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害怕模仿、害怕女人

一直跟男性作家打交道的女性有这样的担心或许是因为她们无意识地欲求与父亲同床以及欲求遵守父亲的律法。果真如此，什么会发生在一个选择与希腊老父亲同床的希腊女儿身上呢？她没有遵守或颂扬父亲律法的制度及实施，反而使被谋杀了却未雪耻的母亲的冤魂复活，使宠爱的女儿被捂住的声音为人听见。这可能会有两个反应。根据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说法我们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质问，显然女儿和父亲都是由这个意识形态构成的，只不过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要比另一个从中获益更多。因此，假如弗洛伊德认为女儿想要和父亲同床，那么每位顺从的女儿的反应都会是，“好吧，那就是我想要做的！”^[1]相反，不是女儿想要和父亲同床并遵守他的律法，正如伊利格瑞所言，是父亲想要和女儿同床然后通过立法来保护他自己不受欲望的侵犯。或者如同我在本文中指出的，父亲想要成为母亲从而能自我繁殖，首先生出他的文本继而通过他的文本生出他的律法、他的城市以及他自己。要实现这一切，他不仅否定母亲还要谋杀母亲，这个给了他生命的母亲。

我对《奥瑞斯提亚》之类文本的解读是要探究那些被遗忘的或被抑制的东西，它们讲述的故事不是秩序战胜了混乱，也不是作为词语和法制的正义战胜了作为暴力和报复的正义，它们讲述的是如何谋杀母亲同时如何牺牲贞洁的女儿并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发声。我们认为这些死亡是西方法律设立的基本意象和基本神话，《奥瑞斯提亚》讲述了西方法律起源的一个不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父亲想要成为母亲，他试图但并未完全废除母亲。本章继续讨论西方哲学对于模仿的不信任，对此我在开篇第一章已有论及，并且进一步指出对模仿的害怕是男性哲学家们对于女人的害怕而引起的。

在柏拉图看来，扮演其他某个人而不是他自己经常涉及方方面面，言行举止女性化因而也就成了女人。柏拉图关心如何保护一个基本的身份不受模仿的危害，这也是关心如何保护一个基本的不变的男性身份。^[2]虽然鼓励模仿勇敢善良的男人，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模仿诸如疯子、女人、奴隶和外地人等下等人。因为柏拉图以及在他前后的人都认为女人是“卓越的模仿动物”，^[3]女人本身就是（男人的）仿制品同时更有可能而且更容易扮演和欺骗他人。在尼采看来，女人“并不想要真理：这对女人来说就是真理！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更加陌生、讨厌和不怀好意——她的伟大艺术就是撒谎，她最关心的就是外表和美貌。”^[4]“回顾整个女性历史：难道她们首先不应该是女演员吗？……她们即便是在脱下每件衣服的时候也是在‘穿上某个东西’……她们即便是在展现自我的时候也是在给她们自己（表演或装扮一个角色）。”^[5]为什么女人引起了这么多对掩饰的不信任和害怕，我认为这是因为女人都是水做的，因而能够像其他液体一样把自己塑造、再塑造甚至改造成不同的模式和形态。^[6]这就更加把女人视作不如男人那样可以抵挡爱神厄洛斯（Eros）以及其他情感的袭击，这也是为什么她必须要受控于他人。

在西方法律体系中反对甚至害怕模仿和想象的战斗因此正如彼得·古德里奇主张的也是在反对甚至害怕女人的战斗。^[7]沉湎于模仿就是屈服于女人在超越当下、理性和逻各斯之上的诱惑。柏拉图在反对模仿、剧院以及任何角色扮演的长篇大论中认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男人模仿女人。^[8]狄俄尼索斯（Dionysos）这位戏剧之神与女人为伴，满是女性气质，这并非偶然。

相反，颠倒存在与表征、现实与虚构的层级关系，剧院以及作为剧院的女人可以表明法律对于剧院以及作为剧院的女人的依赖以便建立法律自己的根基。女人，是模仿的源泉和主体，也是模仿的魅力以及担心所在，她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利用模仿。女人重复父亲的话和父亲的律法不会受到谴责，因为模仿这个概念不是足够同质或明确到能够抵抗它自己的模仿和扮演。柏拉图认为模仿是朝着相似性前进的，但是他担心模仿会掩盖原创继而毁坏原创，言下之意就是模仿取决于它的对立面即差异性并且对差异性敞开大门。^[9]伊利格瑞提醒我们，在柏拉图对模仿的分析中，这个概念不是意义明确的，而且在模仿作为产品和模仿作为复制品之间摇摆。虽然第一个看法在青睐模仿作为同一性中被抑制了，在模仿作为差异性产品中存在着女人的写作以及为了女人的写作的可能性。^[10]

