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根俊虎与振亚社
现在知道曾根俊虎这个名字的人非常少。即使知道，也几乎只限于他是孙文和宫崎滔天的介绍人这一身份。孙文自传《有志竟成》中曾这样说，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在日本流亡的自己前往夏威夷，“后（陈）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滔天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1]。
宫崎弥藏（1869—1896）是寅藏（1871—1922，号滔天）的比肩兄长，为改革日本构想了从邻国清朝开始着手的“支那革命主义”，并感化了滔天，因此他们开始寻求与中国革命家的接触，曾根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曾根是西南战争中为西乡隆盛方面军战死的滔天的兄长宫崎八郎（1851—1877）的友人，也可以说他们之间有夙缘。
滔天见到曾根是在1897年5月。滔天形容当时的曾根“此人年约五十上下，短发如雪，身材短小而潇洒”，“兴致勃勃地追述着往事，又畅谈当前的形势”[2]。早期亚洲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架起了孙文与滔天之间的桥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曾根俊虎，号啸云，是东北强藩米泽藩儒学者曾根敬一郎之子，1847（弘化四）年出生。少年时期在藩校兴让馆学习汉学，有英才之誉，在那里受到了后来因大官暗杀阴谋事件而被明治新政府处决的云井龙雄的感化。在导致德川幕府崩溃的戊辰战争（1868）中失去父亲后，在米泽向渡边洪基（1848—1901）学习英学，又去江户向吉田贤辅学习洋学。在幕末激荡的年代中度过少年时期后，成年后的曾根面临维新后的新社会，他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变化，是身具新旧两个时代教养的“时代之子”。
云井龙雄是戊辰战争时期策划奥羽列藩同盟的人物，1870（明治三）年因大官暗杀阴谋事件而被处决。在后来发生的暗杀云井判刑负责人广泽真臣的事件中，曾根因有为云井报复的嫌疑而被逮捕。但后来因胜海舟、副岛种臣、西乡隆盛等人的支持而释放，第二年加入海军[3]，当时虚岁25岁。
此后曾根俊虎直到1891年因病退役为止，为海军服役20年。其间1880（明治十三）年创立兴亚会，并因为在这方面的活动得到了志士、浪人之“先驱者”的名声。自海军退役后，他基本上是作为在野人士活动，但从过往的经历来看几乎都与“忧国团体”有关系。晚年的曾根往来于长崎—东京之间，从事于各种“海外贸易”，但均不成功。1910年5月31日，于东京的临时住所去世。
曾根俊虎的一生，从幕末到维新初期是具有汉学和英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在明治政府中作为海军军人度过前20年，后20年则是在野名士。出身米泽藩这样的不利条件，还有受广泽事件牵连入狱，都让他的人生多少让人感到被阴影笼罩。
1872（明治五）年6月，曾根俊虎被任命为海军少尉。翌年3月，他跟随交换《日清修好条规》批准书的特命全权大使、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到清朝中国。回国后在海军省本部工作，12月升任中尉。这段升职只用了1年半时间，升任大尉则是5年半以后的1879年7月。此后的12年间，直到带着大尉的职衔退役，他与晋升无缘。也许是非藩阀，加上出身米泽藩的缘故吧。
再细看他的人生。作为副岛全权大使的随员来到清朝，无疑提高了兼通中西学的曾根的名望。这次行程成就了“支那通”曾根俊虎的声名，后述他希望转行进入外交官行列，也缘于由此次经历建立的自信。
1884年9月曾根因台湾事件（出兵台湾）被派往中国大陆，任务是军需用品的调配与情报收集。这是呼应陆军方面确立谍报体制的行动，才将曾根派往海军情报活动的第一线[4]。他在翌年12月完成任务后回国，马上又在1886年2月受命去清朝中国，至1888年1月的两年间，一直在中国进行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这项功劳，曾根回国后立刻受到天皇的接见[5]。当时天皇频繁接见多方人士，其中就包括“对支问题第一人”曾根俊虎。
与此相关，他还献上中国的情报活动总结《清国近世乱志》《炮台诸图》，并受到褒扬[6]。后者未能亲见，从题目上看应该是兵要地志，前者则是高水准的太平天国史。兵要地志单独作为专门的报告书提出，其余则作为历史著作公开。《清国近世乱志》刊于1879年，距天京（南京）失陷仅过去15年，是非常早的太平天国著述。不仅时间早，内容也非常翔实，从中可窥探曾根的学识。汉公《太平天国战史》[7]在《参考用书日本文书》中即首先推举了《清国近世乱志》。
