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從占卜到表意字，從表意字到占卜
第一章
從骨占學到龜卜學
在所有的文化裏，人類爲自己想象出來能預示未來的無窮方法之中，在歐亞高原的狩獵與畜養廣爲使用的是占骨法，即獸骨占卜。專家們將之更確切地命名爲“肩胛骨火占”（pyroscapulomancie），通常简稱肩胛骨占卜（scapulomancie）[1]。該占骨法旨在闡釋獸骨片——通常是肩胛骨——經火高温產生的裂紋所形成胡亂之象。這裏，我們看一位人類學家是如何描述此類占卜的，阿爾岡昆人——西伯利亞狩猎者的美洲堂親，直至上一世紀仍在使用該占卜法以對狩獵路線作抉擇：
用一块部分干裂的木板紧紧扣在肩胛骨上作爲把手，肩胛骨占卜師將肩胛骨置於事先從火中取出的燃烧木块上。[……]當肩胛骨在热火的作用下發生斷裂並出現可見的形狀時，在場的人可以逐一随意對此作出詮釋並就需要解碼的信息交换他們的解釋。[2]
這類占卜方法從史前以來就通行於整個北亞和东亞。在當代中國西南部雲南省永勝縣居住的彝族魯蘇人那裏也用此法。他們在未加任何整治的羊肩胛骨上進行占卜。
占者“將羊骨置於碗上，左手持骨臼，右手用火草團在骨的邊緣來回摩擦，同時即喃喃地進行禱祝”。當火草團點燃後不到壹分鐘，骨面發出爆裂聲，“録錫”急忙抹去火草餘燼，伸手就在火塘旁拈了壹點黑灰，在骨的反面（即有脊的壹面）已被燒裂處塗抹壹番，再用手沾壹點唾液，將黑灰揩去。
這時裂紋內有了黑灰，就清晰地顯露出來了，這就是“卜兆”。[3]
貝塚茂樹（Kaizuka Shigeki）進一步假設，這種原始的占卜從本源上看，無疑是薩滿教性質的，是在薩滿教信仰裏爲超自然力量進行動物大燔祭的結果。[4]大燔祭之後，薩滿們必須在經焙烧而半鈣化的獸骨殘片上尋找顯示其供奉是否被靈物接受的信息，這些供奉意在祺祥於靈物們。在整個新石器時一直到公元前兩千年間，這一原始的骨占法始終應用於泛中華各文化中，在從甘肅到山東的中國整個北部地區兩百多座遗跡裏考古學家所找到的骨片上，均有這一原始的骨占法的痕跡。[5]其中最古之遺址乃爲實證，當時已經有一種方法，比上述在阿爾岡昆人那裏所觀察到的方法更精细。確實，考古學要確認骨占的痕跡，這些痕跡必須帶有特徵，即由一種比上面談到的肩胛骨火炙法更複雜些的方法製作而成，肩胛骨的火炙與胡亂炙烤的獸骨是不容易區分的。這就是爲什麽肩胛甲骨占卜法的史前歷史只能始於那些能證實使用過火炙工具的骨片，木火於骨片上留下點狀特别的火炙標記。（見圖1）在開始有文字的歷史時代[6]，卜片燒炙所用的木火，在《周禮》有關卜刻者的條文裏，與刻銘文的工具“契”同名。契，作爲火炙的工具，實際上是一根黄楊木削成的、頂端經燃烧而炽热的圓木棍，故稱“燋契”。[7]它用來“火刻”卜片，從底部燒炙，使之在表部產生肩甲骨卜占裂痕。火炙如此完成後，在經處理的甲骨表層，留下燒炙的特别痕跡，即便在底面，所造之卜裂因時間久遠、骨質收縮合併而被抹去。1989年在仰韶文化第三紀即公元前五千年末[8]遺址出土的三片羊肩胛骨上出現了該類火炙占卜最古老的痕跡。在隨後的中國長久的史前歷史，即龍山文化裏，也相繼發現帶有類似燋契炙痕的各種動物肩胛骨片。這一史前歷史始於公元前兩千年初，在山東的嶽石文化，其坐落於平度區域内的嶽石遺址從年代上看與今天我們所認同的史前夏王朝的年代相符，約在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600年三個世紀間。人們通過考古發現，那時，肩胛骨占卜流程愈來愈精微。肩胛骨開始被精心地整治，火炙工具所鉆出的點被鑿成孔穴，燋契得以深入，使變薄的占骨片孔穴底部的骨骼更容易開裂，使骨片背部表面的裂痕所顯示的形狀更清晰。正是在山東的嶽石遺址和河南與之文化同宗的遺址中，人們發見龍山文化特有的占卜技術要比更遠的古文化即仰韶文化時期（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的肩胛骨占卜術進步。
