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8年9月，我刚刚写完一本书，那本书讲述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手下广为人知的财务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柯尔贝尔接受委托，为太阳王（Sun King）提供微型的金制账簿，以方便国王放在大衣口袋里随身携带。从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会每年两次收到这类账簿，了解自己的开销、收入和资产状况。这是历史上首次君王对会计核算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注。因此，这看起来就成了现代政治和问责的发端：一位随身携带会计记录簿的国王，随时可以对自己的统治疆域进行推算。

随后我意外得知，这场实验是如此的短命。1683年，柯尔贝尔一死，路易十四就把这些账簿抛在了一旁。由于他好大喜功，经常发动战争，军费支出不菲，他大兴土木，修建凡尔赛宫等的花销惊人，国家财政收支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路易十四并不认为会计账簿是实施有效管理的财务工具，而认为这是自己为君失败的切实证明。他曾经创立了一套会计记账和可靠诚信的账簿体系，而后来，他又开始破坏王国的中央集权。其后果就是没人能够将各部门的账户记录整合起来，形成一套清晰、集中的会计账簿，而此前的柯尔贝尔曾经做到过这一点。这种做法的后果还不止于此，没有哪个部长可以评论国王的财政状况，更不用说要把它搞清楚了。如果好的会计记录意味着当情况不妙的时候要勇敢面对现实，对路易十四来说，看起来他更喜欢懵懂无知。作为曾经说出“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这句名言的人，他显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干涉他的个人意志了。1715，在临终之时，路易十四承认，他实际上已经把法兰西挥霍一空了。

有关路易十四的起起落落，并不是岁月流走的残垣断壁，对我来说，在我研究太阳王的黄金账簿的过程中，这段经历更像是一段熟悉的过往。也正是在2008年9月的那一周，随着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 Bank）的倒塌，一段同样令人诧异的类似故事正在上演。作为美国乃至世界资本市场的象征，雷曼公司突然之间看起来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路易十四曾经扼杀政府治理中好的会计记账举措，以此牢牢抓住统治的权力，与此类似，美国的这些投资银行也曾经积聚起无数的财富，但采取的手段是通过那些估值过高的次级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交易，伪造会计记录，因此给公司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套曾经被会计师和监管者等认为健康稳健的金融体系，如今向人们展示的，却是从制度设计上就天然存在缺失。

如果说路易十四更希望不去了解真相，那对于华尔街及其监管者来说，看起来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那些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根源。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主席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人们认为他至少应当具备金融市场的专业知识，但看起来，他不知道或者至少不完全知道，距离自己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什么。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写为SEC）来说，其职责是把优秀的企业会计实践推广开来，但人们发现它同样毫无知觉，正如当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毕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ppers）一样。从表面来看，没有人曾经对银行账户实施过有效的审计。他们都没有发觉那些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的事实，即雷曼兄弟公司利用会计舞弊来操纵会计记录，使公司表面上满足了偿付能力的要求。

就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不久，其他几家美国投资银行也开始倒塌，世界金融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威胁。2008年10月，布什政府介入，对银行实施救助并为金融体系提供支撑。之后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写为TARP），为那些出现问题的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打上了政府支撑的烙印。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总统，任命盖特纳为美国财政部部长（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但是，尽管奥巴马呼吁推动美国进入会计诚信的新时代，华尔街依然弥漫着免受惩罚的不良心态。对美国银行体系3 500亿美元的注资，成功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坏，消除了对世界经济的拖累威胁。但是，国家对这些注资并没有什么约束，对于银行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任何审计。美国经济磕磕绊绊，但对这些银行来说，至少它们逃避了一次账目清算。

6年之后，因不良会计记录影响导致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已经不再限于银行机构了。对于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大的经济体来说，它们发现，在会计演算和诚信记录方面各自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遮遮掩掩的银行记录和主权债务问题，到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救助，对于资产负债表和各类报告中的负债水平和养老责任，其可信程度越发令人怀疑。人们对私人审计师和公共监管者的信心也在不断削弱。就在我们最需要细致审计以便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的关键时刻，SEC却面临着费用不足的问题，同时，政府监管机构也在限制当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实施过度审计。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众场合，对于极度脆弱的财务问责制度，人们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抗议之声。一方面，人们会听到对银行免责的抱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对华尔街自由运作实施的干预，人们又会对这些预料之内的措施表示愤慨。但是，人们也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到底什么是财务问责制度，其运作机理如何，其源头来自何方，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在金融体系和政治诚信两方面都面临着诚信危机，政府和市民为什么都既不能也不愿让公司和自己保持诚信。

