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女性与哲学：漫长的等待

哲学能支撑偏见，也能根除偏见。在或维系、或动摇、或摧毁一个范畴的一念间，哲学和人类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女性与哲学的连接则经历了更漫长的等待。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1]认为：“性别差异问题即便不构成一个时代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一时代都有一个需要透彻思考的问题，而且仅此一个。如果我们进行透彻的思考，性别差异或许就是当今时代的那个能使我们获得‘拯救’的问题。”^[2]或许有人会以为这种观点是出于一种女性主义的傲慢，因为人们通常不会相信一个似乎已万劫不复的时代能够通过讨论“性别差异”问题获得拯救。^[3]然而，倘若我们认真地回顾、思考和观察，就不难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女性主义改造过的、并且仍在改造着的世界里，女性主义学术探讨业已在人类思维领域中掀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性、性别和性别身份范畴，主体与话语、主体与社会、文化与历史，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解说，人类也正在通过这些解说追逐着拯救的曙光。这就意味着：如果人类社会能够顺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或者从一个结构的横断面来剖析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等弊端，便有可能以“牵一发而动千钧”之势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从而获得拯救。

“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的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它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因为它构成话语的话语。”^[4]当代女性主义学术，尤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关于‘女性主义方法’的争论，以及各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之间的纷争；2.关于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发展，以及身体、精神和情感的理论化；3.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需要，它可以为研究行为和女性主义与社会更为普遍化的互动提供指导；4.探讨‘女性’范畴的断裂，以及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5.关于本质论和建构论的争论，这也关系到‘男/女’的二元区分，以及‘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范畴；6.‘代表权’的意识，包括与历史的关系，即历史的呈现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被压迫理论的关系；7.促进围绕着种族/人种、性别以及女性之间其他不同方面体验的‘差异’概念，以及作为一个分歧和争论能指的解构主义‘延异’概念；8.关于‘被压迫者认识特权’的讨论，以及关于是否存在不同的黑人和女同性恋认识论的争论。”^[5]本书所研究的主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些问题域中，但对另一些女性主义哲学问题的探讨，例如社会正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以及认识正义等等，也可以视为对上述基础理论问题的拓展和延续。或许，女性和女性主义进入哲学的使命在于：1.分析批评“父权制”哲学知识论体系，重新思考和建构哲学知识，因为这些体系中存在着消除、压迫、排挤和漠视女性与社会边缘人的体验和利益的危险；2.把所有哲学概念框架和体系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分析，要求哲学思考包括多元和差异的体验，哲学观念和知识本身必须是公正的、多层面的，必须通过过程、历史和关系来呈现；3.打破哲学领域的性别霸权，把女性和边缘人的利益、体验和话语引入哲学；4.在哲学领域掀起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开辟平等和公正的思维空间，追求一个更为理想的人类社会。

