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团结的三个新问题_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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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团结的三个新问题

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团结的产生条件作出的描述，已过去了许多岁月，社会条件也一直在改变。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人们显然只能有限地谈论“团结是从统一的阶级境况中产生的”。

虽然资本主义没有被废除，但生活方式、利益状况以及时代环境已经不同了。这使得关于团结的讨论愈发复杂。

有关团结的讨论中的三个问题将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考察：

·问题1：如何实现人们的团结，哪怕团结有违其个人的短期利益？

·问题2：今天的合作形式能够被如何描述？它为团结的“存续”留出了哪些空间？

·问题3：团结需要有社会的（工作）形式。在我们的社会中，团结的哪些形式得到了发展？

问题1：团结的行为——目光投向研究

尽管很少被公开表达，但团结时常涉及两种相互关联的保留意见与误解：

团结是有用的！

第一条误解以这样一种看法为基础，即团结地行动的人，他自己的利益会变少，也就是说他放弃一些东西。更进一步：在行动中使自己获益的人，这时候他一定是不团结的。一些人甚至会猜想，认为团结的作为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团结是理性的！

第二条误解又对第一条作了补充并猜测，持续的团结行为是不理智的，即在逻辑上与自身的利益相违背。这就导致这种想法，认为“团结的态度”必须受到限制。团结就可能被认为是“带来良好感觉的奢侈品”，一种人们必须有能力为此买单的奢侈品。

如果这些保留意见都是正确的，那么团结和团结的行为只有很小的空间。因此，是否可以有同时使个人和社会获益的团结行为的理性根据呢？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就在他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阿克塞尔罗德使用了理性决策理论中的经典模型，即所谓“囚徒困境”。

示例：囚徒困境

两名囚徒被怀疑共谋犯罪，两人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审讯，彼此不能协调口供。该项罪行的最高处罚是坐牢5年。如果两名囚徒都决定沉默（合作），那么他们会因为较为轻微的罪行被判处坐牢1年。若两人都对罪行供认不讳（背叛），则他们面临坐牢处罚，但出于他们与审问机关的合作，他们并不会受到最高处罚，而只用坐牢3年。若两人中的一人认罪（背叛）而另一人沉默（合作），那么前者作为证人不受罚，后者则受到坐牢5年的最高处罚。

阿克塞尔罗德将这一决策博弈转化为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游戏，他对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其中的玩家如何才能有规律地获得最高分数。他还对囚徒困境稍微作了一点调整。

在他的博弈游戏中，每位玩家都有一张红牌和一张黑牌。红牌象征和他人“合作”，黑卡则代表“自私自利”。游戏分数则来自卡片的组合。（见图2.12）

每一轮，玩家都同时抽出两张牌中的一张。按照颜色组合，玩家获得分数。

合作带来长期的成功！

玩家搭档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要是我出了“黑牌”，我的搭档出了“合作”，那我能在这一轮得到最多的分数；但长时间下来，我的搭档出于“安全”起见，同样会出“黑”牌。而我要是出“合作”，就必须考虑自己被利用的情况，但是长时间下来，如果我的搭档能够和我出一样的牌，我就能赢得最多。

阿克塞尔罗德后来在全世界要求开发进行相互博弈的计算机程序，来进行相互博弈。结果，坚持使用这种策略（“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的程序获胜。这一策略具体来说如下：

图2.12　按照囚徒困境设计的博弈游戏（来自阿克塞尔罗德）

·原则上坚持合作（“红牌”）；

·当他人使用“黑牌”，那么在接下来一轮中也出一次“黑牌”，后面又恢复出“红牌”。

通过这个实验，阿克塞尔罗德能够证明，合作的，而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使双方走向长期的更优结果。

毫无疑问：这个博弈情境不能一比一地转换到社会中来。尽管如此，它仍能清楚表明，合作和团结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理性的，并且能够使人获益。但是，这项博弈也包含着团结行为的两个本质条件：

·团结的行为显然以对他人的成熟的信任为前提条件，即信任对方会与自己一样有“团结”的行为。

·只有合作长期进行时（即经过多轮博弈后），团结的行为才有了理性依据。

团结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对博弈理论的考察来这样说——只有在集体中的信任加深，且长期合作发生时，才能产生并使人获益。从这些前提条件来看，寻求短期利益是不理性的。

