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符性：理性和非理性相符
学者发现，人们的认识结构趋于相符或平衡。平衡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结构，其中“所有‘好的成分’（即那些具有正价值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或零向关系）；所有‘坏的成分’（即那些具有负价值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或零向关系），所有好坏成分之间的关系是负向关系（或零向关系）”220。比如，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喜欢的国家会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支持我们支持的目标，反对我们反对的国家。我们也往往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它提出的建议一定会伤害我们，一定会损害我们朋友的利益，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敌人。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简单的原则是我们大量认知过程的指导原则。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惬意，我们会很快地知觉事物、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221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最有意义的是考虑那些对人们为什么这样认知世界的解释，如因为平衡结构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格式塔（Ge-stalt）”，或是因为平衡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面临的问题。222这样的解释之所以有意义，主要是因为涉及由此产生的知觉的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决策质量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大多数讨论这类问题的心理学家认为，相符性背后的推理过程会“难倒逻辑学家”，因此，应当被称为“心理逻辑，而不要单纯称之为逻辑”223。不过，虽然平衡结构的内容无法用逻辑学规则加以解释，只有当持有这类解释理论的人认为这样的问题无法遵循逻辑学规则的时候，逻辑学家才会被难倒。224查尔斯·奥斯古德认为，根据相符理论得出的推论从逻辑角度来看是“没有必要”的。225这样的说法没有错误，但也无法给人以启发。演绎法不能提供决策者关心的大部分问题。要估计他人的意图，要预测自己行动的后果，要根据模糊不清的信息推理判断，就必须借助不甚确定的智力工具。关于这些思维方式的问题是，如果这样思维，是否可以产生与其他思维过程同样准确的知觉？或者以最低标准来说，这样的思维是否是理性的？
我使用理性一词，是指理解证据的方式与普遍接受的推理规则相一致。反之，非理性方式和影响则指违背这些“科学推理方法”的规则，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在采用这样的方法，就会弃之不用。226虽然人们一般认为，与理性过程相比，非理性过程更难导致准确的知觉和有效的政策，但是，理性也仅仅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制约因素，无法导出一种单一的结果。相互矛盾的推理同样可以都是理性的。在一个充满模糊不清信息的复杂的世界上，即使对理性做出有用的定义，也可能改变不了上述的实际状况。我们只是将理性作为一个松散的制约因素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个思维过程是非理性的，那么这个陈述的语气就是十分强烈的。
理性相符
如果行为体确有理由相信他所知觉的环境中存在相符的现实，并且这样的信念可以用来解释行为体表现出来的认知相符现象，那么，平衡态度结构（balanced attitude structure）就不会表现为非理性结构。减少不相符性的惟一动机可能是希望了解世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两个朋友会相互喜欢或是都喜欢同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就处于平衡状态。我们预期事情会是这个样子，这并非属于非理性考虑。即便大部分人发现他们的朋友实际上的确相互喜欢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这种现象也无需从心理学角度做出解释。227通过学习得到的类似的理性已经被“光环效应”（halo effect）所证明。所谓光环效应就是，对于一个人某些特征的判断影响到对这个人其他个性特征的认识。如果知觉者有证据认为某些特征是相互关联的，光环效应就能使人以低代价产生相对准确的知觉。228
在其他案例中，知觉到的相符性不仅与经验一致，而且涉及一些相互联系，这些联系虽然不是逻辑推理所必需的，但是可以得到逻辑推理的支持。奥斯古德称：“如果我们喜欢总统，总统碰巧又表扬了某个来自阿富汗的外交官，我们就会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外交官产生好感。但是，如果是苏联总理表扬这位外交官具有卓识——这样的联想被称为‘导致死亡的接吻’（kiss of death），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不再信任这位外交官了。”不过，这并不是奥斯古德所说的那种以“情感相符”替代“理性相符”的现象。229如果你认为受到敌人支持的许多人会有与你的利益相冲突的利益，那么，你的想法就是相当理性的。如果你认为苏联具有侵略性，那么，怀疑苏联人提出的建议就不是非理性现象。因为你不但知道苏联人以前试图欺骗你，而且把苏联人视为敌人本身就意味着你会对他们的建议持有怀疑态度。还有一种相似的观点，即“如果我们不喜欢和不信任某人，但同时又认为他可以做出缓和的举动，那就出现了认知不相符现象”。要理解这种观点，同样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信任的含义，如果一个行为体不信任另外一个行为体，他自然认为对方不会帮助自己。230
认知—情感平衡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情感性（喜欢或不喜欢）判断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同样会发现在许多情感—认知平衡的案例中也存在理性。在许多研究中，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的假设很具代表性。他说：“人们很容易将自己喜欢的特征归于自己喜欢的国家，将不喜欢的特征归于不喜欢的国家。”231但是，至少对于决策者来说，我们谈论什么独立的情感向度是否有意义呢？部分地是由于政治家努力在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中尽量消除不相干的因素，他们是否“喜欢”或“不喜欢”某个国家通常取决于他怎样认识那个国家与他自己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起20世纪50年代来，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喜欢”苏联人，这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苏联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一致的地方比以前增多了。232
