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思维规律

第一节
黄公美女：同一律

一、以美为丑的故事

齐国黄先生，有过分谦卑的癖好。他两位女儿都生有倾国之貌，黄先生却故意用谦词诋毁，说女儿“丑恶”。黄先生女儿“丑恶”的名声远扬，耽误女儿青春，待她们到大龄，遍齐国都无人敢娶。

卫国有位鳏夫，不在意妻子“丑恶”，冒然娶黄先生的大女儿，竟是倾国之貌，于是告诉别人：“黄先生有过分谦卑的癖好，故意用谦词诋毁，说女儿丑恶。二女儿一定美。”有人争着娶黄先生的二女儿，果然是倾国之貌。^[1]

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出自名家著作《尹文子》。名家在先秦称为辩者，即以辩论为职业的学派。尹文子是战国中期名家最著名的代表。司马迁说名家的专长，是“正名实”，即调整名实关系，使名副其实，概念反映实际。名家着重研究语言意义和运用的逻辑问题，相当于现代逻辑指号学中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的课题。

《尹文子》记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意在说明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要遵守同一律。美丑是不同概念。在长期社会生活中，人们早已对美丑概念有约定俗成的确定理解。黄先生两位女儿，是倾国之貌，应以“美”的概念反映概括。有过谦癖的黄先生，却故意用“丑恶”的概念反映概括，违反同一律，混淆美丑的不同概念。

尹文子评论这一故事说：“国色”是黄先生两位女儿的真实性质，“丑恶”是黄先生强加给两位女儿的虚假名称。卫国鳏夫不在意“丑恶”的虚假名称，出乎意料得到“国色”的真实对象。黄先生两位女儿出嫁后，“美”的事实真相为人所知，“美”的真实名声得以恢复，“丑”的虚假名声得以纠正。

二、“谓而固是”的理论升华

《经下》第104条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解释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则假也。”

即称谓要保持其固定所指，论证的理由在于，称谓以对象为转移。有这样对象，才这样称谓。没有这样对象，就不这样称谓。这不像说假话。举“美”的概念，称谓这种状况，是因为这种状况本来“美”，这叫正确称谓。这种状况本来“不美”，就不能用“美”的概念称谓。如果这样称谓，就是假的。

《墨经》这一条，以“美”和“非美”的概念为例，与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用词相近，意义相通。这一条的实质是《尹文子》黄公以美为丑故事的理论升华。循此脉络，可以窥见中国逻辑产生发展的机理：从思维表达技艺，升华逻辑知识。

《墨经》这一条，虽然跟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巧合，都是以“美”的概念为例，但是《墨经》这一条已把具体形象的故事情节，升华提炼为“谓而固是”的抽象一般规律。《广雅》解释“谓”是“说、告、言”。“固”是“固定、专一”。“是”是“这个”。“是”，是用古汉语指示代词，充当变项，指代任一对象，就像现代逻辑中说任一个体变项a，可以代入任一个别事物，如牛、马。“谓而固是”，即用概念反映和概括个别事物，要保持其固定内涵与所指，沿用其本来意义，以保证概念的确定性，遵守同一律。

《经下》的表达格式，本来就是列举各门科学的定律，然后加以解释论证。“谓而固是”，是同一律在语言理解和运用中的表现，是齐国黄公“以美为丑”之类故事的升华、概括和提高，是语言逻辑的科学抽象。

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隐含着要求思维表达遵守同一律的意义，但这种意义通过具体形象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相对于《墨经》理论逻辑而言，尹文子讲解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是名家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

《经下》“谓而固是”一条，尽管附带有“美”的具体事例，但“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的条文和论证，《经说下》“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的解释，是一般性的理论说明，已经从“美丑”的具体例证中，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是同一律在语言交际领域的运用。

现代逻辑指号学分为3个部门：第一，语义学，研究语言指号与对象的关系，是语言意义的理论；第二，语用学，研究语言指号与运用者的关系，是语言运用的理论；第三，语法学，研究语言指号的关系，是语言结构的理论。中国古代逻辑，语义学和语用学部门的知识比较丰富，语法学部门的知识不够系统。

由于百家争鸣辩论的需要，各学派都热衷于讨论名实关系。名墨两家，尤以论述名实关系和语言运用中的逻辑问题为专长。名家学者尹文子讲解齐国黄公“以美为丑”的故事，墨家“谓而固是”的理论概括，都是以名实关系为主轴，着重在语言理解和运用的语义学、语用学角度，表达同一律的意涵。