正如我在开篇第一章所论述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表征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还要探究现实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表征、小说或戏剧。而且，坚持表征与现实之间的区分就是政治，害怕和谴责模仿就是害怕女性。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文学可以揭示那些否定自身人为性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于偶然性，对文本的解读可以重新打开既有社会实践成为神话或戏剧之前，以及成为法律并且开始认真对待自身之后表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通过颠倒存在与表征、现实与虚构，作为女性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女性可以揭示法律对于文学的依赖以及对于（往往是已死的）女性的依赖以便建立法律自己的根基。在此过程中，它借用模仿把用来反映男性满足感、真理以及同一性的工具变成一个用于表达差异性包括性别差异性的一个工具。

伊利格瑞已经阐明柏拉图的真理是否定女性表征的戏剧或“梦”^[11]，伊利格瑞没有从洞穴中退出而是作为一个让柏拉图害怕的女人走进这个洞穴：她揶揄模仿柏拉图，跟他调情，还引诱他承认他自己对她的依赖。^[12]在伊利格瑞的这出戏中，模仿的概念已经从一个用来反映男性真理的工具转变为一个为女人用来掩饰表征的政治本质的工具以及利用现有符号以及创造新符号的工具。女人作为戏剧、文学和剧院因而打破了原创与表征之间的层级关系，并且在想象中超越了原创创造了新的表征，后者反过来又进入了符号秩序世界成为法律。

[1] See Slavoj iek，“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是给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用来逃离某个创伤内核”,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at 45。

[2] See further, Karen Bassi, Acting Like Men: Gender, Drama and Nostalgia in Ancient Greece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3] Froma Zeitlin, Playing the Other: 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at 362. 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早期现代英国和法国法律中把女人描述为“偶像崇拜的源泉和榜样”，参见Peter Goodrich,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 Vol.23 （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707-28 （1998）。

[4]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R. J. Hollingdale （London: Penguin, 1973）[1886], para. 232.

[5]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fman （New York: Vintage, 1974 [1882]）, para. 361.

[6] Anne Carson, ‘Putting Her Place: Woman, Dirt and Desire’ in David M. Halperin, John J. Winkler and Froma I. Zeitlin （eds.）, 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See especially Peter Goodrich, Oedipus Lex: Psychoanalysis, Histroy, La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参考他对法律抛弃同时又依赖想象的论述。

[8] 这会干扰男人对于勇猛和荣耀的追求；不顾柏拉图的担忧，埃斯库罗斯之类的剧作家都认同这一说法：“不要用这些温柔的关注把我女性化”，阿伽门农（Agamemnon）从特洛伊城（Troy）一回来之后就对克吕泰墨斯特拉如是说: Agamemnon, 918。

[9] 虽然阿恩·梅尔伯格没有分析伊利格瑞，但是他对于柏拉图的模仿观点坚持认为：“模仿从来就不是一个同质术语，假如它的基本运动是朝向相似性，那么它总是对其对立面敞开大门。”Arne Melberg, Theories of Mimesis, at 3; at 13：“柏拉图的模仿在我的解读中是一个可变化的概念，每一次努力将之基本确定下来都是对于那个飘忽不定的歧义的出卖”。这个观点由艾琳·戴尔蒙德（Elin Diamond）从女性主义视角进一步论述，Unmaking Mimesis: Essays on Feminism and Theat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at v：“那么模仿不会是双重的，不会既是砥柱同时又是流沙：不会既是有序同时又可能是无序，不会既是理性同时又是疯狂”。进一步参见她对伊利格瑞模仿柏拉图的论述，第x-xiii页。

[10] ‘Question’in Margaret Whitford （ed.）, The Irigaray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1） at 134.

[11]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 Gillian C. Gill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1974]）, at 346.

[12] “因为她只可以在使她失去人性的掩饰下方可被认识和被接受；她借用的形式从来就不是她自己的，假如她想要进入哪怕很少的认知领域也必须要模仿他人”：ibid., at 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