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社会功能
房前屋后（自然环境）
认知自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自然环境，莫说艺术，就是人类能否存续都是个问题。进化理论告诉我们，人类不过是适应自然的物种，“适者生存”，是谓也。适应什么？当然是自然环境。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是所有现代进化论者的“圣经”，后续的所有相关理论都可视为来自这一原创理论的“变种”，包括“辩证唯物主义”。[1]
“自然”是什么？没有定说，不过，它涉及“美”的问题。艺术遗产便绕不过去。在中国人眼中，自然以“和谐-道理”为主旨。与艺术相关的首先表现为美感。和谐是关系，亦是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讲究的是比例，思维、人体、建筑皆然，艺术便不能例外，表现出一种刻意和人为的“美”。从柏拉图开始提到尺度与比例是美的原则，一路贯穿而下，艺术都没有完全离开这一轨道。由于希腊人发现了人体之美，雕刻于是成为主要表达和和谐的艺术。[2]在西方人看来，比例是美的根源，人体美必须符合尺度合宜。他们把人体美落实于几何原理，让人不能不相信美的神圣性。建筑上也遵循同一原理，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的比例是1：1.618，即它的宽度和高度的比例，也是楣梁上皮到基脚的高度。这也是人体黄金分割比例在建筑上的应用。[3]黄金分割具有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被认为是建筑和艺术中最理想的比例。所以，画家们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创作。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都运用了黄金分割。古希腊的著名雕像断臂维纳斯及太阳神阿波罗皆以此来雕塑0.618。近代艺术中的比例关系对中国的艺术教育也产生了影响，甚至将这种美演化成了一种认知思维。
本质上说，任何艺术的表现都是“自然”的表现，只不过是所谓的“人化自然”——即经由人的认知、意识、审美、表述所形成的艺术表现和形式。除了我们所说的将自然对象直接作为艺术表现对象外，还包括许多艺术，尤其是实用性艺术的材料也大多直接来自于自然环境。上述之古代神庙便可为例，埃及的金字塔，多筑于尼罗河畔。这首先是自然的选择。众所周知，古埃及文明被说成是“尼罗河文明”，除了人类文明与河流的缘生关系外，也是建筑艺术溯源的重要根据。尼罗河下游谷地河三角洲则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迄今埃及仍有96％的人口和绝大部分工农业生产集中在那里，被视为埃及的生命线。几千年来，尼罗河每年6-10月定期泛滥，8月份河水上涨最高时，淹没了河岸两旁的大片田野，10月以后，洪水消退，带来了尼罗河丰沛的土壤。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发现的“黄金分割”[4]
尼罗河成为埃及人民的生命源泉，同时也创造了不朽的建筑艺术。埃及金字塔是埃及古代奴隶社会的方锥形帝王陵墓。数量众多的金字塔以及人们所熟知的狮身人面像大都分布在尼罗河两岸。法老们希望他们的身体也与尼罗河一样具有永恒性，哪怕奢华的神庙，极尽华丽的壁画，“一切只为死者的灵魂提供冥界生活的物质支持，并保证他个人独自的永恒”[5]。值得特别言说的是，金字塔以及大量的神庙，其本身不仅成为历史建筑艺术的极品，同时，神庙本身也成为雕塑、绘画的“材料”，而成为“材料艺术”之不朽作品。
卡纳克阿蒙神庙柱身浮雕
中国传统对自然和美的认知并不按照这一套比例尺度规则，雕塑、绘画、建筑也没有这些规矩。这或许是中国绘画艺术有别于西方绘画艺术传统的重要一范。“自然”在我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中的意思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几种：1.“和”，“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观。2.“易”（日、月同构），自然演化和变迁的规律性。3.“化”，非人为的“天然”与“造化”。4.“道”，寻索自然的规律的“道理”。5.“气”，人的生命演绎与养生观。6.“数”，认知万物的形态、形式与程式。7.“物”，周遭环境和具体的客观事物。8.“契”，契合和配合自然的协同。
自然的物品，包括作物与艺术制作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我国云南少数民族的织锦以棉和麻为主，有些则使用长纤维的草和树皮。棉材料中还有当地种植的木棉，在滇西和滇西南都有。[6]这种情形在世界各民族的手工艺术中非常突出，绝大多数民间和民族的手工技艺以实用为基本功能，而大多数材料直接来自于自然环境，特别是动物、植物和矿物。那些生活用品和手工制作又常常与重要的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结合在一起，它们又大多数是与自然的时令、时节相配合。我国西双版纳傣族最重要的节庆泼水节是在旱季与雨季相交的时节举行。由于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地区，且多受印度洋季风影响，2月到5月为旱季，6月到10月为雨季，而泼水节正是4月中旬，也就是旱季、雨季交替的时节进行，就时节而言，泼水节结束后，傣族人民就进入了农忙时节。[7]我们甚至可以说，像原住民族、少数族群的手艺、技艺，大多直接来自于自然环境——包括配合自然时节，配合生产生计方式，取自于自然的材料等。
