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王勇于2009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王勇与我所认识的很多在北美尤其是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虽然受训于这个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地和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名师，并以极其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但他却没有被“神圣”的、“固若金汤”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所禁锢，而是善于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头脑观察、思考、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奇迹——这个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壮观的历史事件。

当国内外受西方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熏陶出来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家们，用现存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和普选民主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的经济现象或研究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时，他们要么总是得出中国经济必然崩溃的结论，要么认为中国经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研究，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扭曲、拙劣模仿西方世界的残缺不全的经济体，保留了很多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必然失败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与“烂尾楼”，是一个依靠不可持续的天量政府投资硬撑起来的“振兴假象”，即便不崩溃也早晚会停止增长，成为一个低、中等收入的，永远充满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与问题的三流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不断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的挑战与反驳。关于中国必将崩溃的预言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从一个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三分之一的贫穷农业国，变成了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和增长引擎，以至于目前全球十大贸易港口中有八个在中国，而且即使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导致的十年全球大衰退之后，还在继续以数倍于全球发达工业国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中国今天的专利申请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爆发，已经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大显身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和领导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严格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从事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无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还是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巴西、阿根廷，甚至早就成为发达国家的希腊、意大利，但其经济表现却远远不如中国，纵然徒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地缘政治条件，更慷慨的国际机构援助，更长久的独立与建国时间，更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去监管化”改革。

在这样惊人的事实与理论的反差面前，大多数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科影响的国内外学者仍然抱着西方文化和制度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不放，仍然在打赌中国的崩溃，仍然执着地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预测的失败不是因为理论错了，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很不正常，资源配置扭曲，政府太强势，数据有问题，急需向美国体制学习、靠拢。他们把中国的转型先验地认定为向西方制度与文明无限逼近，否则必败无疑。这一点，就连很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也不认同。他们已经不断公开承认中国以自己独特方式开启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而不是行将崩溃，从而必须做好迎接“中国世纪”的准备。

这个巨大的反差和理论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出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并非按照西方理论所假设的条件那样运行的。现存西方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想世界不仅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在未来也不会存在。第二，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对于理解西方现存的经济活动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更别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现象。他们无法预测和解释西方国家不断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无法指导如何制定有效的应付这些危机的政策。这些漂亮的数学模型与象牙塔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应用数学家（或有此倾向的才子们）在办公室里推演出来的产物，而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这些经济学理论完全缺席的几百年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贩卖和丛林法则中崛起了，完成了工业化。因此这些理论（包括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甚至不能解释西方国家自己的工业化历史，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这个欧洲的边陲岛国，而不是作为文艺复兴圣地的意大利，也不是17世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开明和先进的荷兰。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德国和俄国自19世纪中叶在集权体制下的迅速崛起。第三，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西方崛起的历史知之甚少，误以为西方国家是因为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私有产权文化而崛起的，比如英国是因为有了大宪章运动和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而称霸世界，美国是因为有了《人权宣言》和华盛顿而超越大英帝国成为20世纪的全球霸主，日本是因为战败后成为民主国家才成为亚洲奇迹。殊不知这些国家当年无一例外都是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实力驱动下和争霸世界的野心中崛起的。这些历史事实和规律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在现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

从历史的角度衡量，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虽然还有很多有待继续发展、进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比起当年的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崛起时采用的殖民主义政策、穷兵黩武的体制、巧取豪夺的丛林法则、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来，已经文明千百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完全是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贸易格局中崛起的，没有霸占和无偿获取过他国一寸土地和一粒资源，贩卖过一个奴隶和一克鸦片。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与经济壮举中付出的是自己的心血、智慧、汗水与能力。因此，如何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提炼能够解释中国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为还没有开启工业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是每一位海内外华人的使命，也是时代赋予这一代学者的理论创新的巨大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需要向西方和所有发达国家虚心学习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学习是有窍门的。学得不好，反而弄巧成拙。比如千万不能把发达国家的发展结果误认为是它们当年发展的前提和原因，不能把它们建成的屋顶当作自己建设高楼的地基。而是必须认真研究它们当年走过的历史，揭开它们的墙角，挖开它们的地基，细察它们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和过程，反复论证探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不仅复制它们的成果，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创新。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部分高校人文学科却盲目模仿西方现存体制，很少认真研究西方当年走过的历史，尤其是工业化历史，因而看不到它们历史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如何泛滥、工伤事故如何频发、法律执行如何不公、民怨与社会暴动如何成灾、官员腐败如何流行，而只是想当然或道听途说地认为西方以前与今天一个样。但是西方的严肃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比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uckert）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通过这本书，读者会看到，受过严格西方经济学训练但却具备自己批判性的头脑，是如何使得王勇区别于一大批受训于美国一流高校的学者的。他对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具有独到的眼光和独立思考，这些独到的眼光和思考充分反映在这本书里，而且必然会继续反映在王勇未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中。

文一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