占卜流程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出色的變動，從占卜學的角度看，這一變動遠比之前的任何技術進步都重要：在用牛、豬羊肩胛骨的同時，取龜甲造出有重要含義的卜兆。這一創新顯示肩胛骨占卜開始有了質的飛躍，轉向借中國占卜詞“龜卜”所定義的“龜甲占卜”。龜甲占卜在今天的山東省南部曲阜城與周邊地區，在黃河下游（當時的出海口在半島的南端）和長江之間，豐富的水流使淡水龜大量繁殖。史前時期，人們撿食此類淡水龜，很可能還有養殖。[9]在這一地區，更古老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到2500年間）遺址裏，有些墓穴有龜甲入葬，這些龜甲顯然爲占卜所用[10]，這便證實了久遠以來，龜一直被人們認爲具有非凡之力。在中國的傳統裏，這一動物與龍、鳳、麒麟同爲四靈物，但其他三靈不同的是其他三靈爲想象之物，惟龜就存在於大自然。動物中，龜很奇異，它有能伸縮的腦袋和肢體，兩栖，壽極長，是動物中真真實實的例外。可以設想，正是開發神力的想法促使龜甲占卜學的產生，以强化占卜的效果，薩滿精神無疑是以神力去認定一個非凡生物的。當然，是什麽原因使史前時期肩胛骨占卜師轉向龜甲，對此，我們没有任何直接的證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種類似神靈思想的推理。龜的傳統動物學性爲我們提供了這一推理的思路。終生收集植物、礦物與動物之性能的自然博物學家李時珍（1518—1593）對龜作如是説：
甲蟲[11]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龜形象離[12]，其神在坎。上隆而文以法天，下平而理以法地。背陰向陽，蛇頭龍頸。外骨內肉，腸屬於首，能運任脈。廣肩大腰，卵生思抱，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與蛇匹。或雲大腰無雄者，謬也。今人視其底甲，以辨雌雄。龜以春夏出蟄脫甲，秋冬藏穴導引，故靈而多壽。[13]
這種關於龜的神異動物學性中，有關陰陽的概念自然是新石器時代以後的事。不過，其理論發展所依據的概念基礎與史前時期的龜甲占卜學相當一致，故應將之視爲同樣古老。這一基礎是什麽呢？那就是，龜因其有機體的宇宙性而爲獨一無二之動物：龜背拱如上天，龜腹平整，方如大地。和世壽不同，龜壽不見盡頭。在這裏，所有形成一種信仰的要素均已具備：通過宇宙中發生的事與經特别工序人爲地在龜甲上造事之間的類比，信仰一種神靈關係。從這一信仰中產生出肩胛骨占卜中至高無上的龜卜學，而後者並不取代前者，人們繼續用肩胛骨占卜——甲骨肯定供不應求——，[14]但使用龜占這一越來越精密的形式。
甲骨占卜學的特性是什麽呢？它标志著初始的神靈思想轉向以宇宙一個代表物卜占爲依據的理性思想。這一轉變在兩個方面是决定性的。首先在信仰上，龜占把占卜從通過祭祀乞知神靈善兇的初始參照中分離出來。[15]事實上，龜從來不曾作爲給神靈的實體供品。它之所以被用作占卜靈媒並非爲犧牲祭物，而是與宇宙同性之靈物。這正是中國占卜理性將與通往神學之道分叉而走向陰陽五行學的轉折點。其次是在技術製作流程上，龜甲占卜在方法上具有實驗性。人們不再爲神靈之欲而擔心，而是在龜所標誌的宇宙微型上投射當下因素，由此得出甲坼即得所占之事。占卜師們成爲完善這一投射的專家，並將構成此投射的兆文程式化，使之成爲幾乎是科學性的卜兆。