三、以鼠为璞的故事

名家著作《尹文子》载，郑国（今郑州市）人把未经雕琢整理的玉石叫做“璞”，周国（今洛阳市）人把未经风干腊制的新鲜鼠肉叫做“璞”。在市场上，周国人对郑国商人说：“您想买璞吗？”郑国商人以为对方经营玉璞，脱口而出：“我想买！”周国人把他的“璞”拿出来递给郑国商人，说：“给你璞！”郑国商人一看，对方的“璞”是新鲜老鼠肉，不是他想经营的玉璞，进退两难。如果买他的“璞”，自己并不想经营老鼠肉；如果不买他的“璞”，自己单方面违背协议。无奈只好向周国人道歉：“对不起，我只想买玉石的璞，不想买老鼠肉的璞。”^[2]

《战国策·秦策三》说，郑国商人之所以陷于误会，是由于“眩于名不知其实”，即只受名称字面的迷惑，而不知道名称所指的实际。周郑两国相距百里，却方言有别：郑国人指“璞”为玉，周国人指“璞”为鼠。语言歧义，一词多义，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语言交际应弄清对方言词的所指，明确概念，避免混淆和偷换。有效沟通是促进成功交际的根本。

后来“鼠璞”变为惯用成语。宋戴埴以“鼠璞”成语为书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说：“《鼠璞》一卷，宋戴埴撰。《文献通考》列之小说家。然其辨正经传，考订名物、训诂，颇有可采，实非小说家言。曰《鼠璞》者，取《战国策》以鼠为璞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说，“《鼠璞》二卷”, “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之异同，持论多为精审”, “确实有据，足裨后学”。书名《鼠璞》，取古籍周郑人同名异物，同名异义的故事。“鼠璞”成语的来源和应用，包含深意，发人深省。

四、“通意后对”的交际原则

针对“以鼠为璞”之类的误会，为解决语言交际中语词运用和概念混淆的问题，墨家提出“通意后对”的原则。

《经下》第142条说：“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孰谓也。”《经说下》解释说：“问者曰：‘子知羁乎？’应之曰：‘羁何谓也？’彼曰：‘羁旅。’则知之。若不问‘羁何谓’，径应以弗知，则过。且应必应问之时而应焉，应有深浅、大小，当在其人焉。”

即在对话辩论中，应先弄通对方意思，再回答。论证的理由在于，如果不先弄通对方意思，就不知道对方说的究竟是什么。同一个“羁”字，既可指旅客，也可指马笼头。问方说：“你知道羁吗？”答方说：“你说的‘羁’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先“通意”，匆忙回答说：“不知道。”这是不合适的。对方解释他说的“羁”，是指旅客，你也许知道。对答应该及时，答案的深浅、多寡，应该因人而异。

墨家对“通意后对”交际原则的解释，涉及语言的多义性。在对话辩论中，不先“通意”，会出现“答非所问”的现象，妨碍成功交际，导致无谓的纷争。当时常见利用语言多义性进行诡辩的现象，墨家提出“通意后对”的原则，是为了防止和克服诡辩。

邹衍针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说：“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即辩论者，应分辨不同的类别，使其不互相妨害；分析不同的方面，使其不互相混淆；疏通意义的所指，说明自己的意图，使别人认知，不互相迷惑。公孙龙“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即引用别人语言，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制造诡辩，有害“大道”（整体道理），是“缴言纷争”（繁琐诡辩）的来源。邹衍说明合理思维和正当辩论的规范，是从思维规律角度揭示正当辩论的性质。

五、“彼止于彼”的规律总结

《经下》第169条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经说下》解释说：“正名者：彼彼此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

即“彼”、“此”的非集合概念，与“彼此”的集合概念，这两种情况，在都要遵守同一律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论证的理由在于，这两种情况还有所不同。在研究正确运用概念的规律时，应注意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彼彼此此可”：那个“彼”之名，要确定地指称“彼”之实；这个“此”之名，要确定地指称“此”之实。如那个“牛”之名，要确定地指称“牛”之实；这个“马”之名，要确定地指称“马”之实。

第二，“彼此不可”:“彼此”的集合概念，不能仅单独地指称“彼”之实，或“此”之实。如“牛马”的集合概念，不能仅单独地指称“牛”之实，或“马”之实。

第三，“彼此亦可”:“彼此”的集合概念，要确定地指称“彼此”的集合体。如“牛马”的集合概念，要确定地指称“牛马”的集合体。如果“是”与“彼此”的不同概念，可以混同，那么“彼”与“此此”的不同概念，也就可以混同。如“羊”与“牛马”的不同概念，可以混同，那么“牛”与“马马”的不同概念，也就可以混同。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用归谬法说明，违反同一律，必然产生逻辑混乱。

