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编撰学旧体制及其批评者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是这场或可称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领袖。不过，为了诠释革命者的行动，有必要大体了解他们意图推翻的旧体制。为理解及描述这一体制，我们不能将自身局限于1900年前后，也就是费弗尔与布洛赫求学时代法国的状况。我们必须从长时段着眼考察历史编撰史。【7】
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时代开始，西方的历史编撰就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修道院编年纪、政治回忆录、博古论文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式是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叙事，其形式是大人物——首脑与国王——重要事迹的故事。这种主导方式首先在启蒙时代受到了严厉的挑战。
大约在18世纪中期，苏格兰、法兰西、意大利、德国等地为数众多的作者与学者，开始关注他们所谓的“社会的历史”。这种历史不囿于战争与政治，还包括了法律与贸易、伦理及“风俗”——这是伏尔泰著名的《风俗论》（1756）的中心话题。
为集中讨论封建制度或英国宪法等的结构史，这些学者抛弃了18世纪格拉斯哥的约翰·米勒早在布罗代尔前就一度称之为“充斥于俗不可耐的历史学家关注的细枝末节之中的事件的通俗的外表”。他们有的注意重建过去的态度与价值，尤其是所谓“骑士气质”这一价值体系的历史，另一些则关注艺术、文学与音乐的历史。截至该世纪末，这群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编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论著。若干史学家将这一新兴的关注举止和习俗的社会文化史融入政治事件的叙事当中，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8】
然而，由利奥波德·冯·兰克发起的所谓史学“哥白尼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将社会文化史边缘化，或是说再次边缘化。[1]兰克本身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史。他曾讨论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他也不排斥社会、艺术、文学或科学的历史。不过，兰克领导的这一运动与他构建的新史学范式，削弱了18世纪我们或可称为“新史学”的基础。他对档案资料的强调，让社会文化史学家相形之下只像是半吊子的业余爱好者。
与导师比较起来，兰克的追随者远为心胸狭隘。在一个史学家渴望成为专业人士的年代，非政治史实际上被排斥于新创建的学术专业之外。19世纪后期新创办的专业刊物，如《史学杂志》（1856年创办）、《史学评论》（1876年创办）与《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创办），都集中关注政治事件史。比如，《英国历史评论》创刊号前言称，其宗旨在集中关注“国家与政治”。新专业史学家的理念，在一系列史学方法论著作中得到了阐发，如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研究入门》（1897）。[2]
当然，在19世纪还可听到不同意见。大体同时，米什莱与布克哈特分别在1855年与1860年写成文艺复兴史，他们对历史的视野，便远比兰克学派开阔。布克哈特将历史视为国家、宗教与文化三种力量交相影响的领域，而米什莱呼唤我们如今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那些受苦、劳作、衰老和死亡，却又无法刻画其苦难的人的历史”。【9】
同样，法国的古代史学者福斯特尔·德·古朗热的经典之作《古代城市》（1864）一书，集中讨论了宗教、家庭与伦理，而不是政治或事件的历史。马克思也提出了不同于兰克的另一种史学范式。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变迁的根本动力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张力当中。
在反对政治史的人当中，经济史学家也许是最有组织的。比方说，1872年起任教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或者叫Strassburg，因为此时它是德国的一部分）的格斯塔夫·斯莫勒教授，便是一个重要历史学派的领袖。社会经济史杂志《社会经济史季刊》是在1893年创办的。在英国，经济史的经典研究，比如威廉·卡宁翰的《英国贸易的成长》与J．E．索拉德·罗杰斯的《六个世纪的工作与工资》，可分别追溯至1882年与1884年。[3]在法国，亨利·豪塞、亨利·塞伊与保罗·芒图都是在19世纪末开始进行经济史写作的。
至19世纪后期，政治史的支配地位，或者援用斯莫勒的说法，政治史的“帝国主义”，常常受到挑战。比方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士约翰·理查德·格林在其《英国人民简史》（1874）一开篇，就大胆地宣称“将以更多篇幅讨论乔叟而不是克雷西、卡克斯顿而不是白蔷薇党人与红蔷薇党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伊丽莎白的济贫法而不是她在卡狄兹的胜利、卫理公会的复兴而不是小僭王的逃亡”。尽管他并未完全兑现诺言，但比起前人，他确实花了更多笔墨来讨论这些主题。[4]【10】
新兴学科社会学的创始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奥古斯特·孔德嘲笑所谓的“百无一用的逸事的瞎子编者，出于非理性的好奇心，孩子气地去研究的细枝末节”，倡导他所谓的“无名的历史”，这个说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5]赫伯特·斯宾塞抱怨说：“君主的传记（我们的孩子没学到别的什么东西）对社会的科学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新看法。”[6]同样，埃米尔·涂尔干鄙弃特殊事件（événements particuliers），认为它们只不过是“肤浅的表象”，是特定民族历史的表象而不是真实。[7]