相符理论家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有意义的，就要表明，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也会喜欢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原来使他喜欢这个国家的那些特征没有必然逻辑关系。比如，如果人们喜欢同盟国，那么他们会认为同盟国可以创造非凡的音乐和艺术。事实上，决策者往往意识到，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相吻合的国家也像他们的敌人一样具有许多自己不喜欢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中国领导人感到美国最终会“对日本宣战。……这样的预期并没有使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人比日本人无私”233。不喜欢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权不一定必然导致反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政治“现实主义”的标志是单独考虑国家的对外政策，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认知—情感相符理论无法解释列宁和丘吉尔的行为方式。1918年，列宁被问到如果德国重新发动进攻，他是否会赞成接受西方援助，他回答说：“对于接受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支持和军援问题，我会投赞成票。”234丘吉尔宣布英国会在德国发起进攻后支持苏联，然后他说：“如果希特勒侵略了地狱，我至少会在众议院为魔鬼说上几句好话。”这些案例支持了一种假设，即当政治判断表现出认知—情感相符的时候，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喜欢”另一个国家、对其产生什么印象，还取决于对第三因素的考虑。这种第三因素就是行为体对这个国家利益和意向的认识。
信息来源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对信息来源的态度与对信息真实价值的态度之间的相符也是理性的。分别考虑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信息本身的可信性是重要的，前者可以根据以往的记录判定，后者可以根据其他相关证据判定。情报机关大多这样分别处理问题。但是，最后的判定应该基于对可靠性和可信性这两种因素的考虑。人们往往过多依赖权威，盲目接受权威的建议，并且只接受权威的建议。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些被认定是专家的人，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带来收益大于成本的结果。
经验证据显示存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方式，使得对信息来源的看法与对信息价值的评判之间发生理性互动。235如果一条最初的信息与我们的信念相去甚远，信息来源的可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力都会减弱。236其次，如果信息来源在一个问题上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传送这一信息的人及其观点都会受到严格的质疑。所以，被证明是错误的顾问和专家往往会失去影响力。在1968年的越南春节攻势证明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其他人的判断有误之后，美国领导人便对他们的乐观汇报持怀疑态度。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具有类似的效果。在日德兰战役的最后阶段，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海军上将忽视了海军部提供的关于德国舰队航线的准确信息，原因是海军部以前的报告是毫无根据的。237第三，如果一种观点可以被分解成为多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很容易被单独加以分析，那么，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就不是十分重要了。试验证明，如果一条信息听起来很有道理，这条信息就会被接受，不管是谁提供了这条信息。但是如果一条信息的内容令人怀疑，那么，只有当信息来源可靠的时候，它才会被人们接受。238
在某些案例中，信息接受者只需要考虑信息来源的可信性。但是，在审视政治信息的时候，行为体还要考虑行为体自己与信息来源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和观点的冲突。信息提供人关注的事物和偏见是什么？信息提供人和行为体是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是否可能产生欺诈行为？这类怀疑有时可能降低有用信息的价值，但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比如，肯尼迪政府没有高度重视共和党关于苏联人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报告。这样做并非心理压力过大，迫使肯尼迪表现出认知相符的状态，因为事实本身已经很明显，共和党出于利益考虑必然做出夸张的报告。同样，美国决策者不相信印度大使关于中国已经威胁参加朝鲜战争的报告，部分的原因是人们知道印度大使反对美国的政策。当然，有时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反而会使他的信息有着更大的分量。参与劳资纠纷的人可能会接受调停者的建议，但会拒绝由对方提出的相同的建议。如果一个人收到一条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他认为发送信息的一方是友好的，那么，他就比较容易相信这一信息。239
有时，一个人会排斥其他理性的影响，或是允许与信息来源毫不相干的印象干扰自己的知觉活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来源对解读信息的影响才最符合认知相符理论的解释。比如，当我们考虑一个科学家或政策分析家最新的实验或政策建议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他的名声，但是我们不应当受到诸如他是否虐待妻子或是否招人讨厌这类问题的干扰。一个类似的对知觉的非理性影响是“权威的权力，这种权力根本不是取决于认知的正确与否，而完全是依靠权威专断的奖惩能力”240。虽然证据不甚充分，但大部分试验证明，与信息来源毫不相干的特征对于信息的可信性来说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241