就艺术遗产哲理性而言，“自然”首先指自然的至高无上，艺术的终极意义皆存在于与自然的诸种关系之中。达·芬奇这样说过：“谁轻视绘画，谁就既不爱哲学也不爱自然。”[8]因为绘画是自然嫡生女儿。安格尔也说：“世界上不存在第二种艺术，只有一种算艺术，其基础是：永恒的美和自然。”[9]“只有在客观自然中才能找到最可敬的绘画对象的美，您必须到那里去寻找她，此外没有第二个场所。”[10]在艺术家眼里，“自然”是一种准则，它既指客观自然的存在，也指涉所包含的自然规律，尤指“美”的客观性。但是，“自然”并不是艺术家手中或笔下的驯服者，艺术家必须以虔诚的态度方可与之形成友好关系。无怪乎梵高如是说：“大自然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与艺术家进行抗拒的，但是谁要是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让自己被这种抗拒引入迷途，它就会成为争取胜利而进行战斗的刺激，其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与大自然是一致的。但大自然确实是‘不可捉摸的’，人们必须用坚强有力的手抓住它。”[11]而当人们在观赏梵高的后印象派绘画作品时，似乎可以从中感悟到它们与自然的协作。
欧洲的艺术传统间或也将回归原始形态的生活视为“自然”的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的倡导者是启蒙主义时期的卢梭，他著名的“返回自然”也成为欧洲艺术传统中的组成部分；高更即为代表：“在所有关于原始对现代绘画之影响的研究中，高更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区浪漫主义的同义词，并且仍未失去它的魅力，它已经成为抛弃欧洲温室文化令人窒息的奢侈而返回自然生活方式的象征。”[12]高更的艺术生涯确与南太平洋岛塔西提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艺术创作深深浸润着当地土著毛利人的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原始部族过着更为自然的生活，他们的生计原则所遵循的基本上是“自然律”，而他们的生活被视为“自然的部分”。
自然有其自在的演化史。“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作为“博物学”的同名异译、误译[13]，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和学问。自然史遵循两个基本的认知和实践原则：第一个原则，世间万物皆臣服于自然规则，甚至连最自由的生物也是如此，动物与人类一样，都在受到天与地的影响。[14]第二个原则，人通过改变动物的自然状态而强迫动物服从自己，让它们为自己服务。一头家畜就是人们娱乐、使用、奴役的奴隶，人们使之衰退，使之迷惘，使之变性，而野生动物则只服从于大自然，只知道需求和自由的原则而不知其他任何规则。一头野生动物的历史只局限于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情况，而一头家畜的历史则极其复杂，与人们驯化它或制服它而使用的手段全部有关……人类对动物的统治是一种合法的统治，是任何革命所无法摧毁的，这是精神对物质的统治，这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一种建立在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基础上的权力，而且还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人通过这种恩赐随时都能知道自己的优越……人有思想，因此他便成了根本没有思想的所有生物的主宰。[15]在这里，自然的规则和人类根据自己的需求以“改造自然”——“自然容忍限度”的规则共同作用。
无论是西方的ART还是中国的“藝術”无不在基本和根本上说明人类的生物性，或强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特性。当今盛行的“视觉艺术”，其名谓早已表明它与“视觉器官”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博物学家那里“看上去最重要最绝妙的视觉器官，同时也是最不可靠且最容易产生错觉的器官，如果视觉没有触觉随时进行证实的话，视觉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16]相对视觉器官而言，包括人的所有感觉器官，触觉才是最真实可靠的。[17]虽然，视觉的“错误”也可以产生美术的幻觉，包括“蒙太奇”式的视觉感受，但它确实是建立在“错觉”之上。“错觉”非贬义词，它也是自然反映的一种形式。
哈尼梯田（彭兆荣摄）
在“艺术”之阈，“自然”也就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指喻：1.指自然作为万物的主宰和主持，自然原则具有不可抗拒性。在这个层面上，人类亦不过是自然的“作品”，只不过属于“精品”而已。[18]2.人类借助身体能力、身体器官创作和创造艺术作品。所有身体器官都不过是物种进化的产物。3.艺术创造的所有来源、对象、思想、行为等都是人类积累的自然认知、经验的果实。是“摹仿”自然的。如果放弃诸如“上帝”“哲学家”的至高性规定，或把“上帝”作为“自然”的异名，柏拉图所开创的“摹仿说”无疑是正确的。
具体而言，任何形式的艺术，尤其是原生性创作，都存在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原本就是对自然的艺术反映。自然也就成为艺术创作、鉴赏的一个重要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遗产与任何类型的遗产一样，都是人类认知自然的一面镜子；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时代、阶段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水平。中国的艺术传统将这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自然”相交融。比如中国的画家爱画竹，文人爱写竹，百姓爱种竹。竹子养育了大熊猫，惟中国独有。苏轼有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竹”在此成为中国高雅形象的代表，它的根基是自然！