《日本地理兵要》作者姚文栋在《日本国志·凡例》中记录，日本方面大力援助了此书相关内容资料的搜集[8]。“参订姓氏”中可见北泽正诚、小牧昌业、冈本监辅、冈千仞等名字，他们都是后来兴亚会或亚细亚协会的主要成员。
曾根的著作当时能够脱颖而出，首先可以归因于它是站在万国公法的立场上（利用中国内乱的观点和相应内容，容后详述），即太平天国是与“官”相对的“敌”，而不是“贼”。一方面认为反乱首领洪秀全是英雄，同时又彰显平叛功臣曾国藩的功绩。反乱的原因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这一点不曾动摇。而且曾根特别赞叹“敌”军翼王石达开战死的场面，称其“大志”“仁义”，又描写“官”军李鸿章的胜利，谴责其道义上的出尔反尔。从这些观点来看，曾根的执笔意图，说是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有些过分，但无疑在强调清朝政治改革的必要性[9]。
另外，此处应该确认曾根俊虎是否立足于儒学基本教义，即一国政治必须负有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的责任，兴亚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与此是表里关系。《清国近世乱志》中他对“乱”的定位，以及对“大志”“仁义”的评价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以万国公法的视角加以阐述。
从这个立场上来认识被欧美侵略的亚洲版图，并进而走向正面的亚洲主义，以及为兴亚而合作的思想意识形态，是能够自然预想到的一个思路。虽然舍此应该还有到达此一思路的几条途径，但以振亚社的形式着手将其组织化，无疑是曾根俊虎的功绩。
草间时福（1853—1932）[10]认为曾根俊虎创立振亚社是在“明治十（1877）年春”，认为此时间正确的记述所在多有，但从曾根的海外工作时间推测，恐怕应该是明治十一年春天以后的事情[11]。振亚社的宗旨是诸国合作振兴衰败的亚洲，除此之外甚至草间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到其他内容。草间还说到具体工作是创建教授“支那语学”的学校，曾根曾与金子弥兵卫商量云云。但是金子从北京公使馆归国是1880年1月[12]，所以应该如下文所说，系于同年2月创建兴亚会附属学校。
振亚社的内容基本上不得而知，也可以推测其实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内容。值得关注的是几乎同一时期，大久保利通与何如璋（事实上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77—1882年在任）商谈的计划，后来的《对支回顾录》将这个计划中的团体称为“振亚会”。但如黑木彬文所指出的，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13]。
通过兴亚会第一次会议上宫岛诚一郎（1838—1911）的演讲可以确定，二人实际进行了磋商，意欲实现这个计划，在何如璋的发言（即与曾根俊虎的谈话记录）中也得到证明[14]。具体措施是双方各派教师4人、建立学生60人左右规模的学校，学习对方语言，借何如璋之言，即“（自）敝国选举少年数十名（而）留贵地、亦送贵国选举少年（于）敝国，互学国语，各（使）知两国情实，后来至两国政府益々交订亲密，上所为下自仿之，上下相亲交如胶漆，缓急相扶以御外侮”[15]。
这个计划因大久保被暗杀而受挫。何如璋就任公使是1877年12月24日，大久保被暗杀是翌年5月14日，所以二人商谈计划的时期可以圈定出来。从上面引用的“谈话”中何如璋与曾根的问答可以看出，这个计划与曾根没有任何关系。在大久保手下实际作成计划案的宫岛后来加入曾根的兴亚会，为了创立兴亚会学校，将大久保计划与曾根等人的振亚社混同为暧昧的“实体”[16]。另外，宫岛诚一郎是曾根同乡，均是米泽藩出身，在中文教育史上留下较大影响，广为人知。
振亚社的后继者是兴亚社，这在前引兴亚会创立大会上草间时福的发言《兴亚会创立的历史》中明确提到，但并没有说何时创立。在亚细亚协会恳谈会上北泽正诚的演讲提到[17]，振亚社是1877年春创立，宗旨是“振起亚洲诸国之衰弱，挽回往昔之隆盛”，发起人除了曾根俊虎，还有东次郎和前田谦吉，均是关心朝鲜和清朝问题并与海军有关的人物。
在考证曾根俊虎组织振亚社这样的亚洲主义团体的思想过程时，黑木彬文重视曾根的《兴亚管见》一文。这是1874年12月曾根西湖旅行日记《清国漫游志》中的内容，是从净慈寺吾哲师处得到《太平天国檄文》后，作为回礼而相赠的书册。曾根在《兴亚管见》中吐露了对亚洲诸国受西方压迫的痛心，并思考挽回之策。