内涵意义
相对于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些理论提出的两个中心问题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人们趋于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作具有相符性的关系，另一个是这样的知觉偏差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利还是弊。几类证据都表明，人们趋于这样的思维主要是借鉴了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经验，所以，这样的思维至少是理性的。与完全自然发展的结构相比，社会结构更容易处于平衡状态。如果A喜欢B，且B喜欢C,A可能也会喜欢C。人们往往会喜欢自己敌人的敌人。这一趋势在国际关系中也很明显。结盟和敌对的格局常常接近平衡，因为具有共同敌人的国家会联合起来，与其他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也会招来盟友的敌人的敌意。242
因为世界上的许多结构都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把事物视为平衡状态的做法往往对人们有利。如果刺激因素与平衡认知不相吻合，这样的知觉自然也会使人们误入歧途。美国决策者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自己的两个敌人（苏联和中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是，这类错误，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个发现，即人们所认识的环境比实际环境更具一致性，243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应当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环境。比如，我们就出现A结果还是B结果打赌，已知条件是在60%的情况下A结果会发生。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犯机械概率匹配战略（probability-matc-hing strategy）的错误，每五次打赌中只有三次赌A结果发生。我们必须记住，既然结果A发生的概率大于结果B，那么，我们每次打赌都应当赌发生A结果。可以用一个例子解释这种现象。人们见到陌生人，“就会考虑这个陌生人属于什么次群体，然后根据自己对这一次群体相对粗略的知识对此人做出判断。……（如果人们试图使用这个人的行为作为具体的判断线索，）这样做反而减少了判断的准确性”244。进而，如果一种给定特征或物体存在的预设概率进一步加大的话，即使人们收到越来越多的不同信息，还是会知觉到这一特征或物体的存在，这也是理性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人设计心理学理论和试验来解释从这一角度提出的问题。人们很少注意到各种不同的环境实际上是处于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的，大多数试验故意为试验对象提供了最低限度和/或模糊不清的信息，目的是发现研究对象是否存在即使是极其微小的预设概念。这样的试验无法揭示需要多少信息或是需要何种信息才能够克服造成知觉相符取向的压力。的确，虽然没有人测量过这一取向的强度，但有一点很明确，这就是，它的强度不至于大到使人们认为认知不相符现象属于反常现象的地步。尤其是当证据数量和清晰程度很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有些朋友并非相互喜欢，他们敬佩的人有时也会行为不端，他们珍视的东西也会与不喜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进而，认知相符取向在认知简单的人身上比在认知复杂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245虽然认知相符理论的发现是如此惊人，它却没有表明人们实际遵循的规则与那些为产生准确知觉和合理推理而设计的理想规则相去甚远。
这一观点也可适用于其他容易导致把各种关系认识为平衡关系的认知偏差。似乎存在对应效应（如果A喜欢B，我们就会认为B也会喜欢A）、普遍化效应（如果A喜欢B，我们就会认为A还喜欢其他人，这些其他人也会喜欢B）、正向效应（我们预期A喜欢B）、一致效应（我们预期A与B有着一致的观点）。246在这一方面，同样是关于实际环境的证据少于关于人的认知结构的证据，但是这类偏差也许符合实际情况。247如果A喜欢B, B喜欢A的概率就会超过50%。如果A喜欢B，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A往往会喜欢其他一些人，这些人也会喜欢B。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是相互友好的，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其中任何两个人是相互友好的。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意见一致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学会达成一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认知相符的取向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只是在某些情景中出现，亦即在那些本身就可能趋于平衡的情景中发生。这种情况在人们被问及友谊关系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清楚，但在仅仅是相识关系时不表现出来，因为相识关系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不趋于平衡。在有些案例中，人们没有表现出认知相符的取向，原因是他们对环境做出了合理的判断。如果两个男孩同时爱恋一个女孩，我们不会预期这两个男孩会相互喜欢。如果两个人对于欧洲一体化有着同样的观点，我们预期他们会相互喜欢。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对《新闻周刊》杂志有着相同的看法，我们则不会有同样的预期。从事认知相符研究的学者认为，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一体化是“重要事物”，而《新闻周刊》不是重要事物。这样的解释是不全面的，也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一观点稍加演绎。我们说，如果了解一个人对重大问题的观点，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这个人；但如果仅仅了解这个人对琐碎小事的观点，我们对他的了解程度就会低得多。