“自然”虽属于客观，可是对于人类而言，它之于人类的作用、之于人类的体认、之于人类的知识，都归结于之于人的存在。在此可以套用“我思故我在”。自然遗产也不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自然遗产”都属于人类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认知范畴。换言之，无论自然与艺术相距多远，都逃不出自然的“如来佛手心”，因为归根结蒂，对所有艺术根由的追踪，都最终落在“自然”之中。当代艺术界更是出现了一种彻底的观念，即直接将自己的艺术作品制作在大地上，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在大地上用各种各样的线条、图案制作作品，称之为“大地的杰作”，贝尔（Herbert Bayer）认为，这样类似几何图案在大地上制作的经验，是真正自然和谐的作品。[19]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土地并不是作品的一个装置部件，它本身就是作品的有机部分”[20]。
人类认识自然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发展和变化线索。大致上看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自然观：
一、早期自然观
认为自然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活的，而且也是有智慧的。这种将自然视为有智慧的机体的自然观基于这样一个类比：即自然界同个体的人之间的类比。个体通过内省（self-consciousness）首先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的某些特质，发现自己是一个各部分都恒常和谐运动的身体，各部分及其运动微妙地相互协调，进而保持了整体的活力。同时，他还发现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身体的运动，进而以“交感”“同情”的神话思维将自己的特质投射到自然，认为自然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作为整体的自然界就被解释成按这种小宇宙类推的大宇宙。
分享大自然的恩惠成了原始人类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观念行为，他们通过食物的分享，把我们/他们/自然融为一体。比如狐狸氏族与鹰氏族通过交换仪式共同分享食物，并通过这种食物的分享将双方视为一体——我们吃了他们的食物，我们就成了他们，反之亦然。“同吃一种植物或动物成了一种权力宣示的方式，一种相互同化的巫术。”[21]事实上，自然物种不仅相互影响，也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人类与自然物种之间这种友好关系被学术界称为“共生现象”（Symbiosis），其基本意义是指在自然和进化过程中，不同的物种之间彼此关联，互为你我，相互包容。[22]人与自然不仅因此共同获得利益上的分享，而且形成了一种自然和谐关系。威尔生（Wilson）认为，食物分享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自然的互惠性形式，遵循这种互惠形式也是人-猿进化过程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23]人类与其他物种分享自然所提供的食物逐渐进化成复合性的生物机能可能是他们生活史的全部。[24]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自然观并未将自己和自然截然两分，他们把自然和其他物种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视为一个整体。
二、近代自然观
机械论自然观源自早期将自然视为由某种基本物质组成的观念（如希腊的原子论、中国的五行说），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科学革命中，它认为自然界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台机器。这种机械自然观基于与希腊自然观非常不同的观念秩序：首先，它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其次，它基于人类设计和构造机械的经验。16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印刷机和风车、杠杆、水泵和滑轮，钟表与独轮车，以及矿工和工程师大量使用的机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都懂得机械的本质，创造和使用机械的经验已经开始成为欧洲人一般意识中的一部分。因而形成了机械的自然观：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匠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一样，上帝是创造了人以及其他非人类事物。
19世纪后半叶机械的自然观受到挑战，20世纪初渐趋衰微。L.怀特（L．White）指出，我们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正是根源于世界上已知的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是基督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人们对这种“人类/自然”“主/客”二分论形而上学思维的反思导向了今天有关“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
三、现代自然观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进化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状态之中，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而不再是循环的（在早期人类看来这些自然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循环的，不能回复的状况是不完整的、不完满的）。自然界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渐进特征的第二世界。这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它仅仅包含那些时间和空间都限于我们观察视野的自然过程。