近拟倡开兴亚一会，须在中东两国〔清国、日本〕[18]，先为回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俾能自强独立，庶可终雪会稽。……敢呈兴亚管见一册，敬表衷情[19]。
这一想法与下章要论述的兴亚会宗旨的核心部分确实是一脉相承。可以肯定曾根在创立振亚社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兴亚思想意识形态，但要断言《兴亚管见》在1874年已经完成还需慎重。因为《清国漫游志》被印刷出来是在《兴亚会报告》第20—24集，即兴亚会成立后一年半左右的事情，时机太过巧合。《漫游志》中用六页多篇幅来介绍吾哲师惠赠的《太平天国檄文》，但如此重要的文献在《清国近世乱志》中却难以找到痕迹，更令人疑问倍增。当然笔者无意断然否定此时曾根已经抱有亚洲主义思想萌芽。
引人注意的是《漫游志》刊载时的前言部分，其中没有提及军人职责，而是首先阐述了此文的思想背景：
余在武职，性质微弱，故厌行伍，明治甲戌年，漫游清国，与吾友柳园子同行，扬州吟月，西湖探梅，路访骚人墨客，互申雅怀，自思得从赤松子，可谓天幸[20]。
他将与町田实一（1842—1916，号柳园）的西湖漫游比喻为风流之行，是汲取赤松子精神的神仙漫游——即《漫游志》是隐藏军事目的而着重书写文人精神，其后续发展又联系着兴亚会的组织，上文如此结尾：
方今亚洲中，其得独立者，仅有日清二国而已。况同文同种，唇齿之谊，当视为一家。而我两国，向来不重主权，受欧美之凌辱，尤当协力恢复，何不忍一家庭之小嫌隙，以乱大谋焉。诗曰，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岂非徒言哉。是我欲洗耳，竟江湖行[21]。
此次漫游，是他决意谋求中日两国应有态度之“行”。曾根在履行海军军人任务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兴亚思想，当时是兴亚会成立一年半以后，在《漫游志》前言中已有交代。
兴亚会创立后，曾根马上又被派遣到中国。1880年4月5日出发，同年11月8日回国，去了上海、福州、广东等地。后逢壬午事变（1882）、甲申事变（1884）、中法战争，凡有必要搜集情报时，曾根都被派往中国。1884年8月因福州事件，他被从上海派往广州。所谓福州事件，是指趁中法战争之际，陆军方面的小泽豁郎（1858—1901）等人在福州策划利用哥老会发动暴动，其中曾根的具体作用不明[22]。从那以后曾根再没有被派遣至中国，他向伊藤博文提出希望转行做外交官。
1886（明治十九）年5月和9月，曾根提出意见书[23]。5月份在名为《陈情书》的意见书中，曾根如此说：放弃出访欧美的升职路线而选择专心对清国工作，是因为保有“兴亚之大目的”，这个大目的包括两点，第一是在清国衰退之际，如果“草莽悲歌不平之徒”叛乱，可加以利用，“为本邦兴伟业，巩固后来基础，竟达兴亚之大目的”；第二是如果清国与日本一样进行维新，“亲密交际以相救于艰难……定亚洲联合之策以防欧美各国之轻侮，竟达兴亚之大目的”。
仅看这些表述，第一大目的难免会有侵略主义之嫌。恐怕当时志士们对中国的想法均有很大程度与此重合。用万国公法的视角来分析太平天国之乱，也应该与此相呼应。但是很明显，曾根所追求的是清朝的改革与发展，随后为了达成这一伟业，根本上需要得到清朝的“人民信用”，以及中日两国“志士之志”相一致。
曾根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进步很明显，如今正值应该加强和平合作关系，即追求第二大目的的时期，他从这个情况判断出发，向伊藤“陈情”转向“外务交际官”。如果不被准许，“转任农商务，负责日清之间实地商务，以贸易与彼决输赢，誓兴本邦公益”。实际上这也是为了达成“兴亚之大目的”，曾根在长期任军职之后，期望通过“交际”和“贸易”来达成兴亚之大目的。
更加根本的是，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利益必须在对等关系中实现。上述《陈情书》之后，6月发生长崎事件。清朝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水兵舰队在长崎引发暴力事件，曾根对这次事件的看法令人深思。他在9月写给伊藤博文的文书[24]中这样说：
目下，如长崎事件虽素小事，亦非无故者起。夫本邦人视清国人与视欧美人大异，视之如牛猪加以轻蔑，清国人亦蔑视本邦人，呼之假鬼子[25]。
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相互存在歧视。日本人因为讨好欧美人而蔑视中国人，所以是“假鬼子”，文书中在汉字上认真标注了音读和训读两种读音（jiaguizi/nise onigo）。引发暴力事件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错误的蔑视，如果这样，比如在朝鲜问题上即使日本采取独立保护的正确政策，也不会被清朝官民所信赖，报纸上会写“吞并朝鲜觊觎满洲”，这样就无法成为“良友”，这是曾根所呈的建议。他认为不仅对中国，对朝鲜也应该持有对等关系。
