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报刊诗歌之启蒙性与通俗化

近代中国最早存世的一批中文报刊并非中国人，而是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创办。这些早期中文报刊，有相当一部分刊登诗歌，或古或今，或选或著或译，或零星或集中地点缀于报端。

如果说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见闻录》所刊李善兰《孝丐诗》^[1]《程烈妇诗》^[2]等诗作，还是偶一为之和附于报末的点缀的话，那么，上海申报馆1872年推出的文学月刊《瀛寰琐记》和1876年推出的《寰宇琐记》，由于经营和编辑人员均由中国文人担任，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诗歌所占版面显著增加，乃至不可或缺。

然而，无论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所刊载的诸如《白桃花吟社唱和诗》^[3]《海市唱和诗用吴梅村集中韵并序》^[4]《七夕诗二十首》^[5]《燕闺香奁诗》^[6]等大量酬唱、应景、旌表、香艳、猎奇之作，抑或是《寰宇琐记》所刊三百多首《尊闻阁同人诗选》及《邓伯山房诗钞》《红楼梦戏咏》《游仙诗》《西湖杂咏》等大量诗歌，其题材、形制、风格、趣味等方面均沿袭传统文人之旧范，鲜有新意可言。倒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ng J.Allen）依托上海林华书院所经营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7]Church News）于1868年9月5日创办于上海，林乐知（1836—1907）主编，上海林华书院刊发，以宣传宗教为主，周刊；自1874年9月5日第301卷起更名为《万国公报》（Chine Globe Magazine），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883年7月28日停刊；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会刊。1907年12月停刊。" class="zhangyue-footnote" src="../Images/note-original.png" />，于19世纪70年代刊发了一批旨在改进中国社会风习的劝戒诗，写作宗旨上表现出改良社会的思想启蒙特征，创作观念上体现出求实求用的文学功用观，语言形制上呈现出浅近易懂的通俗化倾向，顺应了近代中国文学求新求变求用的发展趋势，值得研究近世文学和诗歌流变者加以留意和重新审视。

19世纪70至80年代，林乐知主办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用相当的篇幅宣传改进社会风尚，包括提倡戒烟、戒赌、戒溺女、禁止淫书淫戏等内容，抨击晚清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基督教义抑或是儒家伦理均不能容忍的恶风陋俗。为配合这一旨在启发蒙昧、改良陋俗的宣传攻势，林乐知先后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编发了数以百计的劝戒诗，其中尤以戒鸦片烟诗题最为集中。

1877年6月2日《万国公报》刊发唐胜哉《戒烟百韵》中的十首，分别为“咏烟枪”“咏烟斗”“咏烟戮”“咏烟灯”“咏烟盒”“咏烟盘”“咏烟床”“咏烟馆”“咏烟友”“咏烟鬼”，穷形尽相地描述了吸食鸦片者的各种丑态。自1877年8月18日始，《万国公报》陆续推出一组由唐胜哉和杨鉴堂联袂创作的戒烟诗，诸如《劝戒吸烟人十怕诗七律十首》《劝戒吸烟人十败诗七律》《劝戒吸烟人十懒诗》《劝戒吸烟人十弃诗》《劝戒吸烟人十悔诗》《劝戒吸烟人十好诗》《劝戒吸烟人十戒诗》《劝戒吸烟人十劝诗》《劝戒吸烟人十求诗》《劝戒吸烟人十听诗》《劝戒吸烟人十想诗》《劝戒吸烟妇十勤诗七律》等，苦口婆心，蔚为大观。^[8]流风所及，同时期的《申报》《闽省会报》等报刊亦刊发不少劝戒诗。《闽省会报》甚至于1878年底发起了一场“戒烟诗”有奖征稿活动^[9]，其过程持续近半年之久，结果于次年4月底揭晓，评出六名获奖者，其中第一、二名《戒烟诗》各五首在该报刊发后，旋即又被《万国公报》转载。^[10]

