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双剑交锋
1970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中期阶段。“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混乱，在“祖国山河一片红”，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形势下有所降温。然而“左”倾思潮依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毛泽东所希望的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模式能否实现？
一场庐山之争，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由分歧演变为对峙……
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炫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挤身在长安街自行车的滚滚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的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七十七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级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令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对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不愉快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了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来。“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1962年1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和刘少厅在一起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挥手送别客人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满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儿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答非所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回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六十六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七十七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请毛泽东“兼任”此职。
4月11日夜十一时半，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
电话的记录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1]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意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递交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算上上次汪东兴带回的大体意见，这次应该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辞，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
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
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及其党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周单独谈话，坦明自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周恩来马上明白，原来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话的深意。
“不设”——这才是毛泽东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最后，毛泽东干脆挑明，建议在修改宪法时，直接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让新的宪法中没有设国家主席的章节。
没有了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设”与“不设”就无从谈起。按理，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应该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输不放弃。权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议恳请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幕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摄影记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他想起了拍摄标准像的往事。如今游泳池再也不见毛泽东游动的身影，那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可以供人休息的大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自从4月在人民大会堂拍摄毛泽东外事活动之后，不到一个月，再次接受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任务。
5月中旬，越南领导人秘密来华，先拜会周恩来，接着就要拜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决定拍摄此次活动的摄影记者还是杜修贤。
杜修贤秉承了陕北人的直性子，他一接到通知，马上向办公厅汪东兴告急：“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汪东兴可不管这些，直言相告：“忙不过来也要忙，你是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主席的外事新闻摄影你必须管起来！”
“那……我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连同总理两人一起都管？”
“当然两人都管！”领导的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修贤不说话了，与其犹犹豫豫还不如干脆答应。以前有过几位摄影记者先后负责毛泽东的专职摄影，现在他们都离开了。看来他已无退路，必须“真枪实弹”上场了。
进入中南海从事新闻摄影已经十余年的他，为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早些时候的珍贵照片。
杜修贤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多是从取景器里获得的。在他的记忆里，毛泽东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同时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没少闹笑话，待毛主席明白他的原话已被别人理解得牛头不对马嘴时，他自己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丝责备之意。
他记得有一次，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大幅画像要更换，需要拍摄新的标准相片供画家们临摹，重绘一张巨幅画像。
他们中央新闻组几个记者就趁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像。那天大家早早地来到毛主席开会的东大厅外架好和照相馆一样的大座机，也用黑色盖布遮挡着光线。中午，散会了，毛主席走了出来，用他特有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朝杜修贤他们走了过来。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主席要给他拍摄正面像。毛主席看看大家，看看那张空着的凳子，凳子后面的背景是三合板上蒙着一块白布。
毛泽东没有说话，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的凳子前坐下。他表情严肃，好像在举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正面对着镜头的毛泽东，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侧着脸对着镜头。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探出脑袋一看，椅子是正的，是主席自己侧过了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
不喜欢正对镜头的毛主席
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不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没有哪个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贤急中生智，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将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谁知关了相机，毛主席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不紧不慢地吸了起来。
大家见到主席轻松的表情，也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个影。大家觉得她们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结果令人意外，毛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杜修贤赶紧抓起相机为他们照了起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后来杜修贤老是琢磨这事，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服务员合影
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墙上抬眼看见悬挂的马恩列斯巨幅肖像，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四人都是侧着脸的相片！他使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就没有猜透主席的心思，为什么就没有给主席照一张侧脸的相片，哪怕就一张也好啊。
这以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粗心。他有意识地多给主席照了些侧面照片，但那都不会再是标准照。
很快，毛主席的正面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也许正是他们摄影者的保守僵化，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渐渐地，杜修贤也发现，只要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毛主席，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主席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看来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轻松快捷中拍摄他的政务活动。
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
毛主席住所位于中海湖畔，是一幢普通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原来这里曾经是毛泽东经常游泳的地方。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和江青先后离开了老房子——丰泽园。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十号楼，而毛泽东住进了游泳池。