到此为止的分析和意见都很不错，曾根更进一步，指出“失和睦相轻蔑”的原因：
我政府自明治维新至近年，对清国之处置（台湾琉球事件等）即使无侮其心但难免于形。我既侮彼彼亦侮我。若不得侮则怒且怨[26]。
1874年出兵台湾与1879年的“琉球处分”等，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肆无忌惮。“无侮其心”只是文饰，要正视“难免于形”的现实。这是兴亚会直面现实后的问题，但“呜呼，何时可使怨怒爆发”。
曾根对于出兵台湾，在前述《漫游志》前言中已经加以批判，认为讲和却收取50万两赔偿金，与自己“意想悬隔甚远”。前面提到“良友”一词，可以理解其中心是希望将来两国间构筑良好关系。
9月的第二封信中也在恳切请求伊藤考虑自己转行外交官一事。曾根如此期待转行，无疑有厌恶海军工作的成分。信中针对有些人说自己是有名的“侦探家”故不适合做领事，他强调自己在中国实是作为“兴亚家”而出名的。
余明治十三（1880）年于上海刻印兴亚会规则书三千部配给官民中之知己。又就该会赠李氏一书，李氏参谢于天津海关道。[27]
曾根自称在上海发布兴亚会规则书三千部并有很多朋友，是想突出人脉之广的印象；向李鸿章上书且李氏专门到天津海关道“参谢”曾根，则是为了使人认识到其人脉之深。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炮轰福州时，当地道台方盛勋还来请求参谋。这些均是适合成为“外务交际官”的经历。进入外交领域，无疑曾根可以从事多年来期望的兴亚事业。
过去曾经一起执行海军情报任务的柳园子町田实一于1883年秋被任命为香港领事代理[28]。与曾根一起创立振亚社的东次郎（南部次郎，1835—1912）也在同年成为芝罘领事代理心得[29]，曾根当然很焦急。
但是，伊藤博文最终没有回应曾根俊虎的请求，等待曾根的反而是作为罪人被拘禁的命运。1899（明治二十一）年他因笔祸事件遭免官和拘禁，不过最终也无罪释放。佐藤茂教考证，虽然说是因为在《法越交兵记》中指责当局招来的祸事，但其实牵涉到条约改正问题的秘密出版[30]。曾根两年后告病退休，佐藤氏认为是其对长州阀垄断海军，特别是对清朝武断政策的抗议[31]。《对支回顾录》首先将笔祸的原因归结于《法越交兵记》，是否故意为之尚不可解。
离开海军后，曾根俊虎度过了落魄的晚年，1901年4月参加东亚同文书院开院仪式，他请来到长崎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同行，“形容枯槁，须髯皆白的长躯，极尽先觉的末路萧条，使兴亚会时代的同志及子弟皆黯然”[32]。这是离开海军仅十年的时候，此后曾根又度过十年余生后去世。
根据曾根俊虎养女口述[33]，曾根是具有“豪放快活”性格的人，也许确实是这样吧。他死后孙文来到芝白金的兴善寺祭拜他。养女专门提到孙文的拜祭，对于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兴亚家”曾根俊虎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慰。
[1]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230页。
[2] 宫崎滔天著，岛田虔次、近藤秀树校注《三十三年の夢》，岩波文库，1993年，165页。中文版：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三联书店，1981年，111页。
[3] 佐藤茂教《『興亜会報告』と曽根俊虎──興亜会活動に見る曽根の一軌跡》，福地重孝先生还历纪念论文集刊委员会编《近代日本形成過程の研究》，雄山阁，1978年，440页。佐藤氏推断，曾根在广泽事件中被牵连，是因为他目击了暗杀者，所以暗杀的主谋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井上馨欲杀害他，但被胜等人救出，又得到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得保平安。笔者无法判断这充满传奇色彩的推断是否正确，但作为曾根与副岛、大久保、伊藤之间关系的一种解释，不无意义，故例举在此。曾根传记层面上的记述参考佐藤论文，黑木彬文《興亜会の成立》（《政治研究》第30号，1983年），东亚同文会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対支回顧録》下卷（同会，1936年）等，除特殊问题外省略出处。
[4] 佐藤三郎《日清戦争以前における日中両国の相互国情偵察について》，《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140页。
