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霞山会《东亚》杂志2001年8月至翌年3月连载的《初期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之中文版。而《东亚》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原本是1999年在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与文学部的授课讲义。

首先，容我就为何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做简单说明。笔者小学二年级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此后，在旧式教科书上频繁出现的不合时宜的“军国主义”被抹掉，接受了新式“民主主义”教育。后来在青少年时期，笔者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侵略实态又进一步加深了理解。

笔者后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某天读到《东亚先觉志士记传》（1933年刊行）时非常吃惊。此书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建立之后不久便刊行，在夸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事迹同时，还引用如佐藤信渊“先攻略南洋，将其扩大以致全世界悉归日本所有”、吉田松阴“养国力以轻取朝鲜、支那、满洲”等语，均是想要将“全亚洲”都“满洲化”的狂言妄语。虽然战败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这也的确是妄信神国日本的优越感的表现，但这种完全无视周边民族的自命不凡究竟从何而来？进而言之，这种只能说是自我陶醉的感觉，似乎在表述着从古至今日本人的心性。

“大东亚共荣圈”绝对没有“共荣”的内容，尽管日本人的心性中确实有这种面相。但是，不尊重他人意味着无法在人际关系中确立自身地位，所以笔者无法认同《志士记传》中表述的上述心性能够代表全部日本人。

不应如此。如果是这样，那么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演讲（1924年）不啻对牛弹琴，这个疑惑在笔者心中存留多时。后来笔者接触到黑木彬文与鳟泽彰夫编集解说的《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1993年刊行），得知在明治时期有日本人为与周围诸民族进行平等交流做过真挚的努力。因为“大东亚共荣圈”经常被拿来与“大亚洲主义”相提并论，所以笔者本着想阐明亚洲主义之历史的初衷而选取了“初期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作为讲义题目。在笔者向《东亚》杂志申请连载时，编辑部慷慨惠允。自连载以来，多次得黑木、鳟泽两氏惠赠新发掘的相关资料。笔者衷心感谢各方协助。

此次受到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的鼓励，得以刊行中文版。这方面的研究在此十余年间已经得到长足进展，所以笔者对书稿做了大篇幅修改。比如本书中没有出现战后在学术界引发争议的福泽谕吉《脱亚论》（1885年），原因是“兴亚”与“脱亚”是反义词，但在当时二者并没有对立起来加以讨论，在历史现场，这绝不可能是在同一层面互相作用的两种思潮。后者是时代主流，是不言自明的思想框架，前者是在其内部自成一体的次要思想。修改后的书稿欲给予其各自合适的定位。然而时间和篇幅有限，未能充分论述二者之关联，唯有留待后叙。

为便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详情，关于后出研究中与论旨直接相关的事项，中文版基本上用补注方式处理。

附录《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是编辑整理了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韦庵先生文书》，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资料丛刊》第十册，于2002年刊行。发现此资料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已在《说明》中交代。在德岛县立图书馆邂逅此一系列文书时的欣喜，笔者至今难忘。

首先，是发现了笔者一直寻找的关于善邻译书馆第一手资料时的兴奋。接着找到冈本监辅（韦庵）反复推敲创立思路的文书，其丰富程度令人欣喜。对冈本在东亚文明史中的知识应用及其行为轨迹，这些资料做了非常细致的多层面展示。因为该事业很小且以失败告终，善邻译书馆几乎完全被历史埋没，但由之可知，具有国权扩张倾向的桦太探险家冈本，也有作为亚洲主义者活动的一面。更进一步说，可以窥见如冈本监辅和吾妻兵治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在他们与重野安绎和三岛毅等人的交流圈中展开的。这也是梁启超等逃亡者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在日本活跃的思想基础之一。

资料中的《善邻译书馆　股份制之理由/招股章程/营业设计/营业说明》，笔者认为应该听取专家的意见，遂委托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的小野利家过目。小野氏认为时代不同，不能遽下论断，但仍指出，书籍的原价比率（包含印刷税）在40％左右是比较稳妥的推测，并认为与其说是制作不如说是在发行上出现了问题。毫不意外，该馆未能顺利转型为股份制，但应该铭记，它在使明治日本的文明史成为东亚之共同财产上所做的努力。这是我最终决定出版中文版的原因之一。

刊行中文版之际，正文部分得到《东亚》编辑部的许可；附录部分得到原史料收藏者德岛县立图书馆（吉成学馆长）与资料丛刊发行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山室信一所长）的许可，在此表示感谢。

狭间直树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