很多人会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较之于《新闻周刊》，一体化的优缺点会引起更多的争论，对一体化的态度与一个人性格和信念的诸多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这两个原因，知道一个人在重大和有争议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一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会喜欢他，但如果仅仅知道这个人与我们阅读同一本杂志，我们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一份研究友好群体的报告表明，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推理的，并且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有道理的。这份研究发现，朋友具有相似的总体价值观念，但是在非重要的个人特征方面却不具共性，如他们可能喜欢不同的食物。的确，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具有偏见，在执行一项任务时，如果让他选择伙伴，他宁愿选择一个在重大问题上与自己持有同样观点的人，而不会选择一个与他同种族的人。248
不仅平衡偏向会出现在某些情境中，其他偏向也会出现。人们认知某些其他类型的关系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偏差认知方式，克林顿·德·索托（Clinton De Soto）将其称为图式（schemas）。因此，当人们被问及有关影响或是主导关系等问题时，预期会发现一种等级状态而不是平衡状态。仅仅不存在认知相符取向的偏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存在其他偏向，并在其他类型的情景中发生作用。这表示“当一个人知道他接收的信息来自相互交织的社会体系，且某种图式对于这一体系适用时，平衡图式和其他复杂图式就会被启用”249。人们了解了图式和可能与图式吻合的情境，就将这两种因素应用于适当的场景。于是，对于人们产生平衡知觉的案例和人们产生非平衡知觉的案例，很多解释可以来自人们的推理和经验。
非理性相符——避免利益交换现象
还存在一种类型的认知相符现象，虽然心理学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却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用理性过程分析解释这种认知相符现象，根本不会有任何头绪。这种认知相符现象是：如果某人支持一种政策，他通常会认为存在许多逻辑上独立的原因表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250当一个人相信一项政策促进了某种利益时，他往往会相信这一政策也促进了其他几种利益，即便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这样整齐单纯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为了支持一种观点，必须首先确定一些必要条件，那么以上的想法也并非完全没有理性。251但是，这个人往往持有许多信念，每一种都足以支持他的政策偏向。为了反对一种观点，许多人都与迪安·艾奇逊所描述的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典型立场相似。艾奇逊是这样说的：“他在评论自己反对的政策时声称，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手段是愚蠢的，代价是惊人的。”252
因此，信念体系往往导致过激行为。赞成核禁试条约的人认为核试验制造了严重的人身危险，无助于主要武器的改进，并且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之一。反对该条约的人通常在这三个方面全部持相反意见。但是，无论是逻辑还是经验都无法证明为什么赞成或是反对核禁试会导致在其他问题上如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核试验造成的健康危害与军事优势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不应该预先假定人们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之间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赞成允许大量犹太难民进入美国的人与反对这样做的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争执不休——运输是否可能；难民造成的安全危险；犹太人如继续留在纳粹领土之上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德国实行大屠杀，以诸如战争罪必受审判和以轰炸德国等手段相威胁是否可以奏效等等。这些问题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关联。253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其他领域的例子。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相信他自己公司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做并不是他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使然。一个教授会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他的学科的发展、他的大学的利益，还有他的国家的最高利益等诸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254（当然，我们会试图排列各种利益的次序，以便使这些利益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但是我们这样做有多少次是成功的呢？）同样，我两岁的女儿要玩我的打字机，因此干扰了我的工作，于是我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时，我就告诉自己，阻止她的满足欲、让她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这对她是有好处的。
人们常常说，利益和由此而来的目标可以作为复杂决策中的制约因素处理。行为体不是进行利益交换，而是力图保证在实现任何一个目标的过程中都不将利益降低到业已设定的底线。255虽然这个模式常常是恰当的，但却不能应用于缺乏必要信息或必要信息模糊不清的案例。例如，即使一个决策者把目标定为减少战争危险并最大限度地避免高代价的政治失败，这样的目标对他的决策起到了约束作用，但是，他仍然需要准确的信息，以确定目前实行的政策或其他替代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当这一问题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候——这一问题往往是对外决策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者就会避免使用利益交换的做法，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一些约束力更强的方法。
