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

除了应把个人的生活看作一个整体而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社会关系的背景。初生的婴儿是软弱的，他们的软弱使其得到他人的关怀和照顾。因此，如果不考虑那位对儿童进行照顾并弥补了该儿童的自卑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儿童的生活风格或生活形式。仅仅局限于分析这一儿童的身体存在的外围空间是远远不够的，这样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与母亲以及他的家庭的结合关系。儿童的个性是超出了他身体存在的特征的，它涉及一整套社会关系的背景。

以上对儿童所进行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适合于整个人类。迫使儿童必须生活在家庭圈子里的那种软弱与把成人驱向社会生活的那种软弱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特定环境中都能够应对自如，他们被生活的巨大困难震慑而无力应付。因而，成年人身上最强烈的倾向之一就是组成一些圈子，能够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而不必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独自面对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毫无疑问会极大地帮助他克服窘迫感与自卑感。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动物中是普遍存在的。较弱的动物种类总是过着群居的生活，以此集合整体的力量来满足个体成员的需求。这样一来，聚集起来的一群水牛就能够使自己免受狼的攻击，而一头水牛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只有集结成群，它们才有可能将大家的头靠在一起，用后腿同敌人战斗。另一方面，大猩猩、狮子以及老虎可以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因为自然赋予了它们自我保护的技能。人类没有狮虎的尖爪利齿，因而只能过着群居的生活。我们由此而明白，社会生活肇始于个人的软弱无力。

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就不能指望社会中的一切个人都有相等的天赋。但是在一个调度适当的社会里，那些组成了这个社会的个人的能力是会得到及时的支持的。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要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很容易被引向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个人的判断应该完全根据其天赋能力而得以确定。事实是，一个处于孤立环境之中并且能力有缺陷的个人，一旦到了一个组织适当的社会之中，他的缺陷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弥补。

假设我们个人的种种不足都是先天遗传的，那么，训练人们与他人和睦相处以减轻他们的自然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就成了心理学的目标。社会进步的历史讲述着人类合作的故事。通过合作，人类才得以克服自己的各种缺陷与不足。每个人都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发明，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个人的欠缺曾经是促成这一发明产生的前因。儿童的早期行为证实了这一点。当其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就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他们发出某种类似语言的声音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如果一个小孩不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就根本不会试着去讲话。婴儿最初几个月就是如此，因为母亲总是在孩子产生说话的需要之前就满足了他的一切愿望。根据病案材料的记录，有些小孩直到6岁还不会说话，其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必要。这一事实在一个特殊的例子中也得到了同样的证明。这是一对聋哑人的孩子，当他跌倒摔痛自己时，他便哭起来，但他的哭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他知道声音对于他的又聋又哑的父母来说毫无作用。于是，他只是做出一副哭的模样来引起他父母的注意，而不发出哭声。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永远关注我们所研究的事实的社会背景，必须参照社会的环境来理解某一个人所选择的特殊的“优越目标”；同样，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格局从而搞清楚某一特殊的适应不良现象。有很多人发现自己无法用语言与他人进行正常的接触，因此患上了适应不良症。口吃者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对口吃者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自他的生命开始之日起，他就从未很好地适应社会，他不想参加各种活动，也不想结交朋友。语言的发展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促进，但他却不愿交流。于是，他的口吃长期毫无好转。在口吃者中一般都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与他人交往，另一种是安于孤独。

我们发现，那些没有经历过社会生活的成年人总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他们有一种怯场的倾向。这是因为他们把听众看成了敌人。一旦面对那些似乎含有敌意而且占据优势的听众时，他们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其实，只有在十分相信自己和听众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讲得好，才不会感到怯场。

自卑感与社会训练问题由此密切联系了起来。对社会的不适应产生了自卑感，而社交训练则是我们赖以克服自卑感的基本方法。

社交训练与常识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我们说，人们是以常识来解决困难的，这时我们所指的常识便是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智慧。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是以一种个人独特的语言和理解力来行事的。我们在第一章里曾谈到这点，这类人体现的是一种反常的倾向；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和罪犯都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对社会性事物没有任何兴趣，比如人、机构、社会标准等对他们就毫无吸引力。然而，能使他们获救的道路又正好是在这些事物之中。

在对待这些人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他们对社会性的事物产生兴趣。神经质的人总是认为只要他们的意愿是良好的，他们就应当感到理直气壮。但是，单是好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他们明白，在一个社会中，至关重要的是行为的实际效果和他们实际上所从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