杜修贤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绝然料不到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所，也是他最后用镜头为领袖送行的地方。
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客厅也兼作书房。杜修贤第一次走进时，不禁好奇地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单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中华香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毛泽东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急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作……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电视的两位记者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靠窗有一排椅子和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一般就在这里等候活动开始。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走过来告诉杜修贤：“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反问。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杜修贤笑笑，手快倒是他的一个特点，别人还在找角度时，他已经摁下快门了。
过了一会儿，外宾来了，毛泽东马上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大步向门口走去。
毛泽东以他永不服输的姿态迎击美国霸权势力的挑战。他秘密会见越南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后来著名的“五·二○”声明。
1970年，毛泽东看上去身板子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睿智与慈祥。
毛泽东这次秘密会见的是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他们一见面就显得格外亲切，黎笋挽着毛泽东的手，一同走进客厅。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杜修贤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觉。他一个劲地咔嚓、咔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会谈气氛显得和谐而轻松，毛主席与黎笋就当时形势下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
看得出来，黎笋非常急切需要得到中国政府从政治、人道乃至经济上的支持。
为什么黎笋要来中国寻求帮助？这还要追溯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的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
政变是柬右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机在美国策动和支持下发动的。美国策动这场政变，目的是为了控制柬埔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他们在越南南方的败局。
周恩来抓住西哈努克3月19日由莫斯科抵北京访问的时机，鼓励和支持他下决心同柬埔寨右派集团及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重新振作起来。5月4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成立，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在柬埔寨开展武装斗争。
5月5日，周总理即致信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表示祝贺。
大概美国没有想到，它这一做法非但没有摧毁“庇护所”，反而将坚持民族独立，主张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推向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前沿。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救国战争很快在柬埔寨全面展开了。
这年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
一是4月24日，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合作。4月28日，我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再就是4月30日，美国现任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企图通过发动直接战争，镇压柬埔寨人民武装和“清除”在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并将战火烧到老挝境内。
美国自从1961年入侵越南，扶植起南越傀儡政权，派出军队达五十万人之多，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六年，所支出的巨大军费已造成国内庞大的财政赤字，战争烽火燃烧了十年。新任总统尼克松原想通过扩大战争来解救美国的困境，谁料，美国将战火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之后，不仅激起了印支三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开展抗美救国的决心，自己国内民众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美国非但没有走出困境，反而陷入了更大更深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中。
黎笋就以上两件事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目前印度支那抗美救国的形势。
1970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排中间站立者为杜修贤）
对于越南和印度支那形势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成竹在胸，他将自己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寻求帮助的越南客人。
毛泽东充满了自信。他说：“从当前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2]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很深刻地讲了一段话，概括起来，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两个论断。
一个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是继我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立场及其斗争之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出面表明立场和态度。
两个论断：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这个论点是毛泽东战略思维中一个重要观察思考的问题。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性地感到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这个论断之后被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实践所证明。
杜修贤作为在场的摄影记者，不仅亲眼目睹了毛泽东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和自信，而且从他的镜头中感受到，这个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书房，此时此刻就是影响全球政治风云的一个支点。毛泽东是以他不服输的姿态在迎击国际强大霸权势力的挑战和进攻。
1971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和由他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再次迎来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场支持印度支那抗美救国战争运动很快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对此，周恩来功不可没！
为了配合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表讲话，会后再举行群众游行的大型声援活动。
至于谁讲话，周恩来一直在考虑。恰好毛泽东同黎笋的谈话，让陪同在场的周恩来很受启发。会见一结束，他马上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交给了他。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谈话的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
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周恩来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
后来有人将毛主席同黎笋的谈话记录与“五·二○声明”作了对照，感到毛主席的谈话不仅思想深邃，哲理丰富，而且出口成章，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号召力；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声明稿中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例如毛主席在谈话时问的“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声明中都原话照用）；而且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清新的文风；周总理则以高深的战略眼光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准确理解和把握住了毛主席谈话的精华，并且及时决策选择适当时机向全世界公布。
周恩来“声明”在握，决定于5月20日正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公开发表。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钱嗣杰摄）
1970年5月20日，这一天下午天安门广场迎来了重大国事活动的时刻。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五·二○”声明。
毛泽东率政治局常委和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西哈努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城楼下五十多万集会的人群发表了这个著名的声明。
下午两点，和煦的太阳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林彪等人出现在城楼上……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极目远望，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反美、反战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样的场面，凡是经历过“文革”初期的人并不感陌生，几乎每个北京人都亲临过这样声势浩大的集会，而且为此不断地热血沸腾。
此时城楼上的“正副统帅”全然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的不快表情，毕竟那是暗中使劲的事，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要表现出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的模样来。但他们内心究竟是怎样，恐怕旁人是很难猜测的。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宣布林彪宣读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林彪喜欢拖着长长的有些病态的湖北腔，那声音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飘了好几年……这次他的声音经过麦克风的传递，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3]
