管近年来世界银行的政策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注重发展的普遍联系性，推进综合发展框架，强调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减贫政策出现了重直接扶贫项目、轻间接扶贫项目及附加干预，强调政策指导和知识转移，淡化资金转移职能，进一步严格了项目政策（附加条件），提高借款国财务成本，推行国家标准与规则，支持全球公共产品，等等。世界银行对于促进世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5）国际金融监管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无国界的资本自由流动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重了国际经济的无序性，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在这一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统一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就成为大势所趋。在全球统一监管的发展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75年的《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1997年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到2003年《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确立了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2013年的《巴塞尔协议Ⅲ》作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引发了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此外，一些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设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支付与结算体系委员会、IMF等，都采取了加强合作的行动来解决具体的跨国金融监管问题。但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缺乏一个针对跨国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目前还缺乏一个系统的跨境金融监管体系。IMF负责对全球宏观经济进行监测；国际清算银行负责中央银行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支付清算以及央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负责就某一具体类型的金融机构制定行业经营标准（例如统一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规定）；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本国金融市场进行具体监管。由于缺乏统一的沟通平台与协调机制，导致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不力、缺乏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国际协调，跨境金融监管依然十分薄弱，这也是导致近年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理论阐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

全球经济失衡是IMF在2005年年初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它主要指已经在全球连续多年存在的现象，即美国的经常赤字迅速增长，相应地积累了巨大的债务，而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欧佩克成员国等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相应地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种现象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主要是因为，由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家长期存在贸易顺差，发达国家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前者在实物上“补贴”后者并向其输出资本为特征的贸易-资本循环，它反映的是一种不正常的均衡关系，其合理性固然应受质疑，其可持续性更加令人担忧（McKinnon,2001）[17]。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一旦这种脆弱的循环断裂，全球经济将陷入深重的危机当中。因此，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共识。

针对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诸多分析。一些学者从储蓄-投资视角出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储蓄率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投资-储蓄缺口差异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和日本、中国等国的高储蓄率的差异是失衡的根本原因（Mckinnon and Schnabl,2006; Naik et al. ,2005）[18]。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他人更是认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由世界的“过剩储蓄”所致（Bernanke et al. ,2005）[19]。有些学者则指出美国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果（Roubini and Setser,2005）[20]。一些学者从汇率视角出发，认为一些国家如中国低估了本币汇率以刺激出口，是导致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Gold-stein,2003; Frankel,2006）[21]。还有些学者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支配地位，导致美元汇率存在高估，使美国出现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黄晓龙，2007）[22]。一些学者从国际贸易、分工的视角出发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有学者认为，制造业产品生产优势变化所导致的制造业贸易流向变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Mann,2005）[23]。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形成了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中从而面向全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的发展与全球供应链的延长，导致生产出口向东亚地区集中，由此导致的贸易失衡将是长期性的（张幼文，2006）[24]。也有学者指出，在上述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期间，由于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实现的周期不同步，在前者的比较优势已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的情况下，就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王宇，2006）[25]。因此，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临时性的，将随着美国比较优势产业未来的出口增长而得到弥补。

我们认为，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格局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新型的分工形态。以美国为代表，它基于金融业、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成为典型的掌握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制造业发达的“贸易国家”。[26]因此，“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在本质上是金融业与制造业长期分工发展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内生决定的，短期内仅依靠改变国际货币规则或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同样，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霸权”，也会有其他国家成为具有金融市场比较优势的国家，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元霸权或美元的主导地位无关（徐建炜和姚洋，2010）[2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的变化决定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必然存在严重的经济失衡关系。

此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的困境，使当今“美元体制”得以维系并运行，其重要原因就是在上述国际分工演变的背景下，现阶段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贸易-资金的双重循环机制。这一机制依赖于全球国际分工的重大变化，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传递、市场开放与金融自由化等自发的市场力量，促使贸易顺差国的官方储备自发地流向美国（见图1-7）。

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各国和地区通过对美国出口顺差获得的美元资金，一部分用于进口资本品，另一部分则投资于美国政府的国债，作为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项目顺差约60%来自公共部门资金，这些公共资产的扩大，除日本以外几乎都是由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支撑的。于是，东亚国家不仅依赖美国的商品市场，而且更加依赖“美元体制”——东亚国家越是希望保证对美出口，就越要努力保持对美元的钉住汇率，而越是要维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越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美元外汇储备。结果，美国吸引的外部资金不断增加，美国不仅解决了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问题，而且有剩余资本可供输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高资产收益率的吸引下，很大一部分输出资本又流回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它们通过转化为资本输入国的外汇储备，最终又变成对美国的投资。就这样，世界范围内美元信用循环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频繁的流动。美国一方面提供不断扩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提供不断增加的金融资产，从而维持了国际市场上美元的相对供求平衡和币值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由于得到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双重循环的支撑，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双重循环中，中国作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短期内，由于各国投资和储蓄偏好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存在，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维持，不致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关政策调整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而需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中展开多边磋商与协调（李晓和丁一兵，2007）[28]。