1900年前后，对政治史的批评格外尖锐，而要求取而代之的议论五花八门。[8]在德国，这是所谓“兰普里希特争议”时期。卡尔·兰普里希特是莱比锡的一位教授，他将政治史与文化史或经济史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只不过是个人的历史，而后者是人民的历史。他后来将历史定义为“基本上来说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兰普里希特的看法遭到大多数专业同行的排斥，但赢得了许多普通大众和国外同行的赞许。[9]
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便是兰普里希特倡导的方法在国外的一个支持者。他研究中世纪的城镇和贸易，提出了聚讼纷纭的“皮朗命题”，认为要是没有穆罕默德，就“无法理解”查理曼，因为正是由于阿拉伯入侵西班牙，地中海的统一局面才被打破，如此方才成就了查理曼的西方帝国。[10]
在美国，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探讨《边疆在美国史上的意义》（1893）的著名研究中，干干脆脆地与政治事件史一刀两断。而到新世纪初，詹姆斯·鲁宾逊、查尔斯·比尔德、哈里·埃尔玛·巴恩斯等人在“新史学”的口号声中发动了一场运动。根据鲁宾逊的说法，“历史包括人类开始在地球出现后，所做所思的每件事留下的每一个痕迹”。至于方法，“新史学将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任何发现”。[11]【11】
同样，在1900年前后的法国，史学的本质成了热烈争论的话题。不应夸大史学当权派的狭隘心理。《史学评论》的创办者加伯利尔·莫那，在热衷于德国“科学”史学的同时，对米什莱也颇为敬仰（他本身认识后者，还为他写了传记）。而他本人又成为学生豪塞与费弗尔仰慕的对象。
再者，恩斯特·拉维斯是此期活跃在法国的最重要的史学家，他主编的一部法国史，于1900年至1912年出版，共十卷。他本身的兴趣是从弗里德里克大帝到路易十四的政治史。然而，这十卷著作显示了宽泛的历史概念。导论部分由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撰写，文艺复兴卷由文化史学家亨利·拉蒙涅执笔，而拉维斯自己对路易十四时代的论述，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艺术特别是文化的政治。[12]换句话说，此期权威专业史学家只关心政治事件叙事的说法并不准确。
不过，社会科学家恰恰还是这么看待历史学家的。前面已提到涂尔干对事件的鄙弃。他的追随者、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更进一步攻击了所谓的“史学部落的偶像”。根据西米昂的说法，必须推翻三个偶像。其一，“政治偶像”——“对政治史、政治事实、战争等的长久的迷恋，过分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其二，“个人偶像”——换句话说，是过分强调所谓的大人物，结果是连制度研究也写成了“庞恰特雷恩[13]与巴黎议会”的形式，如此等等。最后，“编年偶像”，即“自身迷失于研究起源的习惯之中”。[14]
这三个都是《年鉴》杂志钟爱的主题（1960年，杂志重印了西米昂的文章），我们将回头讨论它们。对史学部落偶像的攻击，特别点名批评了这一部落的酋长之一，拉维斯的门徒、索邦的教授夏尔·瑟诺博斯。瑟诺博斯成为改革派反对的所有东西的象征。事实上，他并不只是个政治史学家，还讨论了文明。他对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颇有兴趣，尽管他的看法不同于曾撰文尖锐批评他的著作的西米昂或费弗尔。[15]【12】
西米昂的批评发表在一份新期刊《历史综合评论》上。这是由亨利·贝尔于1900年创办的，其宗旨在于鼓励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心理学与社会学进行合作，以望形成贝尔所谓的“历史”心理学或“集体”心理学。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心理史”，远远早于20世纪50年代及艾里克·艾里克森讨论路德的名著。[16]
在法国学术生活中，亨利·贝尔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作为一名（在巴黎最有声望之一的学校任教的）教师，贝尔身处大学世界的边缘，但他担任一份学术期刊的主编，以《人类史》为题主编了一套丛书，并于1924年创建了国际综合中心。他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同时由于他建构的网络，还是一名富有成效的学术事业家。[17]
贝尔对历史心理学的兴趣，更一般性地说，他的跨学科合作理念，深深吸引了定期先后给他的杂志和丛书撰稿的两位年轻人。他们的名字是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18]
[1] Burke，“Ranke”；ibid．，“Paradigms Lost”．
[2] Gilbert，“Three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ans”；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
[3] Coleman，History．
[4] Himmelfarb，New History．
[5] Comte，Philosophie Positive，第52课。
[6] Spencer，Essays，第1卷，第26页以下。
[7] Durkheim，“Préface”，第v页。
[8] Iggers，Historiography，第31—35页。
[9] Lamprecht，Deutsche Geschichte，preface；ibid．，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对他的讨论，参见Weintraub，Visions，第4章。
[10] Lyon，Henri Pirenne．
[11] Robinson，New History．参见Hendricks，Robinson。
[12] Lavisse，Histoire de France．参见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第205页以下；Nora，“Lavisse”。
[13] 1643—1727年，法国政治家。——译注
[14] Simiand，“Méthode”．
[15] 有关瑟诺博斯，参见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第218页以下；Prost，“Seignobos”。
[16] Erikson，Young Man Luther．
[17] 对贝尔的讨论，参见Huppert，“Annales”；Gemelli，“Henri Berr”；Biard，Bourel and Brian，Berr，特别是第39—60页。
[18] Schöttler，“Frühen Ann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