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争论的缘由
自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以及GIFF框架和有为政府说以来，中国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就围绕政府功能和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参与这场产业之争的主要学者有张维迎、田国强、文贯中、黄益平、韦森、许小年、李稻葵、吴敬琏、毛寿龙、冯兴元等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争论？这就涉及不同学者在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上所持立场和观点的差异。那么，不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和观点为何存在如此不同呢？很大程度上，这就涉及不同学者所接受的学说和思维上的差异。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观，无论一个人的理性如何坚实、缜密，他们的阶级背景或其他社会因素将决定他们思考的方式和结果。但实际上，真正的学者很少会囿于个人利益，却往往会为其所接受的特定理论或信念所遮蔽。从学术史就可以发现，学者们很少会有意识地为其阶级、集团利益辩护，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甚至与其所隶属的阶层往往相差很大。例如，在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思想家都具有社会特权背景（是贵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跳出当时教会或贵族精英的圈子，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而不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现状；而且，为了坚持和推广自己对人类社会所持的理念，他们的活动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小到被罚款、丧失经济保障，大到被流放、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死刑，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典型。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和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很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学者却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热衷于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市场经济辩护，如弗里德曼、罗斯巴德就是典型。更为直观的对比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李嘉图致富后买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一个大乡绅地主，马尔萨斯却一直是一个清教徒和教师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但是，李嘉图却极力主张废除当时有利于传统地主阶级的谷物法而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而马尔萨斯却极力维护谷物法且最多是一个冷淡的自由贸易者。
也就是说，真正学者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出身背景和个人利益，不如说与他的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韦伯就指出：“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2]凯恩斯则进一步强调：“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扩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3]更进一步地，哈耶克高度评价了凯恩斯这段话，并指出：“如果一个自由社会要得到维续或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必须传播的就是信念，而不是那种在眼下看似可行的东西。”[4]事实上，面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哈耶克就认为，这主要是西方社会日益为建构理性渗透的文化所赋予的第二禀性所决定的。哈耶克写道：“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我们在智力阶梯上攀登得越高，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社会主义信念。理想主义者大多数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5]但显然，当前经济学界所面临的情形恰恰相反，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后的日益隆盛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部分经济学人开始信奉自由市场，开始迷信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而也就热衷于为现实市场的一切现象以及市场下的收入分配辩护。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地位、家庭出身和既得利益等对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立场没有影响，相反，正如马克思等看到的，这种影响往往还非常显著。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要借助于一系列的社会机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既然一个学者的学术主张和立场主要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理论和知识，那么，他的理论和知识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一般地，这无非有三大基本途径：一是在家庭中的感同身受，二是社会上的耳濡目染，三是学校中的教育学习。具体说明如下：（1）家庭中，统治阶级的父母往往为现有的文化伦理、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分配体制以及政府政策进行阐述和辩护，子女的思想洞识和学术立场自然地也就会受到影响；（2）在社会上，统治阶级父母的朋友圈和社会交往往往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显贵达人，他们的主张和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到子女今后的学术倾向；（3）在学校中，统治阶级父母往往会送子女去那些相似阶层孩子的学校接受正统思想的教育，漫长的学校生涯也会形塑此后一生的思考方式。尤其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控制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往往会通过控制媒体、学术机构等精神生产资料而宣传和塑造反映其意志的社会思想，甚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社会思想也就成为所有成员都认可和接受的传统智慧，上层阶级更倾向于维护这种传统智慧。