隨著新石器時代後期城市的出現、進一步的勞動分工和中央國家的興起，泛中華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帶來這一演變。中國第一個王朝夏代的第一個首都在河南鄭州西南四十公里的新密附近的新砦留下重要遺址。[16]從農民的自給自足脫胎而出的城市手工業專業化帶來了各種青銅武器與工具生產技術：1976年甘肅對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兩千年的古墓進行發掘，出土了該地製作的兩百餘斧、刀以及其他多種合金器具。[17]至於國家組織，爲公元前三千年末到兩千年中叶的夏朝以及隨後公元前1650到1050年間的商朝所用，中國古代偏年對歷史上中國從黃金時代誕生的初始有所記載。從氏族酋長向國家緯度的轉變，伴隨著部落爭執變成真正的戰爭。公元前三千年末，使夏朝得以通過軍事獲得統領權的是馬匹的馴化與青銅技術的掌握，這是西部仰韶文化後期的特徵。隨後龍山文化在東部發展起來，在其後期從山東岳石（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擴展，向西伸延，蓋過以今天河南爲中心的當地仰韶文化。在夏商遺址相疊的二里岡的發掘中，出土了一組占卜片，其中幾片甲骨混雜在豬羊肩胛骨中。[18]公元前十七世紀中葉夏朝被推翻，建立了商朝，最終促使東部民族文化占了上風，東部民族繼而奪得馴化了的馬匹和青銅的製作技術。在新朝代的統治下，龜占成爲國家決策機器的主軸，並在其落實的方式上達到極致[19]。河北南部公元前十七世紀的下七垣遺址所發掘出土的卜片首次從考古上證實了這一點。
這一附屬二里岡遺址的下七垣遺址在距商代第一個首都二裏岡北向約220公里處，1988年的考古發掘，在此地的商代前期地層發現一塊占卜甲骨片，整治得極好，燋契以備火炙，排序相當特殊，史無前例。[20]第一步準備工作非常精細，把腹甲（護胸）與背甲鋸開，除盡甲肉，平整上面的凸凹部分，尤其是脊骨與背甲的連接部分，刮去附在腹甲的九塊甲骨表層上的骨膠，並將腹甲磨得非常光滑。第二步準備工作是在要進行燋契處鑿出一個個圓形小孔和與之相切的橫向杏形小孔，圓形孔謂之“鑽”，椭圆形小孔謂之“鑿”。鑽鑿是爲了龜骨變得薄些，燃木灼於其处，坼文呈“├”或“┤”兆。龜甲的坼文會順著鑽與鑿的底部最薄處形成，杏形小孔鑿底部是橫向坼，半圓形（鑽）之底部是縱向與鑿兆相切的坼（見圖2[21]）。這一坼文“├”後來成爲象形的“卜”字，它在中國的表意文字裏意爲“龜甲占卜”。該字也是象聲詞，燋契灼龜甲而爆裂之聲（bu）。當然，每次占卜所得到的坼文是“├”或“┤”兆的奇特變形，變化不定，由占卜應該顯示的吉或凶，其變化不定之徵象。而坼紋的標準化把這變化無端規範成幾種标准的成兆。這出色的理性化使坼文的視讀變得客觀和容易了。容易是因爲經圖形簡化的基本坼紋彼此明顯不同；客觀是因爲標準化後的相關坼紋根據極爲嚴格確定的不同卜兆類型，以與原先未經簡化、確定、由人任意闡釋的坼紋相對。
什麽樣的分類呢？這是個關鍵問題。答案只能是對發現的考古材料進行詮釋，但缺乏當時的文字記録。依靠僅有的晚近資源所作的詮釋用後來這些考古材料對殷代甲骨占卜學作胡亂添加、誇大，這種任意性分析使事情變得複雜。