近代来华传教士倡导并亲自创作的一批劝戒诗，主题鲜明，语言浅近，有着显著的唤醒愚蒙、从众向俗的特征。近代报刊劝戒诗这一主题特征和语体特征，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的办刊宗旨和读者定位所决定。《万国公报》尝自言其语言文字策略道：“恒用浅近之言，不用深奥之语，使人易晓，足以感人。”其对汉译英诗的要求则是：“按章作成中国诗式，或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古风、排律，或词或赋，各随其便……又要词意简明，不嫌浅白，令不读书之男女老幼，凡闻见者显而易晓。”^[11]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报刊诗歌，尤其是劝戒诗。

我们只消浏览一下《万国公报》刊载的大都出于传教士之手的送别诗、赞美诗、劝戒诗、悼亡诗和汉译英诗，便不难知晓其著译诗歌作品的这一基本特征。且看杨鉴堂《劝戒吸烟人十劝诗》中“劝士人”一首：“斯文扫地岂无因，此士应惭首四民。志气消磨同朽木，诗书抛废误传薪。儒冠枉自称君子，昼寝何堪对圣人？暮吸朝呼恒产尽，敢言忧道不忧贫？”^[12]《闽省会报》所刊《征戒烟诗启》中所标榜的“供人唱和，俾妇孺心领神通，抒己伸吟，挽亿兆回天立地”，以及在“格调”方面提出的“或正文或平话，均照各会所有之赞美诗”的要求^[13]，亦见证了传教士在劝戒诗的创作宗旨和诗体风格方面达成的共识。

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发行量相当可观，尤其是《万国公报》时期，其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不容低估。据该报自言，1870年代的《万国公报》“寄散各行省一次约千卷”，一年“五十次，部计约五万卷，观者千万人”。^[14]近代史家也大都承认，“近代早期改良派及各种鼓吹变法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受过《万国公报》的影响”^[15]。陈绛指出：林乐知与《教会新报》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活动，成为近代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16]。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会通，自然包括文学。

《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时期崭露头角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精英在维新思想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业已成为不刊之论。然而，这批传教士在文学观念、文学题材、文体文风、诗体诗风等方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康、梁在内的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则长期以来未获重视。近代来华传教士们抱着广教化以变风俗的宗旨创作的一批劝戒诗，在创作观念、题材格调、语言风格、创新路径等方面，对当时及其后的中文报刊诗歌，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

[1] 《中西见闻录》第16号，1873年11月。

[2] 《中西见闻录》第18号，1874年1月。

[3] 《瀛寰琐记》第1卷，1872年11月。

[4] 《瀛寰琐记》第5卷，1873年3月。

[5] 《瀛寰琐记》第11卷，1873年9月。

[6] 《瀛寰琐记》第22卷，1874年7月。

[7] 《教会新报》（<span class=

[8] 此期《万国公报》陆续刊出的戒烟诗词赋尚有戴国琛《赋得鸦片烟》（1876年9月23日），一知子《鸦片烟说并试律》（1877年9月15日），孙若瑟《鸦片词》（1877年12月8日），桂竹君《劝戒鸦片十截句》（1878年2月16日），醒世子《劝戒鸦片烟诗》（1878年3月30日），陈绍堂《戒烟会告白诗》（1878年5月11日），张静澜《北京戒烟公所五次纪实并诗》（1878年8月10日），守法子《戒洋烟赋》（1878年8月24日），唤醒子《戒洋烟赋》（1878年8月24日），入正子李泐《戒烟诗》（1879年4月26日），余葆真《戒烟诗》（1879年4月26日），无名氏《劝忌洋烟赋》（1879年8月9日），于元璞《戒鸦片烟歌》（1882年9月16日）、《洋烟赋》（1882年9月23日）等。

[9] 参见《征戒烟诗启》（抄《闽省会报》），《万国公报》第518卷，1878年12月14日。

[10] 参见《评戒鸦片诗启》（录《闽省会报》），《万国公报》第536卷，1879年4月26日。

[11] 《英国教士请作圣大卫诗篇诗词启》，《万国公报》第568卷，1879年12月13日。

[12] 汉口杨鉴堂：《劝戒吸烟人十劝诗》，《万国公报》第459卷，1877年10月13日。

[13] 《征戒烟诗启》（抄《闽省会报》），《万国公报》第518卷，1878年12月14日。

[14] 《教会报大旨五十八说》，《万国公报》第322卷，1875年1月30日。

[15]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29页。

[16] 陈绛：《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