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在本书于中国出版时，《自驱型成长》已经或即将在10个不同的国家出版。这其中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教育体系和针对养育子女的特殊期待。本书那些已为人父母的读者，一部分身处于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还有一部分则身处于强调个人从属于家庭、社区或国家的地方。与此同时，本书的一些受众高度重视积极变革与创新，而其他受众则更加重视对传统的遵循。在某些文化中，父母通过很高的行为标准和明确的期望来传达关怀，而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则通过支持孩子本人的意见和愿望来表达同样的关切。除此之外，在某些家庭中卓有成效的养育和教学方法，放到另一些家庭里则可能变得没那么有效。那么，《自驱型成长》究竟是否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足够的适用性呢？对于美国读者来说，他们不难领会我们从书名中就在暗示的那种“自我约束”。但我们的书，究竟能不能打动一位来自中国的读者呢？

答案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四个核心要点，以及我们向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所提出的大多数建议，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因为它们并非基于文化或传统，而是基于适用于任何人类个体的神经科学。首先，严重或慢性的压力，对发育中的大脑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全球流行的与压力相关的情绪问题（例如焦虑和抑郁）的重要基础。其次，过低的控制感，是人类个体所能经历的最有压力感的事情之一，因此，它会进一步引发与压力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减少孩子在学业上的学习水平和表现水平。再次，所有健康的自我激励，其实都植根于控制感、胜任感或自主感。最后，培养出健康的控制感，还会进一步带来各种积极结果，包括更高的身心健康水平、更充盈的内部动机、更优异的学业成就和更高水平的职业成功。

到2020年，精神障碍和物质滥用障碍，作为与压力直接相关的疾病，将超过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身体疾病，一跃成为残障的首因。在一些国家中，太高的压力水平可能已是导致焦虑症、抑郁症、自残或化学物质滥用的首要原因，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引发睡眠障碍、网瘾或电子游戏成瘾（在中国，电子游戏和网络成瘾正困扰着多达2400万年轻人）。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布，不仅仅在中国，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都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目前，有5400万中国成年人有着与抑郁相关的问题，这一数字从2005年到2015年已增加了18%。由于大多数焦虑症和一半的抑郁症都在14岁之前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全球卫生机构都非常强调预防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积极改善年轻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也迫在眉睫。

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压力的具体表现各不一样，但对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来说，只要他们感受到压力，大脑中发生的事就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以及本书中的种种应对之法，对全世界的父母、教师和年轻人都很重要。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与压力有关的科学事实。我们今天对压力的种种反应（比如逃避、对抗或僵住）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威胁进化而来的，且被认为与我们的祖先在10万年前的状态几乎完全相同。当人类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感受到压力时，他们的杏仁核（这是大脑里古已有之的“威胁探测器”）会让大脑进一步关闭能让其仔细思考的前额皮质，从而让个体对威胁回以本能反应。因此对压力的反应就演变为对“遭遇捕食者”这种紧急情况的一种既重要又短暂的反应。你要关闭自己的思考，而尽力地逃跑、对抗，甚至装死。

人类并没有靠进化得到持续“开启”压力反应的能力，但这种情况目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身上。只要想到那些潜在的威胁，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会变得紧张和焦虑起来。更糟糕的是，长时间保持这种压力反应，还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伤害。例如，慢性压力实际上会让杏仁核变得更大，反应更敏感，还会导致前额皮质持续紧张，结果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感和焦虑感。不过我俩在书中强调过，我们其实并不希望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种种压力源的影响，因为通过成功掌控压力情境，年轻人可以在应对未来的挑战时更具灵活性，也能掌握更多相关技巧。纵然如此，慢性压力对个人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人类的大脑是依据其使用方式得以发展的，所以当低龄人群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会被塑造得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于是导致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或者发展为习惯靠化学制品、互联网或电子游戏来暂时逃避压力。