我們從《周禮》關於擔任占卜者談起。它明確指出，君王、大夫、史與卜人由不同的角度觀卜兆。卜人占坼，史占墨，大夫占色，君占體。卜人占坼，即[22]卜人取相關之兆[23]。史占墨，即著意坼之形態在坼上加色（墨），以更好地凸顯卜坼線條。[24]國家君王觀兆象——事之總體環境，大夫觀兆色——事之當下背景。由此規定而知，驗辭的技術意義（占卜評估）在周朝應該是卜官獨有的能力。[25]而“墨”指爲卜裂所形成的卜兆著墨，它是史的特殊職責，因此，史官的標記是一支筆，絶非用來寫字，而是用來著色，史官的卜占職能先於書寫職能（書寫職能由此產生）。因此，“史”之古字爲象形，一隻手握舉筆，筆尖向上。（見圖3）鄭玄釋之，言：“墨，兆廣也。”但這不太可能。“墨”之含義於鄭玄時已經喪失。而今天，在所發現的武丁時代一些甲骨占卜片上帶有的顯著的紅色印記，足以讓我們重新找到其定義。我推測，這是占卜源起時的一種特别做法。[26]
我們來看占人爲各卜占作技術性闡述之原則。它們依據的是作爲基本卜兆組合形態的若干可靠的不同類型。卜紋横向，爲卜枝，縱卜紋與之切割。縱卜紋在占卜圖中名爲“干”，在若干晚近的資料中被稱作“千里路”[27]；橫向卜紋在被稱作卜“枝”[28]。合乎規則的變體是：1．橫向坼文：與縱紋成鈍角或鋭角或直角，即橫向紋向上或向下或無上下。2．紋裂或分叉或折斷，形成橫向支。
關於這一點，最早見於《史記》第一百二十八卷（龜策列傳第六八）有關占卜的記載中。這段被司馬遷收入其著作的文字始於公元初[29]。1990年發現的公元前四世紀周代有關占醫卜的竹簡書證實了周代所進行的卜占。[30]《史記》此段説了什麽呢？記有三十一種“卜”，各附簡短描述並所占之辭。根據縱橫向坼文的角度確定不同卜相[31]，或爲橫坼或節坼[32]。由占辭歸結出，凡坼成鋭角，即橫向裂痕往上，爲吉。凡坼文成鈍角，即往下傾斜，爲凶。卜兆斷裂或分叉亦凶。而《史記》第一百二十八章對此類坼文變化描述詳盡。[33]一節橫向坼，甚至被分爲三段，首、身、足，卜兆三段間任何細小的變化都受到注意，每一卜兆不得超出四或五毫米。[34]完全可以認爲，這有點過分雕琢，是後來對坼初始形態的扭曲，而應該更簡單地看，如果我們相信《尚書·洪範》所記的有關殷代占卜以外的重要建制原則。[35]《洪範》篇，論及在古代中國，通過龜筮兩種占卜形式“建制稽疑”，即我們這裏所涉及的龜占和我們後面要論及的筮占[36]。而該文明確指出：“卜五，占用二。”也就是説，五類卜坼生於龜甲，而兩類筮占爲（陰陽或單複數）《易經》卦相。這五種卜坼之數正好與數卦所用的五到六個基本數相符，後我們將看到，後者派生出數卦的初始成分（一、五、六、七、八、九，或許還有十），根據不同占卜流派或用八與十，或用七與九。
卜人想到了所有的吉凶系列可以簡約爲五到六種卜紋類别嗎？龜占的五種類型不過是多重卜紋的成分組合而成的名爲“兆”的矩陣，從中得出所尋求的占辭。同樣，之後，人們更巧妙地在卦象結構上起卦。[37]甲骨文研究發現每一卜問，均要數次製作兆紋：在不同的或卜片上進行五次，乃至在同一卜片上進行十次，我們尚不知決定每次占卜的不同次數的規則是什麽，亦不知每次占卜所得在總占中是如何組合的。它們由所謂兆辭所記，兆辭的形式統共有二十餘種，其含義尚不清楚。[38]
在五至六種不同的卜紋類型中，卜的形狀還是浮動的。若卜枝分叉、斷裂，被視作同一變體（凶兆）。若卜枝向上者（似爲吉）或兩種卜枝下傾（似爲凶）。而必須承認的是，這是中國占卜學之精神本身的崛起，即占卜理性的精神，它把現象世界的無窮偶合化爲幾種格式化的、付諸計算的知性。這一精簡過程是抽象性的進程：“卜”的類型化是對無數未設定的卜兆的抽象。而這裏，史前泛中華文明在該階段所獨有的努力，其特性是，在文字產生之前，抽象化是通過技術機制化進行的。卜兆的標準化工作是理性化的媒介。[39]這是一種先進的、足以爲中國表意文字之創造開辟道路的理性。
[1] 參見David N．KEIGHTLEY的傑作：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2] Richard DOMINIQUE，《La scapulomancie chez les Algonquins du subarctiques》，in Hélène Dionne（dir．），L’Oil amérindien：regards sur l’animal，Québec，1991，pp.98-99．