现代自然观被认为是一种建立于匮乏之上的自然观（这也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自然观是一种支配自然同时也是支配人的理性观念，是生产之镜式的认识，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人类依据自然（作为一种资源）对人的价值高低来评定和利用，对人类使用价值高的就进行高度保护，以便能持续性利用，而对人们没有利用价值的就忽略。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发展出一套非常细致的全球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系统和方法。其中最有名的方法（由Costanza等人创立）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类子生态系统，之后采用或构造了物质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影子工程法、费用分析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一系列方法分别对每一类子生态系统进行测算，最后进行加总求和，计算出全球生态系统每年能够产生的服务价值：总价值为16～54万亿美元，平均为33万亿美元，这是1997年全球GNP的1.8倍。[25]这一数据被人们，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论者大量引用，以提醒人们生态系统得以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
四、当下深层生态自然观
在面临越来越多生态和发展的两难问题后，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反思潮流，这场思潮的核心是“生态伦理”和“可持续性”。为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类，而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族群或某些阶层）的生存，我们必须“发现”并尊重自然界生态系统本身的权力、人以外其他自然物的权力，发现一种双赢（win-win）的生存之道：可持续发展。不少人提出这种当下出现的自然观与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自然观是一致的，儒学的“天人之际”与“人物之辨”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论域，形而上的“天”与形而下的天、地、人、物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异同于一体的开放的自然。人应对天地持敬畏之心，对万物则爱之有序、用之有度。在实现自然和谐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这一理念也反映在了艺术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生态艺术”（Ecologic Art），并以同名于1969年在纽约策展并展出。虽然不同的艺术家和策展专家对生态艺术的概念、定义和行为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但以生态和谐为原则的艺术主张却是一致的。[26]
自然观的这种变化历程概括为：附魅（enchantment）、祛魅（disenchantment）和返魅（re-enchantment）。至今“自然到底是怎样的”，“人类与自然有着何种关系”这样的本体论问题仍然充满争议。人们遂将讨论从本体论的层面转向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不再问“是什么”，转而问“该怎样对待”，即人类该怎样对待自然才是好的？该怎样做才是最佳选择？这也是当下我们的自然观转向深层生态的动力。不再追问“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还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在面临重重生态危机时，人类开始强调对自然的道德义务。自从有了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最为重要的认知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人对自然的认知不仅反映在对自然认识的深浅方面，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和趣味。比如人与自然的现代认知与欧洲启蒙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接下来的工业革命以及科学主义进化论形成逻辑表述。
启蒙运动形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在欧洲达到了鼎盛期。人类在这一时期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科学研究成果达到空前的水平，对天主教有关自然-神的观念提出了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比起文艺复兴时期更为科学和有效。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大自然出现了新的认识态度。现代自然地理学也在对环境的重新认识的动力和热情中开展；现代国家、科层体制也应运而生。新的学科、新的科学手段，如统计学、科学地图学以及三角测量、天文测量等技术的应用，博物学的时兴伴随着旅行的越来越频繁，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环境以及不同社会了解的强烈愿望。以欧洲为代表的启蒙学家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借助当时的各种知识和技术对自然进行探讨。卢梭就是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之一。他不仅提出“返回自然”的主张，甚至还提出要做身体力行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通过经院式的“博学”切齿痛恨，试图教育、实践、观察自然的真实世界去建立认识和知识体系。在启蒙主义运动中，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赫尔德尔、林耐、夏多布里昂等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诗人等汇入对自然的新的“建构”和“发明”。[27]
