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众弟子的表现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教授的业绩不错，学生的情况却很不乐观，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费太少了。据1923年底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到那年年底，北大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合格的研究生，总共只有16人；其中提交研究报告的是5人6种，包括罗庸的《尹文子校释》、容庚的《金文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著作，可两年多才培养这么几个学生，未免太少了。你会说，北大要求高，严格管理，这样好。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是因为没钱。再查一下，到1927年底，整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审查合格的研究生，也只有46名，其中好些还是“通讯研究”。研究所整整办了五年，总共才10人正式提交了14种论著[1]，实在说不过去。

反过来看清华，他们的规模效应，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第一年，录取新生33名，实际报到29人。第二年36名，第三年24名，第四年13名。研究院规定，第一年学完，有研究成果，表现优秀的，可以再申请一年，因此，其中有些是重叠的。当年的清华研究院，是给学生发奖学金的，学生当然愿意继续研究。合起来，四届学生中，真正完成学业的，共有74人。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是前两届，即1925、1926年入学的那两届。

这些学生有什么特点？第一，年纪比较大，好些人进校前已有著作发表，专业上比较成熟；第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好些属于自学成才，没有像样的学历证书。今天中国的研究生招考，越来越重视资格审查，考试形式也日渐繁琐、严苛，这样会把很多有才华的学生给淘汰了，很可惜。我很怀念老北大、老清华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学生资质好，加上有名师指导，自然能出成绩。梁启超很得意，宣称研究院的学生三分之一可以成才，其中三五个人的研究成果，“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不朽”[2]。

对北大、清华两个国学研究所（院），后来的学者多有评说。像苏云峰便认定，北大“自由松散”，清华则“密集谨严”（287页），因此，清华研究院的成绩更突出。其实，跟学风是否“自由”关系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是，北大的经费远不及清华，能花在研究所的钱很少。像清华所采取的这两项措施，在北大就无法落实。第一，教授专任，而且必须“常川住院”，以便与学生多多交流。这里所说的“住院”，不是住医院，是住学校。第二，学生一旦录取，就发给奖学金，条件是，你必须长期住校，拒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换句话说，学生也好，教授也好，一旦进来，就必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认真读书。今天，你住在清华园，要想进城，很容易；当年不一样，骑毛驴或乘人力车，要走大半天。北大不同，就在过去的皇宫旁边，离天安门又那么近，当然关心政治，喜欢闹革命。

当年清华研究院招聘导师时，有四个标准：第一，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所了解；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成果；第四条最特别，也最重要：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3]今天中国的大学，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们不太愿意为学生多花时间。客观因素是研究院规模太大，连自家指导的研究生都管不过来，哪有时间跟本科生多接触？但还有一个原因，评职称时，不太考虑讲课效果如何、教学是否尽心，以及和学生接触时间多少；而只计算出了几本书，发表几篇论文，有什么科技发明。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敢硬性规定，要求导师多跟学生接触，是有经济力量做后盾的。比如，研究院师生每月举行茶话会，师生在一起吃吃点心，喝喝咖啡，聊聊学问。这个制度，北大学不来。还有，导师带着学生游北海，在北海静心斋坐下来，面对湖光山色，大家畅谈学问。这个，在北大也做不到。一方面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实力。但不管怎么说，清华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多交流。即便这样，梁启超还是不太满意，抱怨说除了上课，没有更多时间与学生接触。我相信梁启超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不过，他以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念书、或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作为比照，那是搞错了目标。那种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讨论学问的传统书院，不可能在现代大学里复制。在我看来，清华研究院师生之间交往的密切与频繁，已经很让人羡慕的了。