本书还涵盖了控制感背后深厚的科学背景。关于控制感，已有很多举足轻重的研究得以在动物活体（例如大鼠和狗）上完成，其结论并不限于任何特定的种族或文化。对大鼠的生理学研究表明，控制感对大脑本身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能够控制好压力情境的经验，可以有效增强前额皮质的功能性，还能降低压力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塑造大脑，保护它免受压力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应，神经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也已经表明，低水平的控制感，会让人感到极度紧张——这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个曾经焦虑过的人，都有过认为事态已经失控的经历，任何一个心情沮丧的人也都感受过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的感觉。不争的事实是，无论人们来自何处、如何长大，只要缺少控制感，就会有压力。我们一再强调，好的控制感引发好的改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出对生活至关重要的选择，也要相信在面对外力影响时，我们并不无助。

我们通过研究知道，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能实打实地有控制感，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因此，如果孩子在家里很自由，例如，能选择自己的活动形式以及参与频率，那他们就能更好地专注于比较严苛的校内环境。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愈发缺失。给照片美颜，放到社交媒体上，然后等着别人来评价——在这些环节里，存在控制感吗？其实一点控制感都没有，这会让孩子迷失真实的自我。

在我俩的书中，你还会读到与休息和活动相关的科学知识。同样，这些科学研究也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所有自然功能其实都是通过休息和活动的循环来发挥作用的。在任何有电灯的国家里，休息和活动之间的平衡都经历过变化，而且是往活动更多的方向变化——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比广泛使用灯泡之前的睡眠时间要更少。睡眠不足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已是整个工业化世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电子技术的广泛采用，进一步使得休息与活动的失衡变得严重，因为电子技术在设计上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上瘾。电脑和手机让年轻人睡得更少，进而更难在行动上表现出色。孩子也更难获得足够的“不插电休息时间”，而在这样的时间里，他们才能培养出强烈的个人认同感以及更高的同理心水平。我俩当然不提倡那种“零科技”文化，毕竟这种文化既不受欢迎，也不现实。但我俩的确认为，增加睡眠和我们称之为“彻底停工期”的休息时长，能够激活大脑内很重要的默认模式网络系统，让大脑得到休息，才能让它从过度的刺激和疲劳中恢复过来。我俩在关于“停工期”的那几章中所提出的建议，涉及人体的神经系统，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俩主要投身的另一个科学领域是关于协调性的科学。婴儿的主要情感需求是温和与回应，他们对纪律与说教是不做回应的。那婴儿和父母之间在情感上的协调性发展，就需要温和的回应，正是这种协调性，能让婴幼儿在他们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并培养出扎根内心的勇气和安稳。人类对温和回应的需求存在于所有不同的文化中，而我们不该戒除或摒弃这种需求。我俩在书中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孩子，父母要努力不去传播自己的焦虑，这样他们就可以对孩子保持足够的温和与积极的回应（同时也该设立好行为边界与标准），在中国，这一条原则就像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和捷克一样适用。

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成功，并有着尽力而为的上佳表现。唯有真正的内心感召或自主动机才能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而与动机有关的科学研究则清楚地表明，它们都由胜任感或自主感发展而来。自主感的重要性部分要归因于一个普遍原则：你不该逼着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去做某件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迫儿童接受特定的想法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企图，很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让孩子变得极度紧张，还可能进一步破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从动机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年轻人群中的“丧”或“失败主义”文化，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某个个体不觉得是在靠自己来驱使行为，那就会产生挥之不去的淡漠感。人类的大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我们会抵制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企图，而渴望自主感，后者对自我动机的真正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还表明，自主感有助于领导力的提升。这也合乎逻辑：如果一个孩子每次在琢磨该做什么或怎么做的时候，都要找父母帮忙，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呢？他怎么可能会自信地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呢？

我俩的许多来访者（尤其是奈德的）来找我们，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尽可能地表现出某个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们想要孩子有最好的考试成绩，希望孩子能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他们知道，成人世界里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好万全准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进我俩的办公室时，都对我们那些以“让你的孩子来决定”作为开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我俩已经意识到，说服这些家长了解本书所谈及策略的价值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科学为它自己代言，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孩子，究竟如何才能收获更强大的自信心、掌控感和满足感。感谢几十年来与我们一起努力的数千个家庭，正是他们让我们有充足的机会设身处地地了解，本书中提出的诸多科学原理，到底是如何结合实际、投入实践，并改变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