“正名”，就是把概念搞正确。这里从元逻辑的高度，概括同一律。孔子首倡“正名”, 《论语·子路》载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受孔子影响，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无不谈论“正名”。名墨两家在《墨经》和《公孙龙子·名实论》中，从思维规律角度讨论“正名”，作出相同的元逻辑概括。

尽管公孙龙是战国中后期最著名的诡辩家，有许多诡辩论题和论证，但他是名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除了集名家诡辩论的大成，也集名家逻辑思想的大成。《公孙龙子·名实论》把名家的“正名”思想发挥到极致，在思维规律的元逻辑概括上，与墨家同攀高峰，达到相同的顶点。《公孙龙子·名实论》说：“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这种规律性的规定，与《墨经》毫无二致，是名墨两家通过不同的途径，所达到的共同认识。

“通意后对”（弄通对方意思再回答）的原则，和“谓而固是”（称谓应该保持确定性）一样，是同一律在语言理解和运用中的表现。墨家把同一律的规定，叫做“正名”（正确运用概念的规律）。“正名”本是孔子提出的语言表达规律，经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辩论，取精撷萃，升华提高，到《墨经》和《公孙龙子·名实论》，终于作出元逻辑的概括。

《经说下》第169条，用古汉语代词作变项，表述元逻辑规律：“彼止于彼”, “此止于此”, “彼此止于彼此”。即彼 ＝彼，此 ＝此，彼此 ＝彼此。对应的实例是：牛＝牛，马＝马，牛马＝牛马。用英文字母表达相当于说：A＝A, B＝B, AB＝AB。同一律用古汉语代词和用英文字母作变项的不同表达，在逻辑上等值。《墨经》同一律表述对照，如表1，说明《墨经》同一律表述的正确性、合理性和普遍真理性。

《墨经》说：“彼此不可彼且此也。”相当于用英文字母说：AB≠A, AB≠B。实例是：牛马≠牛，牛马≠马。《墨经》说：“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相当于说：若C＝AB，则A＝BB。实例是：若羊＝牛马，则牛＝马马。这是用归谬法，证明同一律的正确性。

这里可以看出由具体应用到抽象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齐国黄公以美为丑和周郑商人以玉鼠为璞之类的故事，相对于中国古代的理论逻辑和元逻辑而言，是中国古代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

第二，“谓而固是”和“通意后对”之类的概括，是上升到语言逻辑理论的规律，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而言，是中国古代语言交际中语义学、语用学的理论逻辑和元逻辑。

第三，“彼止于彼”之类的概括，是上升到一般逻辑理论的规律，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应用逻辑、对象逻辑而言，是中国古代高度抽象的理论逻辑和元逻辑。

古代逻辑家作出“谓而固是”、“通意后对”和“彼止于彼”之类同一律的概括，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顾左右而言他 “顾左右而言他”成语，意谓着在对话辩论中转移论题，违反“彼止于彼”的同一律。该成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与齐宣王对话的故事。孟子对齐宣王说：“假定您的臣下，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游历。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室儿女在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齐宣王说：“跟他绝交。”孟子说：“假若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好下级，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孟子说：“假若遍齐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该怎么办？”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即环顾左右，岔开话题。^[3]东汉赵岐注说：“左右顾视，道他事，无以答此言也。”“王顾左右而言他”，后变为普遍使用的成语，是对话辩论中“转移论题”，违反同一律的同义语。

答非所问 歌剧《刘三姐·对歌》选段：

刘三姐：高高山上低低坡，三姐爱唱不平歌。

（众和）再向秀才问一句，为何富少穷人多？

陶秀才：穷人多者不少也，

李秀才：富人少者是不多。

罗秀才：不少非多多非少，

莫海仁：快快回答莫罗嗦！

刘三姐问：“为何富少穷人多？”三位秀才没有正面回答，“答非所问”，用否定定义、同语反复、语无伦次的话，解释“多”“少”的字义。三位秀才的主人莫海仁，听得不耐烦，要求他们“快快回答莫罗嗦”。“答非所问”是“转移论题”，违反同一律的一种表现。