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表现出色，这与他们拥有很好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有关。1925年10月，在第二次教务会议上，议决不办杂志，以便师生潜心读书。研究院里，起码有两位教授是特能办杂志的，一个是梁启超，另一个是吴宓。这两个人，要他们不办杂志，都很难。所以，情势很快就改变了。吴宓在自己主持的《学衡》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院导师及学生的文章。另外，校方主持的《清华周刊》，也发一些专业论文。当年的《清华周刊》，一如我们的《北京大学日刊》，很好看。不像现在各大学的校报，尽是报道今天校长接见谁，明天什么代表团来访，后天又有哪个资本家捐钱，大后天后勤部门举行联欢晚会——像这些日常琐事，时过境迁，真的不值得翻阅。《清华周刊》不仅发表教授们的学术演讲，也发表学生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清华研究院终于改变主意，决定办一个《国学论丛》，由梁启超主撰，其他人自由投稿。还不满足，年纪大点的研究生刘盼遂、吴其昌等，办起了《实学》月刊，教授们给稿子，还捐了钱——梁启超捐了50大洋，王国维捐了20。接下来，陆侃如、姚名达等创办述学社，编辑《国学月报》。再接下来，《大公报》创办《文学副刊》，请吴宓主编，吴又邀了浦江清、赵万里、张荫麟等一起来办。这样一来，清华学生发表文章的阵地很多。四年间，培养了74名学有专长的研究生，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及时发表，也是个问题。办研究院，有好的导师，有好的学生，有好的制度，如果再有合适的发表研究成果的途径，那样的话，大家对这个研究机构的认同感会更强。

除此之外，两个突发事件，使得研究院的师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这也是清华国学院成为神话的重要因素。王国维和梁启超先后去世，清华师生真的化悲痛为力量，凝聚了感情，表达了理想，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1927年6月1日，王国维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跳昆明湖自杀，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及其蕴涵着的文化意义，这里不说。单说追悼会上，学生们行三鞠躬礼，因为是文明社会了，行鞠躬礼就行了。接着，陈寅恪来了，行三跪九叩大礼。[4]学生们一下子全哭了，跟着陈先生重新行三跪九叩这样的传统大礼。对于这些已接触西洋文明的研究生来说，用这种方式，似乎更能表达师生之间的情谊，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传统师道的认同。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更显示了清华研究院学生的心志与活力。两个月后，上海的《文学周报》发行“王国维先生追悼号”，文章的作者好些是研究院的学生；同年10月，《国学月报》二卷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除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学生的追怀文章。又过了一年，1928年6月，《大公报》连续发表三期“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有吴宓、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等清华师生的文章。《学衡》转载这批文章，再添上陈寅恪、吴宓、刘盼遂等人的诗文。再接下来，《国学论丛》1卷3号出版“王静安先生纪念号”，除了整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梁启超的序，表彰王国维的治学方法；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则提到，凡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个文化所“化”的人，会感到特别痛苦，痛苦到极点，就只能自杀；而数十年来，社会制度变迁，纲纪伦常凌夷，为这个文化所凝聚之人，不得不与之共命运。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述，加上日后所写的另外两篇文章——《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个东西合起来，完成了对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描述，也完成了自家文化理念的阐发。文化立场、精神追求、学术境界，三者合一，这很难得。借纪念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师生，将一个学术机构，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高度。

到1929年6月，王国维去世两周年的时候，清华国学院师生集资，在校园内建了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碑铭，其中提到，“先生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更着重表彰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90年代，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也是清华国学院能够浮出海面，吸引公众关注的重要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两天后，张荫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以后，清华众多学生，陆续撰写了很多追念梁启超的文章，包括张荫麟、梁实秋、谢国桢、周传儒、姚名达、刘盼遂、杨鸿烈等人，其中表彰师门最得力的，还数吴其昌。1944年，吴其昌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书成一个月后，吴便去世了。

今年4月，清华历史系举行了纪念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想法。我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谈到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时联系不上，就由朋友为其写个小传什么的。文章有长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显示那代人的趣味与情怀。这本小册子，我在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里都没找到，是从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女士那里见到的。我的妻子夏晓虹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决定和吴令华女士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我话音刚落，在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马上说：“书做好了给我们。”

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如果有共同的学术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发掘与表彰。按理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可很少被追忆；包括当事人，也都不大提及。“回忆”需要氛围，也需要契机，北大学生眉飞色舞，谈论的都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样一来，未免冷落了本不该冷落的文科研究所。到了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目光从“五四新文化”转向“清华国学院”，这其中隐含着整个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

[1] 参见《国学门概略》，北京大学，1927年。

[2] 参见《任公致吴宓函》，《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

[3] 参见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4] 参见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