而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针对自然的思想运动，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遗留，比如没有欧洲式的狩猎保护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闲阶层。即使是1641年的大池塘法案（the Great Ponds Act），也跟殖民时期所有的保护法一样，都是保护鱼、野生动物或者木材资源等的。但美国与欧洲有着密切的交流和影响关系。毕竟美国的移民主要是从欧洲迁移去的。比如美国“自然遗产”的历史与“公园”建立了某种关系；然而，早期的清教徒对工作、自然和休闲的态度还在阻碍新英格兰“公园”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在清教徒看来，休闲是恶的，自然则是可怕的、荒芜的野地，充满野兽和野蛮人。根据圣经的指示，人们要努力征服自然，“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28]。因此，没有休闲的地方。渔猎也只是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们与自然界和平友好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最原始的互惠互利经验的认识。
加拿大班弗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29]（彭兆荣摄）
欧洲的启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观念和行为的复制和照搬，原因之一是欧洲和启蒙主义对自然的反思和理解的主体来自传统的中产阶级思想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中产阶级的本土形态，然而启蒙主义对美国的影响却在具体的对自然的模塑上形成了独特的形态。最有代表性的是18世纪孕育的一种哲学最终改变了新英格兰的模样。卢梭提出“自然人”（natural man）的概念，即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是“高贵的野蛮人”，快乐和满足地生活着。这引发了一股崇尚自然和原始的热潮。这个浪漫主义运动的基础是，天、人、神合一的信仰，人们的世界意识中开始有了“自然”。
此外，稍后的浪漫主义的浪潮在法国（卢梭）、德国（歌德）、英国（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拜伦、济慈、布莱克等）风起云涌，也影响到美国人对自然的看法。至此，“公园”在美国的诞生就差一个东西了，即动机。早在19世纪初，新英格兰的一群哲人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包括亨利·沃兹渥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们敏锐地看到工业主义将田园牧歌般的乡村变成了脏乱的工业城镇，被看做老旧、落后、愚昧的乡土生活被伴随着贫困、悲惨和犯罪的都市生活所替代，他们认为这样的退化是文明的伴生物，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自然。在他们看来，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或具有医治人类的功效。当时“自然”在人们眼中是美丽的、亲切的、有益的、滋养的，而不是可怕的、粗野的、肮脏的障碍物，这样的新理念彻底地改变了美国，并为公园理念的诞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1847年.George Perkins Marsh，来自佛蒙特州的美国国会议员在佛蒙特州勒特兰发表了一次言说，被称为是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发端。他呼吁人们关注人类活动，尤其砍伐森林对土地造成的破坏，号召保护、管理森林覆盖的土地。他的一些洞见得到了新英格兰人爱默生（George Emerson）的追捧。19世纪5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家们越来越关注自然的重要性，19世纪中期的旅行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遗产激发了“欣赏自然”的普及型的大众运动。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诞生了“自然小品文”，并形成美国文学的一个样式。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大众对鸟类的兴趣在书籍、文章和地方俱乐部里蔓延，对自然保护在多个领域的萌芽提供了温床。同时美国各地的自然风光，尤其是西部的，通过各种媒体广为传播，激发了对美国景观特质，甚至包括荒野的广泛兴趣和欣赏。19世纪的一位美国画家曾经这样说过：“美国人的情感中最突出的，大概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和最有特点的部分，就是对荒野的态度。”[30]年轻的独立的美国要得到世界的承认，却缺少跻身于世界的实力，历史短暂，文化传统欠缺，经济也很落后，能为之骄傲的只有她美丽的大自然，这是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所没有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说：“文明既是一个毁灭者，也是一个创造者，不过，为了保留这个国家的象征，就有必要保留一部分残存的荒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