如果认知状态导致非理性相符现象的发生，决策选择就比较容易，因为所有考虑似乎都指向一种结论，不需要牺牲任何东西。但是，由于真实世界并非像这些认知那样单纯，所以还是要牺牲一些利益，做出重要的选择，只不过人们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一过程会产生不可预料和不幸的后果。下面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256
如果就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从逻辑角度讲，确定一种战略所需要的就是要确信这一战略能在付出最低代价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了。但是，人们的考虑往往更加过分。他们认为自己选定的战略极有可能成功，而其他替代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战略问题争执不休。“东方派”（反对将协约国力量集中在西部战壕作战，要求在几个战线加强力量，以便击败德国的盟友，包抄德国）和“西方派”就是否能够在法国和比利时实现突破，以及在其他地方的进攻中是否可以取得胜利等问题各执己见。（由于西方派认为保持对英帝国殖民地的控制是战争的一项重要目标，所以，西方派坚持一种“不太现实的观点，即：阿拉伯、波斯、阿富汗的部落势力死盯着西部战场。如果英国在法国取得胜利，这些部落势力就会对英国敬畏有加，因而也就不会制造麻烦”。）1942年英美之间发生了类似的争论，英国认为美国盟友既低估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难度，也低估了不占领北非的危险性。257
如果人们对一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实现目标的代价没有争议，一般也不会就这一目标的意义产生分歧。例如，如果人们不赞成一项抗议活动的目标，他们往往也不会相信这一抗议活动的战术能够有效。若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赞成一个政策的人往往比反对这个政策的人更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效益。如果争论较难用技术性方式界定，那么，支持的一方就会说这个政策的目标至关重要且可以实现，而反对的一方则会说政策的目标不是那么重要，实现目标的代价也十分高昂。
比如，在1918年的停火谈判中，法国赞成苛刻的陆军条款但却支持宽松的海军条款。法国认为，英国寻求的惩罚性海军条款可能会使德国拒绝停战；而英国人则确信德国会在海军方面做出妥协，但怀疑德国是否接受法国提出的削弱德国陆军的要求。根据上面提到的观点，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翌年，一个反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德国政治家“不仅……相信条约极不公平，签订条约意味着最终消灭德国，而且……他确信德国本来是可以迫使协约国修改条约的”258。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许多辩论反映了目标的重要性和实现目标的预期代价之间的这种反向关系。中国内战期间，那些认为经济和军事援助不会增加国民党胜算的决策者同时也认为，如果出现共产党政府，这一政府既没有威胁美国的意图也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而那些赞成援助国民党的人则认为蒋介石的胜利不仅可能而且重要。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国内关于是否支援同盟国家的辩论也是如出一辙。许多赞成援助的人相信，如果德国胜利了，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也坚信美国的物质援助可以帮助打败希特勒。孤立主义者则认为美国可以与德国共处，美国的供给和援助也无法阻挡德国的胜利。259在比较近期的辩论中，主张从越南撤军的人认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撤军的代价并不很高；那些认为美国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人则感到失败的代价是很高的（即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60
在从一般性政策原则到具体武器的购置这一范围很广的辩论中，往往同样反映出缺乏对利益交换的认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许多学者把道德原则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考虑，采用了18世纪自由派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真正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不是对立的；博爱和爱国从来都无法把相互矛盾的使命强加于任何人”。相同的观点表现在《泰晤士报》1885年的文章里：“英国开采煤矿、锻造钢铁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后来，《泰晤士报》又载文指出：“（英国）工党政府毫无疑问赞成国际主义意识，同时也认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义务是一致的。”261实现这类崇高目标的政策，也被宣称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利益的政策，而且几乎从对这些政策的定义上就是被如此认定的。例如，支持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都辩称，他们各自的政策：（1）从单纯经济角度来说是最佳政策；（2）会导致国际和平；（3）有助于在经济上为战争做准备。“依照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国家追求的财富和权力这两个目标之间根本不会有任何冲突。”262
在更加具体的问题上，道德很少被认为会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许多国家使用了科林斯人在雅典议会的声明：你们援助我们，“既是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最明智选择”。1971年人们就美国对东巴基斯坦的政策展开了辩论，辩论双方都声称自己的政策建议既能捍卫道德规范又能符合国家利益。所以，毫不奇怪，赞成战略轰炸的人辩称“他们的主张是……人道的，因为如果把战争直接引向敌国人民群众，则不仅会缩短战争时间，而且会使战争取得迅速的决定性胜利”26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斯奎思面对两难境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他的解决方案反映出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避免道德与利益交换的一种基本方式。