[3] 林聲：《雲南永勝縣彝族（他魯人）“羊骨卜”的調查和研究》，載《考古》1964年第2期，並鄭傑祥（主編）：《夏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第二卷，第483頁。
[4] KAIZUKA Shigeki（貝塚茂樹），Kodai In teikoku（《古代殷帝國》），东京，1957，第235頁。
[5] 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後面簡稱爲《一百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第223頁。
[6] 作者爲漢譯本作補充。——譯者注
[7] 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作簡略，參見《周禮·春官宗伯下·菙氏》。——譯者注
[8] KAIZUKA Shigeki（貝塚茂樹），第235頁。
[9] 參見安作璋、王志民（主編）：《齊魯文化通史》，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174頁。
[10] 同上。
[11] 龜因其形如甲蟲，李時珍歸爲蟲類。
[12] 陰爻，上下均爲陽爻，如屬性爲陰的龜，居腹背之間。
[13] 李時珍：《本草綱目，水龜，集解》。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修改引文。——譯者注
[14] 肯定没有足够的甲骨滿足日常解決各種問題而占卜的需要，提供甲骨的龜甚至在當時已經滅絶。占卜師們因而續用牛肩胛骨，將之整治成甲骨式樣，使之象徵宇宙。在甲龜被喻爲宇宙而被選作占時，人們仍繼續將肩胛骨比作龜甲骨而使用。
[15] 這一信仰在甲骨文表示吉祥的“受又”裏留存痕跡，該詞的本義是“接手”，即“受助”於神靈。
[16] 參見《考古學報》，2006年第1期，第6頁。
[17] 參見《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第287-289頁。
[18] 王宇信、楊昇南（主編）：《一百年》，第229頁。
[19] 我們將看到這一進步不僅在技術上（青銅製作、馴馬），主要是在占卜學也就是宇宙觀的理性化層面，山東的中華人得以確定其對河南人的領先，前者因此佔有後者的技術創新。
[20] 磁縣下七垣遺址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第199頁。
[21] 引自臺北“中央研究院”藏品；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中央研究院，1929年2月；再載於《董作賓學術論書》，臺北：世界書局，1962，第96頁。專家張光遠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一次關於再現殷代占卜工序的講座，其文英文版發表於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vol．XVIII，Numéros 1-2，Numéros 3-4，臺北，1983年3-6月期，7-8月期;題目爲“Late-Shang Divination：an Experimental Reconstruction Methods of Preparation，and Inscription of Oracle Bone Materials”。我加上如下評注：1．坼文“├”中的橫線始終朝向龜甲的中軸。卜兆事先就做了佈置：左側爲├，右側爲┤。2．最常見的卜兆即與卜干成直角的不偏上不偏下，正中的橫向痕圖形缺席，該圖形中橫向痕是斷裂的。法語中出於方便我用半個H來説明，用中文，即是“卜”字形。