《账簿与权力》这本书试图探寻这种背离的源头，通过回顾700年前财务问责的历史发端，挖掘财务问责难以实现的根源。会计核算是企业、国家和帝国建立的根基。它曾经帮助众多领导者制定大政方针，衡量权力的威慑。但是，如果操作不当或者对其视而不见，会计核算也会助纣为虐，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清楚看到的一样。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西班牙帝国，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到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以及早期的美国，有效的会计核算和政治问责，正是社会起伏兴衰的原因所在。历史一次次地重复着，好的会计核算行为能够增加信息可信度，对政府的稳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糟糕的会计核算以及随之而来的诚信缺失，则会导致金融业乱象丛生，引发经济犯罪和形势动荡，甚至带来更坏的影响。这些情况，不仅可以解释如今我们所面对的天量债务数据和巨额财务丑闻，也同样适用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Florence of the Medici）、荷兰的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大英帝国的盛世华章，当然还有1929年的华尔街。一路走来，貌似只有在财务问责真正发挥作用的有限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运作才能够实现繁荣富强。从人们知道如何恰当地进行会计核算至今，已经有近1 000年的历史，但众多的金融机构和政权组织往往与此背道而驰。历数那些成功的政权和社会，不仅仅需要具备坚实的会计核算基础和浓厚的经商氛围，还需要努力构建其良好的道德文化框架，才能妥善应对这样的现实：人类往往习惯于忽略、扭曲以及难以达到诚信核算的要求。本书所要探究的正是，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人们却迟迟难以学会。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定了会计核算制度和相应的财务和政治诚信体系。1340年，热那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enoa）在其政府办公室里设置了一本大型账簿。它通过复制记账法将该城邦国家的财务状况记录在册。伴随会计核算而来的，是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全新思维：分类账目记录的，不仅仅是商业经营的繁荣，也有政府治理的稳健。当时，这个海上共和国既能了解自身的财务状况，还能针对未来的问题提前做好安排。热那亚人（Genoese）、威尼斯人（Venetian）、佛罗伦萨人（Florentine）和其他商人联盟，或者说至少这些城邦的统治者能够维持一定的诚信水平。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现代政府治理的发端：较为理性、秩序井然而且总体诚信。

但是，尽管曾经有过成功的记录，事实证明，诚信社会和政府往往难以为继。16世纪，随着意大利共和国的式微和君主制的兴起，人们对会计核算的兴趣也逐渐消退。虽然商人对复式记账法日益熟稔，但作为政治管理工具的会计记账已经销声匿迹，瑞士和荷兰也只是将其作为君主制浪潮下守卫民主制的工具。1480—1700年，在文艺复兴达到高潮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期间，统治者也关注过会计核算。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King Philip II）、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伟大的奥地利皇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以及德国、瑞典和葡萄牙国王都曾认真查看账户记录，并设置了司库和会计账簿。但是，没有人曾经成功做到或者最终希望设立这种稳定、统一的复式记账制度，这与14世纪的热那亚人和意大利北部联邦曾经的做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设置良好的财政账簿，意味着国王要遵从资产平衡表的逻辑。尽管管理者也曾经试图改革管理制度，但他们最终发现，自己需要向上帝负责，而无须理会记账员。这种政治权力与财务可信度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导致欧洲长达几个世纪出现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王权统治认为，清晰透明的会计核算行为是危险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8年的1781年，作为路易十六（Louise XVI）的财务大臣，韦尔热讷伯爵（comte de Vergennes）发觉，自己的国家因北美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负担债务而步履维艰。他警告说，这些债务绝不能公开，因为一旦把皇家账户的收支公布于众，就会严重动摇人们对君主统治的信仰：君主统治必须讳莫如深。最后，韦尔热讷对法国已经所知甚少了，实际上，当时法国也已经临近破产，但是，他对君主统治看法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摊开这些会计账簿，也就打开了会计问责的闸门。在18世纪80年代，人们在政治辩论中首次对皇家账户以及皇室的财务困难程度进行公开讨论时，路易十六君权统治的神秘性就开始部分褪色了。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他随后头颅落地。

但是，即使19世纪那些表面上公开、民选的政府逐渐出现，会计问责依然并非能够轻易实现。19世纪时，大英帝国疆域无限，英国正是世界金融中心，其财政管理仍然不时受到腐败和专制的侵扰。19世纪时，美国精心设计了财务问责机制，但同样，面对众多财务会计欺诈、丑闻以及镀金时代（Gilded Age）因强盗贵族（robber baron）而引发的危机，它也难以脱身。世界上从来没有持续可靠的完美问责机制。即使在民主国家，公司和政府层面的财务问责制度仍然难以把握。