总体来看，女性主义哲学试图记录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的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不同体验和话语及对它们的哲学反思，并把这些差异的体验和话语看成是某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相信它们在每一时代都构成独一无二的哲学形态。毫无疑问，这些体验和话语是存在性别差异的，但从根本上说，性别差异的体验和话语也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因为作为它们根基的性别不是生物学性别（Sex），而是社会性别（Gender）。^[6]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哲学留给现代社会的“主要学术遗产是其真理价值观和人类发现真理的理性能力”，那么自哲学伊始，女性便由于理性能力的“欠缺”或者“低下”，一生与哲学无缘。然而，根据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loyd）的考察，这种“理性”能力并不是人们马上可以想到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官能，而是男性哲学家给出的一个哲学范畴，或者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被性别化了的“理性”，因为自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一直延续着一种把男性归属于形式/灵魂，把女性归属为物质/肉体，强调“理性的男人”和“感性的女人”，并认为前者永远优于后者，因而可以理所当然地支配后者的传统。男性哲学家也正是通过这种“理性”建构一个呈现主从关系和二元对立的性别世界，并由此让女性相信自己天生的哲学劣势。而且，在如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语境下，理性似乎也成为一个反认识论的观念，后现代主义也发现了康德式理性所面临的四重困境：“其一，接受一种康德的基本区分：一方面强调绝对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他律的力量。其二，承认理性的权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性是没有任何经验条件的。其三，通过反思意识到绝对理性是令人怀疑的。其四，综上所述，理性仅仅是强制的另一种表述而已。”^[7]女性主义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也看到，康德对于理性的理解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理性是另一种社会权力形式，而理性话语中的权力缺席不仅使这种理性无法拥有公共性和普遍性，也使其所追求的源于自由理性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当代女性主义哲学要澄清的事实是：一方面女性并非生来“欠缺”理性能力，被男性哲学家性别化的“理性”并不能构成女性与哲学分离的理由；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应当仅仅是理性的，而是时刻有可能冲破固有的边界向无尽的时空中延伸。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哲学家，都可能会对女性主义哲学带来的挑战持一种漠视态度，这样做无疑地会放慢，甚至阻止人类思维和哲学，以及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相反，倘若人们能以宽容之心认识和理解这些挑战，倾听不同的声音就有可能成为一条可行的道路。然而，这样又做会遇到两个困难：其一是倾听的困难。倾听是人类社会最为困难的行为之一，尤其是倾听不同的、受压迫者的声音，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声音是微弱的、含糊的，常常被颤抖着发出，也因为倾听本身便是一种道德行为，需要听者有耐心、有美德允许讲者表达出自己“纯粹的存在”。众所周知，在两千余年的哲学史上，女性是群体性沉默的、失语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女性都是哲学哑女，作为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存在，女性无时无刻不在以独特的话语和生命体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试图在这种讲述中建构自身的主体地位。即便没有人记载她们的故事，也不等于她们没有故事，或者不曾存在过，贡献过。其二是判断的困难。即便有人真的愿意倾听女性/女性主义哲学的声音，但在判断自己所听到的内容时，也不免会受到根深蒂固的潜意识观念的影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女性主义哲学家詹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指出，根据心理学研究，人们评价他人及其工作，以及与人互动时，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潜意识中的偏见，例如种族、性别、年龄、身体残障和性取向等偏见的影响。这些影响累积起来便足以造成对被命名为边缘或者劣势的群体，例如女性、少数族裔、残障群体成员的负面效应。这些潜意识偏见分为隐性偏见（Implicit Bias）和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两种。前者关系到人们对偏见“靶向”群体的感知、评价或者互动方式。后者表明一个人所属群体的潜意识可能会对其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就女性以哲学为业而言，前者可能导致人们对女性的研究成果给予较低的评价，而后者可能造成女性自身在哲学领域表现欠佳。索尔也发现，尽管许多人在意识层面也有良好的平等意愿，但他们的潜意识偏见却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了。^[8]因而，包括女性自身在内的人们都应当从潜意识层面探讨自己对于女性、妇女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的真实态度，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在倾听。

事实上，即便女性主义学术如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哲学文献浩如烟海，人们也依旧无法破解“女性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难题，因为这其中包括对无数问题的思索：哲学是否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中立学科？哲学如何论述女性？女性/女性主义如何论述哲学？女性是否可以在哲学领域安身立命？妇女哲学存在吗？女性对于哲学的历史贡献如何？什么是女性主义哲学？如果女性/女性主义进入哲学领域，哲学和世界将会怎样？哲学有性别吗？哲学将如何揭示性别的命运？如同德里达的“延异”（Differance）概念对于西方哲学整个形而上学体系提出的解构主义挑战一样^[9]，女性主义概念对于西方哲学和人类哲学思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和难以平息的。

毫无疑问，女性/女性主义进入哲学领域会面临许多质疑和挑战：其一，必须回答“什么是女性？”“谁代表女性？”“女性主义如何来说‘我们’？”“哲学应当如何呈现女性？”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些都是羁绊女性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但对于朱迪思·巴特勒来说却不如此。她认为女性主义并不是先有一系列的共同前提，再从这些前提出发，以逻辑来建构一个方案，而是通过对这些前提不断地批评思考来取得进步的过程，要努力使这些前提的含义更为清楚，在各种冲突的解释之间，在各种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之间进行谈判，这是因为“性别差异并不是一种给予，不是一个前提，不是可供建立女性主义的基础，不是那种我们已经相遇并逐步理解的东西，而是鼓励女性主义者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某种不能被充分强调的东西，因为它总在陈述的语法上遇到麻烦，它或多或少地保留作为一个永恒的追问”^[10]。其二，当女性/女性主义哲学试图颠覆传统哲学中的“父权制”知识和话语体系，在哲学领域引入女性和边缘人的体验和话语时，也会遇到另一个理论质疑：如何保证在这一引入过程中不陷入“性别本质论”的泥潭？^[11]作为对这一质疑的回应，女性/女性主义哲学提醒人们意识到：性别的体验和话语并不是统一的，它们和社会、文化以及人性本身一样，丰富而多元，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设想女性主义哲学试图基于女性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体验，还是根据女性统一的体验来建构哲学理论，都是对女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解。其三，需要面对“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可能”的挑战。这或许是一个康德式的追问，因为在康德看来，即便“当某物已经实际存在时，我们如何能够提出它是否可能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对于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现实和最终目标的理解作出回应。就前者来说，当代女性主义把女性和边缘人的体验与话语引入哲学，与其说是为了建构“女性（边缘人）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不如说是为了建构真正的人类哲学，弥补以往哲学中在“人类”哲学外表之下女性和边缘人的缺席。就后者而言，如同女性主义一样，女性主义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自行地退出历史舞台。当哲学真正成为人类的哲学，每一个人——不论何种性别都能平等地以自己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体验，从而使哲学变成一个平等和谐的世界时，这一目标也便实现了。其四，需要面对“女性应以什么态度来参与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提问。作为当代女性，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总会不同程度地遇到一种内在矛盾，这就是女性主义学者安·斯尼托（Ann Snitow）所描述的“既想做女人，又不愿受性别主宰”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女性主义哲学并不要求每一个从事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女学者都成为女性主义哲学家，女性所从事的哲学研究也未必都是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然而，能够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女性试图让自己摆脱“做女人”与“性别主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必须关注女性主义研究，利用女性主义哲学工具来达到目的。而且，所有女哲学家都应当意识到，女性主义哲学的诞生本身也是无数先驱者以生命为代价奋斗的结果。^[12]