战后，英国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在新加坡保持一支舰队，于是就“自我安慰说，只要远东出现麻烦，英国的军舰就会出现在那里”。1933-1934年间，英国就重新评估国防政策展开了一场辩论。那些认为英国没有能力采取强硬反日立场的人同时也辩称英国和日本的目标是一致的。265在这些案例及类似案例中，有关政府部门认为那些主张加强国防的人过高估计了威胁，但是也声称，如果威胁果真存在，他们的政策也足以对付这样的威胁。
同样，英国决策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决定削减英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当时，他们对于英国的空军力量和核武器有一个未经充分证明的假定，所以相信削减常规武器不会削弱英国的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备战问题展开了讨论。伍德罗·威尔逊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他认为，外来威胁并没有严重到非要“全民接受军事训练”的地步，但是，如果要求男性公民“自愿接受训练”，也可以提供相同的军事力量。266
对于具体政策的观点往往表现出同样的认知相符现象，关于朝鲜和越南问题的辩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参战之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中，麦克阿瑟列举几个互不关联的观点支持他的强硬立场：对中国的微小让步没有好处；在朝鲜建立缓冲地带会被亚洲国家视为美国的失败；美国军队进军到鸭绿江不会导致中国参战；如果中国参战，中国军队会被美国空军力量摧毁等。中国参战以后，麦克阿瑟又辩称轰炸中国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不会加大世界战争的危险。杜鲁门及其顾问在这两点上面都不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同样，赞成轰炸越南北方的官员认为，轰炸会：（1）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2）大幅度提高越南北方的战争代价；（3）在不增大苏联或中国干预的情况下，加大越南北方同意谈判的可能。反对轰炸的人对所有这些观点均持不同意见。正像五角大楼文件指出的那样：“轰炸北越的理由很多。人们觉得轰炸的理由比实际的需要还要多。”267
在关于武器系统的辩论方面，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加强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海军部有些官员反对使用护卫舰摧毁德国潜水艇，他们认为没有有效的护卫舰，港口会发生严重拥挤现象，商业船队也不能保持必要的整齐队列。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最近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辩论中。那些认为苏联导弹力量增长会对美国第二次打击力量形成威胁的人往往同时认为，如果苏联是为了对抗中国，只要稍稍增加对城市的防卫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增加弹道导弹力量。但是，如果一个人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个持不同意见，他也往往会反对其他相关观点。不仅如此，他还会认为：（1）反弹道导弹系统会使军备竞赛变得不稳定；（2）如果发生战争，反弹道导弹系统不会保护多少生命；（3）会产生很大压力，要求建立一个密集防卫系统；（4）完全低估了建立这一系统的成本。268
这类认知相符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共同表征是，人们认为自己赞成的政策会最大限度地削弱外国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危险，最大限度地增加维护和平的可能。在上一章我们提出，无论是螺旋理论家还是威慑理论家，他们对冷战的分析都显现出这一表征。在许多以前提到的案例中，无论是赞成妥协政策的，还是赞成采取强硬立场的，都辩称他们的政策是“既不引起战争也不导致投降”的政策。例如，这类观点也表现在美国国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英两国对日政策和战争期间美英两国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策的辩论之中。这类意见分歧甚至也会表现在那些直接面对他国要求的国家之内。比如，1939年芬兰国内有人认为，如果对苏联做出妥协，苏联就会得寸进尺。这些人也认为，如果芬兰采取强硬立场，苏联人就会退却。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妥协不会损失芬兰的重大利益，同时也认为苏联为了达到目的会兵戎相见。同样，19世纪末，有些英国官员认为俄国在波斯湾建立港口会对印度形成重大威胁，他们认为采取强硬立场会遏制俄国。但也有些人相信俄国建立港口不会改变政治平衡状态，这些人同时还认为，如果制止俄国就会迫使俄国与敌对国家结成外交同盟，甚至发动战争。269这样的认知相符现象不仅缺乏理性成分，而且，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对方会以战争手段达到目的，这样的观点应当基于另外一种推断，即：对方长期以来一直怀有威胁自己的意图，因为只有在对方寻求更为广泛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不惜付出发动战争的高代价。270
一个相关的观点是认为行为体有着占优战略，即，无论对方怎样做，这样的战略对自己来说都是最佳战略。这种观点在冷战之外的辩论中十分常见。比如，奥地利的库尔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认为，他的对德战略是最佳战略，无论希特勒的意图是友好还是不友好都是如此。麦乔治·邦迪建议轰炸北越，认为：“即使轰炸失败，政策目的也达到了。至少，轰炸可以反驳那种认为我们没有竭尽全力的指控。这样的指控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都是十分严重的。”271如果能够发现占优战略当然是最好不过，但是，这个世界并非那么美好，占优战略不会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