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强硬。让全世界都看见，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议的字眼对待美国，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败”它！
眼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活动让杜修贤想起了1965年2月10日那个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的集会。那次集会人数有一百五十万人之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高高飘扬，标语处处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还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国主义滚出去”，而这次是“打败美帝国主义”。
从“滚出去”到“打败”，表达了毛泽东对美国越发强硬的态度。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
宣读声明后，群众开始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兴奋地看着沸腾的人群……
此时此刻的他可能没有去想象对美国说“不”将怎样地震撼世界！
这次集会之后，印度支那国家把中国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原来惧怕霸权大国的中小国家也受到鼓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正迈着巨人般的步伐走向世界。
“五·二○”声明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讲话，尽管今日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再次重温这篇重要的文献，仍然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毛泽东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周总理要求改变多年来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所有在场的人内心震动不小。
“五·二○”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每次毛泽东走上城楼，总会被记者的镜头包围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4]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杜修贤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对这里的摆设很敏感。他只隔了一天再去人民大会堂，里面就变了样，他奇怪了好久：是谁这么大胆，敢将毛主席画像取掉？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五十五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五十七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杜修贤听见周总理讲了毛主席对待自己画像的态度，这才明白毛泽东画像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合一夜消失的缘由。[5]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而李作鹏带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公开化。
因为从5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6]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
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毛泽东半年内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依然无法让林彪死心。“修宪”之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的较量。
正在政治局“修宪”工作一波三折艰难进行时，八一建军节将至，中央政治局会议桌上又多了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伯达主张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春桥坚持原稿说法，不同意修改。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好将社论和分歧意见拿去向毛泽东请示，由他定夺。
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但毛泽东私下表示，这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东兴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7]
1967年10月1日，林彪与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8月初，林彪心情颇为爽朗，再次让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8月13日，也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日子。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开会，讨论宪法最后的草案稿。
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发生争论。
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结果双方大吵了一场，不欢而散。
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和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团伙的发难，只是人民大会堂争斗的继续，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尽管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到此为止，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从1970年3月至8月13日，毛泽东在半年内，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大家心想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不应该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失利的林彪，却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按照林彪、叶群夫妇的估计，这场恶战在所难免。肯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会有一番激烈争论。13日当晚，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关于“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好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再作“一搏”。
8月14日晚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
这次不战而胜，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9]
至于宪法如何修改“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因为林彪的坚持，对手张春桥的沉默，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也始终没有定论。
九届二中全会在即，周恩来觉得这些问题要向毛泽东报告。
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西湖边一个叫“汪庄”的老地方住下了。他曾经在这里起草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召开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会议……这里的一切总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据说有人曾统计过，解放后毛泽东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前后共去过四十多次，其中有二十六次就住在“汪庄”。
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堂之地”和新中国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碧波荡漾的西湖连着中南海。
笔者曾经在书中多次描写过毛泽东在杭州的往事。刘少奇与陈毅1966年4月出访东南亚四国回来，在云南被毛泽东派来的专机接到杭州。走进“汪庄”的宴会厅他们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今天的“汪庄”早已更名为“西子宾馆”，毛泽东当年居住的一号楼也装饰一新对外开放营业了。
1993年笔者带着一张杜修贤当年在杭州拍摄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其工作人员的合影给西子宾馆的老人观看。经过辨认，这张照片就是在“汪庄”一号楼大厅里拍摄的。
于是1970年夏季的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1970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禀报中央工作近况、宪法修改讨论稿遇到的问题以及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
两人在一号楼大厅见了面，没有什么寒暄，就径直进入了会议室，关起门密谈起来。大概两个多小时，周恩来从客厅走出来，这时他身边有人悄声问：“总理，我们能不能和主席合个影？”
1970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杭州“汪庄”一号楼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马上停下脚步，因为他想起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几次提出希望能和主席合一张影。这次正好是个机会。他赶紧转过身往回看，见毛主席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大厅里目送他们一行人离去。
毛泽东看见周恩来又往回走，以为有事情。周总理走过去代表他的工作人员向主席提出合影的要求。
主席一听笑了，从沙发上起身同大家并排站在一起。这时杜修贤已经对着大家调好了焦距。人们却发现周总理还站在镜头外边，便要求他也一同来合影。周总理看看已经排好队列的人群，他没有走到后排与毛主席并肩，而是在前排蹲着的工作人员中挤出一个位置，蹲下了身。
杜修贤忍不住提醒说：“总理你站在后排……”
周恩来却说：“哪有这么多讲究？站着蹲着都一样，你就赶快照吧。”
杜修贤只好按下快门。
所以有了这张很奇特画面的照片——主席后排中间站着，总理前排蹲着。
毛泽东、周恩来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征途，但是他们合影的照片并不是非常多，“游泳池”和“西花厅”两家人一同合影的照片就更加稀少，在杭州的合影恐怕仅此一张。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结果蒙蔽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人民剧院开幕了。
开会那天，周总理交代杜修贤等随行的影像记者：“等会儿开会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杜修贤一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待到大会开始，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在会场的西面坐着的都是老帅和老中央委员。直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当天会议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常委。