问题2：具体的合作与社会的团结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就已经能看出，共同生活和合作是团结产生的本质条件，而反过来，团结又是共同生活和合作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劳动领域已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那么在今天，社会团结与合作的相互配合是什么样的呢？

理查德·桑尼特（1949—），美国社会学家。他在纽约和伦敦从事教学工作，研究内容包括城市中的人际关系。

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理查德·桑尼特（Richard Sennett）。他在其2012年的著作《在一起：合作的仪式、愉悦与政治》（Together：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中探究了这个问题。

完全的批判

第一点认识可能使人惊讶：桑尼特认为，团结不能被无限地积极评价。这是美国左派的一个特有观点。他将一个抽象的、与国家相连的思维方式与团结结合在一起。对一名从事社区工作且主要通过对话来为他人的自助提供具体援助的人来说，他对于这种具有欧洲特色的、固定在“国家”上的方法更多地持怀疑态度，或者说：他认为这还不够。

接受或是对抗？

因此，他看重具体的合作，对此他作了简单的表述：“合作可以清醒地定义为人们都能从中获利的交流。……人们合作，是为了创造出他们自己单独不能够创造的东西。”（Sennett 2012：17）桑尼特认为，这种平等的合作中重要的是移情、同情地进行交往的能力：

无论是同情还是移情，所表达的都是认同，这两者产生了一种联系，即在一种情况下这种联系是接受，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对抗。通过构想中实现的完美认同，同情克服了差异。移情则是按照他人自身的条件来理解他人。……两种形式的认同，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为合作所必需。（Sennett 2012：38）

关键：地方社区

因此，桑尼特认为，一方面是社会的框架条件，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地方上的社区工作，是一个值得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的关键。但恰恰这个关键却遥不可及：

社会左派的社区工作者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使一个经济心脏衰退的社区变强健。这个变迟缓的器官无法在地方层面得到复苏。（Sennett 2012：337）

桑尼特通过考察英国和美国描述了这种社区的衰退：

在今天，这些强大的影响使得地方社区的自给自足[7]似乎愈发不可实现，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如今在大部分英国市区，零售业被大型的、并非驻扎在城市中的公司所统治，乡镇中的主要购物街道上的品牌商店的盈利并非留在当地。2000年，哈莱姆区每挣到的1美元，只有5美分属于哈莱姆。当地的小商店遇到困难。（Sennett 2012：336）

这种发展对英美社会的打击尤其强烈，因为他们尤其看重富有公民的慈善投入。

不仅要减少贫穷，也要强健人民

桑尼特的认识也使人注意到，团结的工作形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发展的。并非每种形式的善行和无私的主动性，都是对一个团结集体的贡献。善行本身并不能创造出一个在社会福利方面更为公正的社会，虽然个人的奉献是如此美好而又值得称道。在此，分隔线在于，是否不仅减少了贫困，还致力于改变人们的处境，使他们过上自主的、有好的保障且平等的生活。

问题3：团结的形式——示例

团结需要能将自身显现在其中的社会形式。历史上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它们到今天仍是强有力的组织，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在我们的社会中起着社会福利的功能。

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三个代表：

合作社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企业家，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799年，他成功地在其位于新拉纳克（苏格兰）的棉纺厂中展示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高的生产效率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他缩短了工作时间，提供舒适的住处，引入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结果企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正是由于雇员们工作动力的提高。欧文被认为是合作制的奠基人。

在合作社中，人民或企业联合成为一种共同的工商企业，以相互进行（社会）保障和支持，并在良好的工作条件下进行生产。德国最早的合作社由赫尔曼·舒尔茨—德利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于19世纪中叶建立，其中采用了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思想。

合作社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组织形式民主和经济形式稳定的特点。尤其在2011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在能源转向的背景下，合作社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社会保险

19世纪90年代，德国设立了社会保险，它要对一些生活风险和生活情况（疾病、伤残、老年）进行保障。俾斯麦（Bismarck）以此来回应日渐升温的来自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压力。社会保险是将工人团结汇拢在国家看管下的形式。

社团、政党、工会

德国社团制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后。它允许——在国家控制下——自然人进行结社，来追寻社会、政治或文化上的目标。恰恰是这种社团具有团结的特征。尤其是工人运动，利用了社团的形式，无论是在体育社团、曼托林乐团或是在政治社团中。最著名的社团之一当属不久后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国社民党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作为团结的组织形式，工会也从社团制中发展壮大。自助协会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类型，工人福利联合会（AWO）是这种形式的一个著名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