虽然这样的非正常心理现象不是美国的专利，但是，在数量惊人的重大案例中，美国领导人的观点表现了非理性认知相符的现象。上面所举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罗伯特·奥斯古德研究的主题就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拒绝承认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理想和利己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一派赞成大量使用军事力量，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但两派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政策建议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利益和道德标准。272
三种因素导致了这种美国心态。第一，经济实力强大使得人们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就会有无穷的办法。第二，自由主义对利益和谐性的强调不利于权衡重要利益的取舍。273比如，美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表现出乐观色彩。例如，玛莎·沃尔芬斯坦（Martha Wolfenstein）和内森·莱茨在他们出色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电影与英法电影不同。美国电影所表现的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在一个人身上很少具有善恶两种品质。死亡和负罪的感觉都失去了应有的痛苦。张力的根源只来自：
第三种因素来自美国的国际经验。沃尔弗斯表明，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美国有了极大的选择余地。275美国享有大量的“无代价安全”，不必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需要做出痛苦的选择。276美国政治家对于各种利益的取舍问题一贯迟钝，因为他们有着优越的环境，需要做出的牺牲是很少的。
虽然很难有把握地说这就是认知相符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决策者不会同时考虑一项政策如何对诸多利益产生影响，他们往往首先考虑一两项重要的利益。当他们开始偏向一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有限利益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开始调整原先的认识，并产生新的认识，使尽可能多的理由能够支持选定的政策。（我们下面会讨论认知失调现象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如果一个决策者同时考虑多种利益，他就不可能在某一政策上面表现出如此的一致性。这表明政策偏好先于至少是某些支持政策的观点，并决定了这些观点的产生。很难想象其他机制可以导致这样的一致性。比如，如果张伯伦没有事先认定绥靖政策对德国有效，就无法想象他反对建立英国远征部队的理由。他的理由是，德国对法国的进攻即将迅速展开，所以英国军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277
有些案例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证据。在这些案例中，相互矛盾的前提被用来支持某种结论。比如，美国海军辩称自己需要一种新型攻击机，理由是这样的攻击机可以飞得更远，于是航空母舰就可以距离海岸更远一些。同时，美国海军又称自己需要大量导弹舰艇，目的是保护美国航空母舰免受苏联近程飞机的攻击。278同样，人们使用相互矛盾的认识，来证明他们同时持有的不同政策偏好都是正确的。例如，自由派人士认为孤立南非可以加速南非的社会变化，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加大东欧与西方的接触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东欧的变革。保守派人士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当然，南非和东欧的形势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孤立政策在两地会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但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却没有对此做出应有的详尽分析。
人们得出的结论能够诱发支持这类结论的认识，那些改变认识以适应结论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17年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将军最初的声明是，计划在佛兰德地区的进攻是否进行取决于法国是否提供支持性进攻。但是后来却认为，“法国军队可能崩溃……迫使我实施进攻计划”。同样的推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杜鲁门政府带领全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安全立场两次重大革命的第一次。但是，这些年里美国三军的开支仍然保持稳定……三军各军种的相对开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平均分配。279
当年，人们批评尼克松总统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午餐资助的政策是杯水车薪，总统的反应是提出另外一个建议，新建议的分配原则与第一个不同，但是所需要的资金却完全一样。280这个例子也说明人们会坚持结论、改变理由。政策偏好的改变容易导致支持政策偏好的认识也发生逆转。例如，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当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首相“感到法国不能作战的时候，（他认为）法国空军不堪一击。当他感到法国必须参战的时候，他又感到法国空军也不算太差。并且，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把苏联的5 000架飞机计算在支持自己的力量之中”281。