1970年8月，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主席台上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与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清清喉咙，提出要先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他也没有说自己要最先讲话。
林彪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继续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
1970年8月，毛泽东、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10]
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谈国内外形势，也没有涉及其他新的问题，翻来覆去就是吹捧，明明白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再次套在了毛泽东头上。这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虽然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恩来见状回答：“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11]
对于林彪一伙有备而来，很多与会人员没有察觉，都认为这就是中央的安排。
显然，林彪一伙将全会当作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为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当晚，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表示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了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的行径。
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2]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
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
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那么，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
毛泽东不能不提防！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要转变。
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让陈伯达失魂落魄，使林彪无比难堪。大概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吹捧”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而且是彻底地输了。
叶群、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会议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才上山参会。
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13]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攻守同盟。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8月31日，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心里已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14]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这哪里是一点意见？那是一锤定音给九届二中全会画上了巨大的句号，也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倾覆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胜利。
心情舒畅的康生叫来杜修贤，他要和老婆曹轶欧在庐山无限风光中多照一些照片。杜修贤发现从不苟言笑的康生，眉眼间露出了罕见的笑意。
而此时此刻住在美庐里的毛泽东说什么也笑不起来。林彪是他钦定的接班人，这次却表演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闹剧！
9月6日，杜修贤拿着相机来到全会闭幕现场时，发现主席台上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会场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内外回荡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可这时，全场一片死寂，针落闻声。
杜修贤看看身边拍新闻电影和电视的两名记者，他们和他一样躲在主席台幕布后面，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杜修贤从幕布侧面看着主席台，希望会议气氛能缓解一些，他好上前面去拍几张主席台的正面照片。可是他观察到那四位常委的表情，脊梁上哧哧地直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几个记者只敢探头朝台上望，就是不敢迈步上前……
“文革”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下与“观礼”代表见面
眼睁睁地看着新闻就在鼻子跟前，却不敢举相机拍摄，这在杜修贤记者生涯里还是头一次！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会议主席台上，毛泽东对林彪侧目而视
无奈之下，杜修贤隔着幕布，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从侧面照了两张照片。那平时不经意的“咔嚓”快门声，此时听起来感到格外清晰，他惊出一身冷汗，一拍完就赶紧隐身幕布之后，不等会议结束，就快步离开了这块充满火药味的地方。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愤怒之中落下了帷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此举对林彪刺激不小，他虽然还高坐在主席台之上，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人生大戏。1959年夏天，庐山给了林彪一个走向政治巅峰的高度；1970年夏天，庐山却让林彪从山顶滚落到了人生最低谷。
这不是历史的报应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危难中想到了叶剑英，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关键时刻，元帅何时何地都是领袖的左膀右臂。
杜修贤与两个元帅关系不错，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陈毅。
叶剑英因为和周恩来历史上就关系很好，与周恩来往来很多，所以杜修贤对他十分熟悉。杜修贤从1960年起跟随周总理出访，出访名单里总有陈毅外长。陈毅是个性格豪爽，容易交往的人。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与首长之间也就熟悉了。
1969年底，周恩来要恢复中断了三年的外交出访。被打成“特务”的杜修贤此时远在新疆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一个急电，杜修贤从而结束了“特务”生涯，也逃过他所在的克列克提边境中苏冲突的一劫，活着回到了北京。
杜修贤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到后，就忙着去看陈毅和叶剑英。哪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说，两个老总都疏散了。
原来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将老帅们被所谓战备令疏散到全国各地。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
没有想到在庐山，杜修贤遇见了两位元帅。然而庐山会议带给他们的命运却很不同。
一开始，他们也和各个以“疏散”身份上山来的元帅们一样，先是被林彪开场白大谈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煽得晕头转向，后又被毛泽东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要知道那些既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又远离中央会议桌的老帅们，对于长达半年之久的“国家主席”之争一点也不知情，根本不解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哪里听得出来谁的声音是真，哪个路线是对？
林彪一贯喜欢赞扬吹捧毛泽东，这次高调开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如此一来，导致许多人跟在林彪后头合唱，稀里糊涂地表态，最后又稀里糊涂地写检查。
在以云雾览胜的庐山上，变幻无常的会议局势不仅让大家一头雾水，也让大家看不清以后的政治走向。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他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叶剑英这种“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文革”中的叶剑英元帅
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突然给叶剑英的秘书打来电话：“叶帅睡了吗？”
秘书回答：“睡了。”
“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够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膀右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先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的肩膀替叶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林彪在广东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制造种种障碍。但是叶剑英不管多大的困难，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调查陈伯达的使命，于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从广东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此时，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美国人身影，打破了“正副统帅”肩并肩的“文革”模式。
9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泽东又把陈伯达所犯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毛泽东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势力。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之后就名存实亡了，江青等人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掺沙子”——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15]
在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停当以后，11月16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
就在庐山会后不久，毛泽东层层推进批陈整风运动之时，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国庆节。这一年国庆节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正副统帅产生分歧而冲淡节日的气氛。