[5] 佐藤茂教氏认为曾根十分看重这次接见，因为后来曾根说过“对明治政府的一切怨念都忘却，决意作为兴亚家而立”。《『興亜会報告』と曽根俊虎》，442页。
[6] 《対支回顧録》下卷，299页。但同书后改作《支那近世乱志》。《支那近世乱志》内有“译撰人曾根俊虎”“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许可”字样，卷首有副岛种臣的题字。“译撰”是本人所写，可以认为是著作。
[7] 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1904年孙文作序出版，笔者参考的是共和日报社1911年刊本。
[8] 姚文栋《日本国志·凡例》，《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乙酉（1885）序，五十叶表。
[9] 曾根俊虎《清国近世乱誌》，日就社，1879年，例言，236页，200页，214页。
[10] 草间时福《興亜会成立の歴史》，《興亜公報》第一辑，明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4页。《興亜公報》（第2集开始改题为《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均根据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不二出版，1993年），下文省略复刻版书名，仅表示《XX报告》号数、刊行年月日（有略）、该号页数。
[11] 佐藤茂教认为，1878（明治十一）年因为大久保利通的努力成立了兴亚会的前身振亚社（佐藤茂教《『興亜会報告』と曽根俊虎》，430页）。笔者赞成此一时间，但不认同与大久保利通（1778年5月14日被暗杀）的关系。
[12] 《金子弥平〔金子弥兵衛〕》，《対支回顧録》下卷，242页。
[13] 《大久保利通》，《対支回顧録》下卷，161页。但也写作“振亚社”（同前书，上卷，674页）。黑木彬文《興亜会の成立》，86页。
[14] 《宮島誠一郎演説》，《興亜公報》第一辑，15页。
[15] 《欽差大臣何公使と曽根氏の談話》，《興亜会報告》第2集，6页。何公使的发言刊载于第2集时已经是训读体。
[16] 黑木氏已经指出二者是不同的团体。《興亜会の成立》，84页。
[17] 《紀事》，《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五辑，1883年6月16日，2页。
[18] 〔〕为狭间注，下同。
[19] 曾根啸云《清国漫遊誌之続》，《興亜会報告》第22集，1881年1月30日，40页。
[20] 麻峰闲人曾根啸云《清国漫遊誌》第一编，《興亜会報告》第20集，1881年9月20日，9页。
[21] 《清国漫遊誌》第一编，《興亜会報告》第20集，9—10页。
[22] 写给伊藤博文的《陈情书》中所言“第一大目的”或许就是指此。关于福州事件，参考田中正俊《清仏戦争と日本人の中国観》，《思想》第512号，1967年2月（收录于田中正俊《田中正俊歴史論集》，汲古书院，2004年）。
[23]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二卷，（总页数）292—296页。
[24] 这项文书（无题）附录于《対支回顧録》下卷《曾根俊虎》条目中，题为《奉総理大臣伊藤伯閣下書》，但“明治十一年”的时间有误。且“明治十一（1878）年”是内阁制、华族令发布之前，所以该文书的处理有双重错误。
[25]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二卷，（总页数）296—297页。
[26]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二卷，（总页数）297页。
[27]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二卷，（总页数）301页。
[28] 吾妻兵治《送亜細亜協会員町田君于役香港叙》，《亜細亜協会報告》第10号，40页。关于町田的兴亚思想容后述。
[29] 《対支回顧録》下卷，110页。领事代理心得一职的年薪是银2600元，应该有待遇方面的考虑。“领事代理心得”为外交官职，指下级官员代行领事代理一职。——译者
[30] 佐藤茂教《『公文備考』に記載せる曽根俊虎被告事件》，《史学》第43卷第3号，1975年。
[31] 佐藤茂教《『興亜会報告』と曽根俊虎》，443页。
[32] 《対支回顧録》下卷，301页。
[33] 佐藤茂教《引田利章の経歴紹介と曽根俊虎に関する若干の史料》，《三田史学》第45卷第1号，1972年，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