因此，从全球经济循环角度来看，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金融国家”和“贸易国家”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的失衡有推动作用但无决定性作用，全盘否定或推翻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仅仅依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秩序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

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学者们存在很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即美元供给过剩且没有约束，因此导致现行的“美元体制”难以为继。相应地，中国的战略对策应该是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争取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夏斌，2009；吴桂华，2009）[29]。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技术高度进步的条件下，忽视了对利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监管，或者说是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技术创新的步伐。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过度发展，风险管理和测量能力没有跟上快速的金融创新和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中介的快速发展，从而造成金融衍生品市场失控，监管体系遭到了创新的冲击（Maskin,2008）[30]。结果不仅未能够及时发现经营不谨慎和欺诈行为，也未能发现金融监管系统存在漏洞，纵容了“影子银行”体系及其金融杠杆率在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过度膨胀，使得金融体系在资产价格下跌时变得极为脆弱（郑联盛，2009）[3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非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产生了间接影响。因此，相应的对策是必须强化各国和全球的金融监管及其制度创新，并通过全球层面的合作共同度过危机（李晓和付竞卉，2010）[32]。

[1] 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虽然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没有真正削弱美元的地位，事实上美元仍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其角色由过去的世界货币替代品变为实际上的世界关键货币（key currency）。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隐蔽的“美元体制”，即由不能与黄金相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的国际货币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以美元为核心的短期及中、长期国际信用周转体系所形成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参见李晓、丁一兵著《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 Mundell R. Currency Areas, Exchange Rate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2000,3（2）:217—256.

[3] Bayoumi T, Eichengreen B. Shocking Aspects of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J]. In Torres G. and Giavazzi F. （eds. ）,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 Dooley M, Folkerts-Landau D, Garber P.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J]. NBER Working Paper No.9971,2003.

[5] Eichengreen B.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 [J]. Economic Internationale, 2004（4）:39—50.

[6] Dooley M, Folkerts-Landau D, Garber P.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J]. NBER Working Paper No.9971,2003.

[7] 罗纳德·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8] McKinnon R, Schnabl G. 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 Fear of Floating, and Original Sin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8（3）:331—360.

[9] Obstfeld M. External Adjustment[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4,140（4）:541—568.

[10] 李晓、张显吉：《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刍议》, 《世界经济》,1994年第4期，第37—43页。

[11] 为研究方便，将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国家统称为“外围国家”；本国货币是国际货币的国家称为“中心国家”。

[12] Dooley M, Folkerts-Landau D, Garber P. The Revised Bretton Woods 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4,9（4）:307—313。按照Dooley的划分，就货币区而言，世界上存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是美国，其他国家构成广义的外围国家，其中欧盟国家是候补中心国家，日本、中国和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是核心外围国家。

[13] 关于估值效应及其应用的相关研究，参见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张》, 《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第130—155页；李晓、周学智：《美国净对外负债前景与美元汇率调整》, 《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2期，第29—42页。

[14] Gourinchas P O, Rey 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djust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 115（4）:665—703.

[15] Corsetti G, Konstantinou P T. Current Account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US Net Foreign Liabilities [R]. CEPR Discussion Papers,2005.

[16] Chinn M, Frankel J.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J]. NBER Working Paper 11510,2005.

[17] McKinnon R I. The International Dollar Standard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1（1）:227—239.

[18] McKinnon R, Schnabl G. China's Exchange Rate and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in Wages,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Japan deja vu? [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2006,52（2）:276—303. Naik V, Arora A, Bal-akrishnan S, et al. Global Savings-investment Imbalances:A Look through the Life-cycle Model[R]. New York:Lehman Brothers, Fixed Income Research,2005.

[19] Bernanke B S, Boivin J, Eliasz P.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a 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FAVAR）Approac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1）:387—422.

[20] Roubini N, Setser B. Will the Bretton Woods 2 Regime Unravel Soon?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in 2005—2006.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xford University,2005,6, http:// www.frbsf.org/economic.

[21] Goldstein M.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Trad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03. Frankel J. On the Yuan:The Choice 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2006,52（2）:246—275.

[22] 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 《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第31—46页。

[23] Mann C L.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Global Co-dependency[C].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Adjustment[J/OL], Paper of CESITO Forum. 2005,1.

[24] 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 《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第43—45页。

[25] 王宇：《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3期，第10—12页。

[26] 所谓“金融国家”，是指掌握着“金融霸权”的国家，其本币就是世界货币，其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近代的霸权国家都是“金融国家”。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8页。

[27] 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 《世界经济》,2010年第3期，第3—30页。

[28] 李晓、丁一兵：《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26页。

[29] 夏斌：《全球经济衰退下的中国机遇》, 《新金融》,2009年第1期，第18—20页；吴桂华：《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90—96页。

[30] Maskin E S. Mechanism Design:How to Implement Social Goal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 （3）:567—576.

[31] 郑联盛：《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内涵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Policy Brief No.09035, May 18,2009。

[32] 李晓、付竞卉：《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东亚的困境与战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0年第4期，第6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