不过，真正的学者也会跳出这种传统智慧的束缚。其动力主要在于：（1）具有强烈的学术理念和批判精神，这会促使那些真正的学者致力于剖析隐藏在流行观点和政策背后的缺陷；（2）盛行强大的社会革新和反思思潮，这使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社会变革时期往往会出现能够与社会传统、家庭身份决裂的真正学者。尽管如此，真正的学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学者都是在遵从前人的足迹或者既定的范式，从而往往会深陷于传统智慧之中；尤其是，在学术大众化时代以及市场堕落效应显著时期，无论哪个阶级或家庭出身的学者往往都倾向于接受和传播传统智慧，都热衷于迎合流行的学说和信条。譬如，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只有接受现代主流经济学训练并撰写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文章才可以在“一流”专业刊物上发表，才能获得学术岗位和晋升机会，因而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必然倾向于传播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正是基于学术和理念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学人为何如此相信市场和推崇企业家。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其说是出自个人利益不如说是囿于学术信条。究其原因，在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材中，经济分析框架和相应理论都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传统，进而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生物学信条运用到人类社会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观，进而发展出了所谓“存在即合理”的伦理自然主义。
更为甚者，一些经济学人为了寻求支持，还想当然地将这种思潮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这是对存在主义的严重误解。究其原因，存在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区分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其中，自在存在仅仅是自然存在的，并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是，它并不是人类的有意识选择，缺少符合人的意向性，从而也就不具有社会性的价值判断。相反，人类社会要实现自身的理想，就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变条件而使自在存在朝满足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自为存在。显然，要认识这一点，又有赖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批判性学术思维。哈耶克在批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时写道：“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事实上，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他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可能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错误，才使我们生活中这些占据着关键位置的心地善良而又聪明的人，四处传播那种我们认为威胁着我们文明的观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理解这种错误的根源，使我们能够去对付它。”[6]尽管哈耶克所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但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学者，尤其是适用于那种信守传统智慧的“经院主义学者”，因而也值得现代经济学人深思。
那么，时下的众多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接受和盲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呢？很大程度上，这又在于他们的狭隘知识结构：主要只是接受了主流经济学教材中思维和原理的训练。其实，很多经济学大家在学术研究中往往都能正视现实问题，从而具有相对较广的价值谱系；但是，主流经济学教材却集中主流经济学大致持有的共同价值体系，而撇开那些引起争议的议题。结果，大多数标准经济学教材就将世界描绘成一种完美的市场，坚信它的完全竞争模型最接近于真实世界里的市场运行方式，从而就形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普拉什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就是死抱着经济学入门课本上的每一条定律”，结果，“最低工资法、高利贷法、诚实广告法、欺诈管制法、健康保险条例、反歧视法、建造监察条例、环境保护法、投资者保护法以及其他种种法律和规章，实际上无一幸免地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或轻率或粗鲁的摒弃，许多专事煽风点火、挑动纷争的专栏作家和政客更是不管那一套”。[7]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不只是接受流行的学说和分析思维，更是要以批判性思维审视这些流行的学说和分析思维。哈耶克就告诫说：“尽管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家所受制于的那些当下盛行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智地认识到劝说和教育所可能起到的作用。”[8]很大程度上，审视和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思维谬误，应该成为现代经济学人的基本学术取向。
最后，回到这场产业政策和政府职能之争中，张维迎、田国强以及文贯中等人都强烈否定林毅夫倡导的有为政府概念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主张，甚至将之视为向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学的回归，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很大程度上，这些观念也正囿于他们所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维：政府既没有制定出合理产业政策的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更没有制定出合理产业政策的欲望和意愿。同时，网络上的众多评论尤其是媒体经济学人的点评文章似乎都表达了对张维迎等人反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长期接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和理论的熏陶和训练。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等概念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限政府”“自由竞争”等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倡导的积极产业政策与自发的市场机制产生了明显冲突，依据的“政府动机”似乎与“企业家精神”也极不相容，从而就必然引发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的不同态度。进一步地，从更大视角上讲，当前围绕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争论也是现代经济学不同流派之争在中国社会的延伸，甚至也是20世纪30年代计划与市场之争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延续。至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争论在当今中国社会为何会集中爆发并导致异常尖锐的矛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行合一”传统使得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在中国社会结合得更紧密，而当前中国社会也正面临着改革方向的重大抉择。正因如此，要真正理解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就必须跳出狭隘的产业政策范畴，致力于剖析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运行特性，比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进而界定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强度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