[22] 在這一點上我與中國注釋家們不同。他們都著力於“卜”“墨”“色”“體”之不可思議的技術含義，而我認爲，他們代表的是主卜事者如卜人與當權者對整個占卜的不同觀點。如“史”字字源，一隻手執一筆，是要在卜片上上墨。因而卜兆被稱之爲“墨”。占卜層面的“墨”非黑色，而是禮儀色彩紅色，亦見於遠古貴族墓葬內裝飾。禮器禮制已經正式形成，禮制作爲觀念形態。作者爲漢譯本增改。——譯者注
[23] 在對時興於殷代設計極致的程序進行模擬實驗中，張廣元發現，在實際操作裏是可以做手腳的。在火炙時略略增大燋契，讓那條重要的卜兆（横向的）或向上或向下。《周禮》引文之意在此條件下可能指，卜占者乃各自負責主掌而避免做手腳。
[24] 殷墟出土的甲骨刻片著色情況並不鮮見。
[25] 殷代，職能尚未如《周禮》那樣進行分配（當然是純理論的方式），君王通常作爲卜占人提出其驗辭。不過，君王並不因此就是技術專家，他不過是來看卜官的操作，並與之商量驗辭。
[26] 此處，作者爲漢譯本略作補充。——譯者註
[27] 與將甲骨分爲左右兩則的脊骨同樣，各火炙點也爲縱向。
[28] 參見董作賓：《商代龜卜推測》[1929]，rééd．in Id．，《董作賓學術論書》，臺北：“中央研究院”，1962，第58頁；並參見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152頁。
[29] 我們知道，該篇主體部分非司馬遷之作，乃公元一世紀的褚少孫所寫。
[30] 參見何浩、張君：《試論楚國傳統的貞卜方式》，載《安徽史學》，1987年第2期。
[31] 以罕見的“肣”字表示此角度。
[32] 鑽爲半圓，其預設的卜裂要比縱向軸所畫的杏仁形孔更有變化意義。它是占卜的可變因素。
[33] 本書作者爲漢譯本略作修改。——譯者註
[34] 該卷所記：“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复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作注。——譯者注
[35] 《書經·周書·洪範》中，借忠臣箕子之口概述周武王所承接的商代主要王制。
[36] 言商代之筮占並非時間錯置，殷代已經出現早期數字卦。（參見前述《書經·周書·洪範》）
[37] “兆”字爲象形，由“卜”字重疊分列左右兩側而成。可能出於美觀，將“卜”反向並列，而在龜甲上，它們則是相向而並置。參見圖2。兆辭通過矩陣計算，我們不知其規則，每一兆辭有二十餘種不同變化。
[38] 參見王宇信、楊昇南（主編）：《一百年》，第240頁。這些式子不屬於占卜方程，只是簡單的縱向記録，含義不清，不要與兆辭相混淆。
[39] 通過工具來進行标準化卜坼。占卜學精細複雜的鑿鉆操作的第一步：用梗木枝之熾炭而非簡單的有焰火灼龜，精細化的第二步是，通過肩胛骨或龜甲上的簡單圓鉆洞火炙，以製造兆紋。可以推測，正是通過觀察這簡單圓鉆洞所產生的隨意而不規則兆紋的效果，人們開始想到將其中不規則的純屬隨意的圓形鉆洞規範成預設的“鑿”與“鉆”兩種形狀的小洞。順著這一抽象卜兆的工具化製作的思路，漢字诞生了。（見圖2）本書作者爲漢譯本作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