1970年10月1日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鲜花繁茂。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他在这一天将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如果说“五·二○”声明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展示了他强硬的一手，那么，同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又用另一手在城楼上向尼克松挥动了一束橄榄枝。
这一次，也是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从1928到1941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通过深入中国社会采访，他深深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也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不顾个人安危和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西行漫记》等许多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著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国军民发挥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齐铁砚摄）
从他1941年离开中国到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一别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来，他为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60年夏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实现了自己重访中国的愿望。
四年之后，他又来过一次。
1970年8月，斯诺偕夫人能实现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真猜对了。周恩来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见见自己的老朋友。
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七十二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英俊而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
当时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的压境，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历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由于即将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
斯诺非常高兴，说：“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九十二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破旧荒凉的小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三十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一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会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点，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的公开活动，他们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是可以通过亮相以正视听，二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与接触毛泽东，三还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从表面看，大家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多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阴影实际上是挥之不去的。
周恩来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对当时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五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五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三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有一些变化。”接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解释。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和能力相比的人了。”[16]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含蓄而饶有深义的照片，是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暗示——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也是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肩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
毛泽东再次与斯诺谈话，向美国发出了交往的信号；但是美国人却没有理解中国人投石问路的独特方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妻子。
毛泽东每次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总是由城楼一端走到另一端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
毛泽东同外国人谈话，仍然表现出他的坦诚与率真。
当斯诺赞扬中国人不反对节育，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你这个人受骗啦！”
斯诺不明白地摊开双手。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女孩，就想要男孩。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一共生了九个女孩，年龄大了，只好不生了。”
毛泽东这个事实举例，可能和斯诺这段时间了解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不相信地直摇头：“是吗？”
“重男轻女啊……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现在不可能吧？”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毛泽东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烟，点燃，青烟缕缕，从指间飘腾，犹如他冉冉升腾的思绪。突然他掉转话题：“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毛泽东一连讲了几次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过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总统，通过他向美国曲折传达了中国政府愿意对话的态度
“为什么右派让来？我是指尼克松嘛，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们的，我们也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说完这句话，毛泽东马上收住这个话题，开始讲中国革命进步的问题，他的情绪随之带有了不满意的成分。
斯诺的思路停留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主席，我有两件事情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个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来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毛泽东打断了斯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涉及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表白：开始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可是现在崇拜过了头，变成了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统统去掉，只要一个留下，那就是教员（导师）。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心底很吃惊：毛主席这不是在批评林副统帅吗？
当听到斯诺幽默地比喻尼克松会成为毛泽东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大笑了起来，同意这个看法。原来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帮助过国民党，结果是壮大了共产党的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毛泽东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他们有欺骗的一面。”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能传达到尼克松那里……毛泽东向美国发出官方接触的信号，又一次被精明的美国当局忽视了。他们确实对中国话中有话的语言艺术缺乏了解。这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投石问路的方式。
事后基辛格回忆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7]
[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66页。
[2]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3页。
[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资料研究》（中卷），第434页《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4] 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5] 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67页。
[7]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页。
[8]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69页。
[9]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0页。
[1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2页。
[1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3页。
[12]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4页。
[13]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6页。
[14]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77页。
[1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85页。
[16]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05页《人生乐在相知心——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
[17]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