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儒家思想的根源

近代以来，因古文字学的发达，字源学的研究不仅有长足的进步，对各人文学科也有程度不同的推进作用。但就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字源学考索的限制，也不能不加以认识。半个世纪以来“说儒”“原儒”为名的论著不少，其中以字源学研究为主导。用字源学的方法讨论商周甲金文是否有“儒”字及其在古文字早期的意义，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是，这种对“儒”字的考释在理解儒家思想的根源方面却有很大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对古文字的考释破译，专家的意见亦每多不同，而且这种字源的研究往往游离了儒家思想探源的方向，甚至产生误导的作用。古文字学家把甲骨文中的一个字释为“需”，认为是求雨的巫祝，并认为这就是儒的起源。这样一种研究和结论究竟对理解儒家思想的起源有何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即使肯定“道”字的字源意义是指携带异族人首级而行以驱邪，^[29]这对理解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的起源究竟有何意义？如果孔子以前的中国古史文献全不可信，那我们除了此种字源的研究，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然而，我们虽然不能像有些史学前辈那样把疑古和半殖民地意识加以联系，但近年来因考古发现而反省“疑古”思潮，确实在史学界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学术的发展要求我们“走出疑古时代”^[30]。

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关注此种思想体系的诸元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如何获得发展，这些元素如何经由文化的历史演进而演化，以及此种思想的气质和取向与文化传统的关联。不去处理这些课题，把注意力集中在古文字中是否有“儒”字，以及在潜意识中受刘歆王官说的影响，总是力求找到一种称为“儒”的职业身份，似乎找到一种职业身份就找到了一种思想的产生根源，这根本无从说明思想发生的历史。摩西、佛陀、穆罕默德的伟大思想都不能从他们的职业得到根本说明。字源、制度、社会的因素都有其意义，而思想的传承才是思想史起源研究的基点。

研究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将会得到一种相当明晰的印象，这就是，在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不是与西周文化及其发展方向对抗、断裂而产生的，在孔子与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气质方面，与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正如杨向奎先生所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31]孔子对周公的倾心敬仰，荀子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都早已明确指明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说，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孔子时代已经有儒家思想了。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更向前溯，从龙山文化以降，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等不同领域逐渐地发展出，并在西周开始定型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三代传衍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进程的内在联系，远不是字源学研究把“儒”解释为商周的一种术士所能揭示的，必须在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研究中才能展示出来。

考古发现的器物乃至墓葬遗存都不能直接说明精神性的东西，如信仰、道德等等。而文献记载的古史材料就是那些，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切入方向不同，见仁见智、横岭侧峰，是很自然的。对于古史和古代文化这一文本，本书所提供的是一个注重宗教—伦理体系的思想文化的解读。

[1]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页8。

[2]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页14。

[3] 同上书，页18。

[4] 同上书，页13。

[5] 参看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6—30。

[6]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6—30。

[7]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页9。

[8] 参看刘东：《审美文化的兴盛与失落》（手稿），1993。

[9]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页60—63。

[10] 参看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176。

[11] 《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页96。

[12] 庄锡昌等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84。

[13] 庄锡昌等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87。

[14] 同上书，页88—89。

[15] 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页293。

[16] 庄锡昌等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119。

[17]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1973，pp.126-127.

[18]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页250。

[19]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页44—45。

[20] 顾忠华：《韦伯学说新探》，唐山出版社，1992，页35。

[21] 同上书，页256。

[22] 苏国勋：《理性化的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59。

[23] 同上书，页61。

[24] 苏国勋：《理性化的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63。

[25] 同上书，页64。

[26] 苏国勋：《理性化的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87。

[27] 引自《马王堆帛书易传·要》，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8] 参看李亦园：《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1994年杭州“中国文化：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研讨会论文）。

[29] 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文津出版社，1983，页176。

[30] 参看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载《中国文化》第7辑，1992年11月。

[31]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页13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