面对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如我们如今所处的形势一样，看起来到了回顾一下财务问责历史的时候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历史学家选择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历数了各国的金融史，却很少意识到会计核算和问责制度在大国崛起和衰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作为真正属于西方发明的事物，复式记账法被置于欧洲和美国经济史的核心位置，看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通过对会计核算和问责制度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从根本上来说，各种制度和各类社会形态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败的。我们会认识到，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荷兰商业和大英帝国都曾经成功过，当然它们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因此，如果说这些制度都曾见识过灿烂的辉煌，那它们也都曾经历过衰落和消亡，在这个过程中，会计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回顾财务问责的历史长河，资本主义的发展，既非简单的上升前行，也不是繁荣与萧条的单纯重复。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政府存在内在的缺陷：危急时刻，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制度的崩塌，即使并非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导火索，也会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一种社会形态要想取得成功，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熟练运用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制度，并随后对其成功地实施管理。

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国家都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记账法是计算利润和损失的重要工具，也是实施财务管理的基础要求。1300年左右，复式记账法在托斯卡纳（Tuscany）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出现。此前，远古时代和中世纪（Middle Ages）都不曾有过复式记账。复式记账法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发端。那到底什么是复式记账法呢？像收支平衡表这样的单式会计记录，只是对单一账户的资金进出进行记录。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复式记账法，这是一种精确控制和准确计量利润、损失以及资产价值的记账方法。它通过账簿记录中间的一条垂直线，将账户的贷方与借方分割开来。针对计入账户的每一笔贷方额度，必须有一笔借方额度与其匹配。人们把收入和费用记入账簿的各列，然后将其加总。借贷必相等。例如，每次出售一只山羊，其利润就记在左边，而出售的物品则记在右边。随后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利润或损失，或者说这笔账目就平衡了。一旦账目平衡，交易就结束了，双方都有相应的记账处理。我们因此随时可以看到利润和损失。

对于复式记账法，我们还可以通过会计师所说的会计恒等式来加以理解。一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总额，总是准确等于其债务人和股东对这些资产可以索取的额度。这使得企业和政府能够掌握其资产和负债状况，并避免或者防止盗窃的发生。以财富和收入以及最重要的利润作为指标来衡量业绩表现，这使得复式记账法成为财务规划、管理和问责的有效工具。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奠基人认为，复式记账法是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作为德国社会学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道，现代公司要接受会计问责的约束：“根据现代记账法和试算平衡法进行计算，这确定了公司的营业收入赢利能力。”韦伯认为，会计是推动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众多文化动力之一，并将其置于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基本特点的行列之中，并认为后者是推动早期美国人掌握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更为激进的，是富有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资本主义将会是个什么模样。二者就如同内容和形式一样密切相关。”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以及“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的创造者，他不仅认为会计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时也在感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他写道，只有通过对会计实践的历史检索，才能构建起有效的经济理论。

这些思想家认为，会计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是了解经济史的关键所在。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政权的稳定要依赖于问责制的传统，而这又离不开复式记账的会计制度。复式记账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计算出会计利润，还缘于与其相伴而生的有关资产负债平衡的重要理念，人们可以借此对政治治理实施评判和问责。在中世纪的意大利，资产负债表既反映了上帝审判的一面和世俗的罪恶，同时也体现了良好的业务经营和健全的治理结构。当然，仅仅设立一套价值体系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价值体系的维持，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实施财务问责都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本书所展示的，是当人们不仅把会计简单地视为金融交易的一部分，而且看作道德和文化框架的重要内容时，财务问责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从中世纪到20世纪早期，凭借全面的文化渗透，下列社会曾经成功运用会计核算，长期保持财务问责和诚信传统：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共和国（Republican Italian）时期的城邦国家、黄金时代的荷兰，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在它们的教育体系、宗教思想、道德判断、艺术、哲学和政治理论中，都伴随着会计核算的身影。在但丁（Dante）、荷兰大师、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会计成为神学和政治著作、绘画作品、社会和科学理论以及小说的描绘主题。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将现实的商业核算提炼升华为更深层次的人文思考时，上述社会不仅将会计核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还构建起复杂的问责文化传统，并针对这类文化所带来的问题衍生出相应的自觉应对意识。伴随着问责文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和代议制政府也相伴而生。

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决定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金融的历史并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往复循环，也不仅是经济数据的起伏跌宕，它也是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他们更熟练地对会计核算及其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实施把控，但也经常顾此失彼，发现自己陷入预料之外、本可避免而且有时是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中。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有时候显得平凡无奇又难以把控。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世纪意大利会计核算的经验教训，它们既对财富积累和政治稳定极其重要，又十分难以把控、脆弱无比甚至危机四伏，正如700年前一样，这些经验教训在今天依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