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界革命运动：从何说起？
关于诗界革命运动的起点，影响最大、流传最久、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发端于戊戌变法前夕夏、谭、梁三人的新诗实验，首倡之者为夏曾佑。这一说法最初源于胡适1923年问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后陈炳堃1929年在那部被后世史家奉为近代文学史奠基之作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断言谭、夏诸人已经“倡为‘诗界革命’”[1]，朱自清1935年在那套五四新文化人对其开创的新文学事业进行自我经典化的大型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之《诗集·导言》中断言“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2]，于是这一观点广为流布；后世文学史家在诗界革命的起点问题上，均大体沿用这一说法[3]。另一种近年来受到重视的观点则认为诗界革命发端于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者为陈建华。[4]还有一种肇端于胡适的说法，将诗界革命提前到青年黄遵宪《杂感》（1868）诗的问世，认为其中“我手写我口”等句“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5]。
文学史家之所以将诗界革命的起点断自戊戌变法前夕，立论根据主要源自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那段自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征引后被无数次征引的话：“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6]梁氏本意是批评与总结戊戌前夕热衷“新诗”实验的“吾党数子”喜欢“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一倾向的利弊得失，并无将其视为诗界革命组成部分之意，然而这番话却被胡适在建构中国近世文学谱系时有意无意地误读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7]
在胡适看来，丙申、丁酉间夏曾佑提倡“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已经是在搞“诗界革命”，而且“诗界革命”就是这三个人一年多时间所尝试的“新诗”创作之举，并据此断定“这种革命”是“失败”的。殊不知，任公之论断，其实是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立场，对几年前夏氏和谭氏热衷的“新诗”实验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他从未断言丙申、丁酉间囿于三人小圈子的“新诗”实验就是“诗界革命”，而是以之为前车之鉴，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诗界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努力方向。
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或文学变革思潮的形成，除了社会动因和思想根源外，一般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诸如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有可以依托的报刊阵地，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创作实绩等。戊戌变法前夕三个志同道合之士一年多时间里兴之所至秘密尝试的几十首如天书一样难懂的“新学诗”，既无明确的改革目标，又无公之于众的发表阵地，更谈不上以之号召诗坛的雄心与设想，影响范围仅限于三人试验小组；此后三位当事人一人死难，一人流亡海外，一人沉俊下僚，均不再继续尝试此类梁启超后来批评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8]的“新诗”；如果不是梁氏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亡友夏穗卿先生》中提及这段经历，后世恐怕无人知晓这段历史掌故。以之充当诗界革命之前奏，倒还言之成理；言其为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甚或将其混同于诗界革命，就不大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了。
黄遵宪21岁时写下的《杂感》组诗，的确表现出超越流俗的自觉的诗歌革新精神与勇气；其主要意义在于提出了诗歌的“今古”矛盾，针对诗派林立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诗坛普遍存在的尊古、拟古倾向，主张突破传统，大胆引“流俗语”入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9]。自五四之后，新文学史家对此大都有着高度评价，而其总基调则是由胡适定下来的。胡适据此以为黄氏“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称“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做诗了”。[10]
其实，早在1936年，为《人境庐诗草》作笺注的钱仲联就曾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黄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11]钱氏所下“少年兴到之语”论断是否确当暂且不论，然而一部《人境庐诗草》绝大多数诗篇不仅属于文言诗歌且大量运用旧典故，并非胡适“作诗如作文”意义上的“我手写我口”之诗篇，确是事实。黄遵宪的诗学主张及“新派诗”实践，确为2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提供了重要参照，1902年之后更被梁启超树为一面旗帜，然而此前二十年时间里却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12]。
既然19世纪末年的“新学诗”实验和黄遵宪的“新派诗”探索只能算是诗界革命的前奏或先导，那么，1899年底梁启超在太平洋航船上记录下“诗界革命”的设想，算不算诗界革命运动的起点呢？答曰：不算。因为此时梁氏这一想法只是写在了稿纸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近人之所以认定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是这一诗歌变革运动的起点，不能不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二手材料的蒙蔽。具体来说，是受了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和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两种文献的影响。后者按梁氏写作该文的时间将其编在1899年底，且仅摘录任公关于“诗界革命”设想的一段文字，考虑到其年谱体例，如此处理尚情有可原；而前者仅将该文作为《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收录，且将其更名为《夏威夷游记》，将时间署为“己亥”（1899），而对最初发表的刊物出处又不作任何说明，并将原文中所录梁氏31首诗作悉数删去——这种处理方式就显得不够严谨了。
《饮冰室合集》收录《汗漫录》时，有三个考虑不周之处，是造成该文长期以来未获重视、以讹传讹的重要原因。其一，文集未采用原题《汗漫录》，而是径直将其更名为《夏威夷游记》，且仅将其作为《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收录。如此处理，或许是出于让其名实更加相符的考虑，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汗漫录》一文的原初形态。其二，仅署其写作时间“己亥”，未注明其发表时间与刊物。以上两个原因，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该文的印象与认知，以至于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诗界革命”口号成了文学史常识，而《夏威夷游记》之原初题名、发表时间及发表期刊等历史细节，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三，将原文中所裒录的任公《壮别二十六首》《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3题31首诗悉数删去。或许，编者如此处理是出于诗与文体例不协调之考虑，殊不知这些诗作是该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只有到了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第35号发表《汗漫录》，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及其理论纲领，才算是在中国近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树起了一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旗帜。正如新文学史家一致认定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发端以《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为标志性事件，而非以胡适1916年底在美国撰写该文文稿的时间为界碑一样，梁启超领衔发起诗界革命运动的时间，也应该以1900年2月为肇端，以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的公开发表为标志性事件。
其实，曾经置身于诗界革命运动的当事人柳亚子，十多年后（1917年）在《再质野鹤》一文中认定过梁启超首倡“诗界革命之说”；只是由于柳氏一方面肯定“诗界革命之说，十余年前倡于梁启超”，另一方面又痛斥“其人反覆无耻，为不足齿之伧”，并讥刺其“诗则仅娴竞病，而嚣然好为大言”[13]，且该文发表于民国初年的日报而非杂志上，后世文学史家一是不易见到这则史料，二是极易将其简单地视为诋諆梁氏之论，遂使这一难得的鼎鼎大名的当事人的大实话，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第7页。
[2]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页。
[3] 20世纪30年代初登上诗坛的臧克家，1954年写作《“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时追溯晚清“诗界革命”道：“为了挽救旧诗的命运，企图使它在新的形势下发挥它的作用，一些受到过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曾经提成过‘诗界革命’的主张。”（见臧克家：《学诗断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页）文中提到了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唯独没有提及真正提出“诗界革命”主张的梁启超。这一现象，恰可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说明胡适的观点影响之大之深，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像臧克家这样一位倡新诗而不菲薄旧体诗的著名诗人，已搞不清到底是谁提出的“诗界革命”主张。
[4] 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第35页。
[6]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第34页。
[8]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9] 黄遵宪：《杂感》，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42—43页。
[10]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第35页。
[11] 钱萼孙：《人境庐诗草笺注·发凡》，转引自质灵：《论黄遵宪的新派诗》，牛仰山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
[12] 黄遵宪：《致邱菽园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第440页。
[13] 《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