不同铃铛的概念混淆 宋代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载，有个营邱人好抬杠，讲歪理。一天他去访艾子，问道：“大车底下，骆驼脖子上，多挂铃铛，是什么缘故？”艾子说：“车、骆驼个头大，多夜行，忽然狭路相逢，难于回避，借助铃声，互相警告，得以预先回避。”营邱人说：“佛塔上也挂铃铛，难道佛塔要夜行，须预先回避吗？”艾子说：“您不通事理，才这样提问题。凡鸟鹊，多在高处筑巢，粪秽狼藉，佛塔挂铃铛，为惊吓鸟鹊，怎能与大车、骆驼相比？”营邱人说：“鹰鹞尾巴挂小铃，难道有鸟鹊，到鹰鹞尾巴上筑巢？”艾子大笑说：“奇怪！您真是不通道理！鹰隼追击动物，有时钻进树林，脚上的绳子偶然会被树枝绊住，翅膀振动，铃铛发声，便于主人寻找，怎么可以说，有鸟鹊到鹰鹞尾巴上筑巢？”营邱人说：“送葬人手摇铃铛，口中唱歌，难道也是怕脚上的绳子，被树枝绊住，便于主人寻找？不知送葬人脚上拴的是皮绳，还是线绳？”艾子生气地说：“送葬人是死者的先导，因为死者生前好抬杠，讲歪理，所以摇铃让死者的尸体快乐！”^[4]营邱人对不同铃铛的不同作用，混淆不清，偷换概念，违反同一律。

不同石头的概念混淆 《两般秋雨庵随笔》讲述故事：有人把竹竿插在木碌碡中晾衣服，衣重风紧，屡被吹倒。甲说：“须用石滚才可不动。”乙说：“石头不动吗？为什么染坊里的石臼，从早动到晚呢？”甲说：“那是有人用脚踏的缘故！”乙说：“城隍山、紫阳山庙里，每日千万人用脚踏，怎么不见其动呢？”甲说：“它是大而实心的，所以不动。”乙说：“城河石桥，都是小而空心，每日踏，为什么不见其动呢？”石滚、石臼、石山、石桥都是石头，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概念，乙将其混为一谈，违反同一律。

调羮师的概念混淆 魏邯郸淳《笑林》记载“调羮”的故事：有人熬粥，盛一勺“锅里的粥”，品尝味道，感觉“盐放少了”，于是加盐。后来多次，都是品尝最初“勺里的粥”，每一次都说：“盐放少了。”于是反复往锅里加盐，共往锅里放了一升多盐。他每次尝的总是最初“勺里的粥”，都感觉不咸，于是诧异万分。^[5]这位调羮师，混淆最初“勺里的粥”和每次“锅里的粥”的不同概念，违反同一律。

接是不接 宋沈俶《谐史》载，杭州寺院名叫“珊”的和尚，有势利眼，接待客人，因其身份贵贱，采取不同态度。他对小官殿中丞丘浚的态度傲慢，对州将子弟十分恭敬。丘浚不平地问：“为什么和尚接待我傲慢，接待州将子弟十分恭敬？”和尚说：“接是不接，不接是接。”即接州将子弟等于不接；不接你等于接。和尚的谬论，是违反同一律的诡辩。套用同一律的公式：“A是A，非A是非A。”只能说：“接是接，不接是不接。”怎么能反过来说“接是不接，不接是接”。丘浚听了和尚的诡辩谬论，用棍子敲打强词夺理的珊和尚，说：“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即我打你等于不打，不打你等于打。^[6]这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归谬法，反驳珊和尚违反同一律的诡辩。

诗咏“黄公美女：同一律”：

倾城国色非丑恶，以鼠为璞是误会。

谓而固是同一律，通意后对明所谓。

彼等于彼此是此，是等于是非是非。

中西逻辑同一律，不同说法同意味。

[1] 《尹文子·大道上》：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妹必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

[2] 《尹文子·大道下》：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3]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4]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营邱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难，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问曰：“大车之下，与槖驼之项，多缀铃铎，其故何也？”艾子曰：“车、驼之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狭路相逢，则难于回避，以藉鸣声相闻，使预得回避矣。”营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设铃铎，岂谓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鸟鹊多高巢，以粪秽狼借，故塔之有铃，所以惊鸟鹊也。岂与车、驼比耶？”营邱士曰：“鹰鹞之尾，亦设小铃，安有鸟鹊巢于鹰鹞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鹰隼击物，或入林中而绊足，绦线偶为木枝所绾，则振翼之际，铃声可寻而索也，岂谓防鸟鹊之巢乎？”营邱士曰：“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虽不究其理，今乃知恐为木枝所绾，而便寻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线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导也，为死者生前好诘难，故鼓铎而乐其尸尔！”

[5] 魏邯郸淳《笑林》：人有和羮者，以勺尝之，少盐，便益之。后复尝向勺中者，故云：“盐不足。”如此数益升许盐，故不咸。因以为怪。

[6] 宋沈俶《谐史》：殿中丞丘浚，尝在杭州谒释珊，见之殊傲。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