在女性主义哲学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今天，本书所探讨的内容是极为有限的，我仅在自己的视域内展开思路，梳理、分析和探索。这正如德里达的一种表述：“我试图把握自己保持在哲学话题的‘界限’之中。……使哲学成为可能的界限……并且在基本界定以及概念对立的系统内起作用，而一超出这些概念对立之外，它就没有用武之地了。”^[13]但我相信——女性/女性主义哲学家多半是通过信念和心灵来研究哲学的，既然心灵是通往世界的唯一窗口，那么人们何不通过它来眺望远方那蔚蓝无际的天空？因为没有什么人能阻拦这心灵的自由。

2013年夏于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

[1] 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 1932—），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著述颇丰，主要有《他者女性的窥镜》（1974年）、《非一之性》（1977年）、《海德格尔对于空气的遗忘》（1983年）、《性别谱系学》（1987年）、《始于两人之间的民主》（1994年）、《二人行》（1997年）、《东方与西方之间》（1999年）、《爱的途径》（2002年）以及《分享世界》（2008年）等。

[2] Luce Irigaray,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

[3] 英文中的Sexual Difference可以根据上下文译成“性差异”或者“性别差异”，但在女性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内，无论是性还是性别都是一种社会构建，因而这里采取“性别差异”的译法。而且在精神分析学中，“性”也不仅仅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潜意识的，主体的性，进而也可以分析为历史、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性，这种理解也接近于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解。在女性主义哲学家中，也有人，例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了避免概念混乱，用Gender Difference来表示“性别差异”，但对于这一词更严谨的中文翻译应当是“社会性别差异”。既然本书是在女性主义话语体系内讨论性、性差异和性别差异，因而一并把Sexual Difference和Gender Difference都译成“性别差异”。当然，当Sexual Difference在英文语境中指纯粹生物学意义的性差异时，也会相应地把它译成“性差异”。

[4] Triol Moi, Sexual/Texual Politics, Routledge, 2001, p.128.

[5] Liz Stanley and Sue Wise,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ly, Routledge, 1993.pp.187-188.

[6] 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含义不同，前者指一个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生而俱有的或男或女的事实，后者则指社会对于男女两性所赋予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强调人们的性别意识、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制约中形成的，女性的性别角色也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7]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52-153.

[8] Jennifer Saul, Unconscious Influences and Women in Philosophy, Lecture in Women's Philosophers Exposition, Lund University, Sweden, 2010/10.

[9] Differance一词被相信是德里达创造出来的，因为法语中的一个动词differer的包括两重含义：差异和延缓，但当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却失去后一种意义，所以德里达创造了这个词，把时空差异整合在一起。

[10] Judith Butler, “The End of Sexual Difference? ”，Elisabeth Bronfen & Misha Kavka edt., Feminist Consequenc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18.

[11] 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性别本质论”相信男女两性都具有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属性，例如认为女性的本质属性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感性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怀的和有教养的，而男性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攻击性的或者自私的，既然这些都是本质的规定，它们便是永远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限定。

[12] 公元415年，在亚历山大城，古希腊女数学家、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学派领袖希帕提亚（Hypatia）被一群狂热的基督徒残忍地杀害。据说当时这群暴民用锋利的牡蛎壳一片一片地刮下她身上的肉，然后把她的身体砍成段抛入烈火中，这位自称“已经与哲学结婚了”的把美丽与智慧集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就这样勇敢地为哲学、科学和信仰献出了生命。而今，一本著名女性主义哲学杂志便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希帕提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女学者的榜样。

[13] 〔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