非理性相符现象会产生不幸的结果。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后果直接来自我们对其原因的分析。如果政策偏好是建立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一两项主要利益之上，那么，很容易出现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不相符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不同情境中的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比较，他们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便会是为同样的利益组合服务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应在任何情境中都一成不变，人们会根据情境中的机会和危险调整他们的行为。在这种调整之中，他们会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利益结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描述非理性认知相符的发展过程，如果同一利益并非在任何情境中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就可以在一种情境中根据一种利益行事，在另一种情境中根据另一种利益行事。虽然这样做的好处能保证所有重要利益均不被完全忽视，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利益会被长此以往地以最佳方式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认知不相符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每一项单独政策的有效性。
在我们审视非理性认知相符的具体事例时，其他问题也会显现出来。决策者是在寻求心理上的和谐，代价却是忽视自己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以想当然的方式确立这些利益的轻重缓急。因为我们的世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友善，也不像人们的认识一样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认知相符趋向就会使他们不知不觉地牺牲某些利益而寻求另外一些利益。除非使各种利益处于平衡状态的代价极高，282或存在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决策者做出明确的政策选择可能会是符合自我利益的。但是，如果能够意识到各种利益的代价和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他可能会更加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利益和证据，寻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政策，并谋划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认为，鼓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会实现多种目标。但是，坚持这种认识，妨碍了对其他政策的研究，而这些其他政策很可能是更能够成功的政策。同样，如果当时美国决策者能够认识到，把东欧问题推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解决的政策会导致很高的代价，（事后证明推迟政策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更加认真地考虑其他替代政策，并寻求新的政策，以便既能够保留所实行的政策的优势，又可以避免这一政策带来的许多问题。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将领能够意识到接近敌人不仅危险（因为鱼雷艇构成威胁），而且没有必要（因为远程炮能够有效进攻），他们就可能设计另外的战术，既能够减轻在稍近距离内作战的危险，又能够加强进攻的灵活性。283
即使有些非理性认知相符现象发生在决策之后而不是之前，也会使人们在原有政策已经不再适用的情况下继续实施这些政策。如果决策者相信一项政策在所有有关方面比其他替代政策都好，即便已有证据表明这项政策不能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他对这类证据的反应仍然十分迟钝，因为他相信尽管如此，这一政策在其他方面仍然是最佳政策。与此相反，如果决策者能够意识到政策的代价，一旦新的证据表明其他政策会比现行政策更为有效，他就会对这样的证据相当敏感。
非理性认知相符现象往往导致什么目标也实现不了的政策，原因是非理性相符心态希望实现的目标太多，结果，资源分散而无重点，矛盾遮蔽而不被发现。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坚决支持东欧的自由选举，但同时却像罗斯福在雅尔塔所表示的那样，认为“选举产生的政府也会在以后多年里完全亲苏联。这是最根本的事情”284。如果美国当时能够意识到自由选举和亲近苏联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可能就会放弃对自由选举的支持，从而换取苏联的让步，至少会避免美国受到的不必要敌意。同时，由于美国没有意识到选举的政府也有可能是反苏政权，所以自然不会把苏联的立场视为出于保护自身安全考虑而提出的要求，也不会认为这种要求虽然产生了对盟国利益不利的副作用，但要求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恰恰相反，苏联的要求被视为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敌人毫无理性的表现。
寻求太多的目标往往会使人四面树敌。这是威廉时期德国外交的主要失误。当时，德国政府没有区分外交事务的轻重缓急，没有辨清与自己有着最严重分歧的国家，也没有确定为了争取盟国应该放弃哪些利益。英国、法国、俄国三国之间的共同之处甚少，但如果德国试图一举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这三个毫无相同之处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其他国家也不能摆脱这种心态的干扰。它们之所以能够避免严重的后果，不仅因为它们有着比较明智的领袖，而且它们有着危机的经历[如法国的法绍达事件，英国的布尔战争，俄国的俄日战争]。这些危机迫使它们放弃某些目标，忘记某些敌人。）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政策犯了同样的错误。
因此，非理性认知相符心态所导致的政策可能是所有政策中最差的政策。
在许多案例中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后果，因为决策者无法认识到促进自己利益与伤害他人利益之间的权衡关系。由于决策者不相信自己的政策正在酿造合理的不满，他就会低估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并把对政策的抵制视为无缘无故的敌对行为，视为对方侵略野心的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决策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决策者恰恰犯了这种错误。结果，在原有的真实不相容之上又加上了虚幻的不相容，上文中讨论过的紧张局势和相互敌对状态不断升级，可能的妥协方案起初不受重视，后来则成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我们应该注意到，有四种观点反对我们认可这类认知相符现象的重要性。第一种观点是，可能根本没有需要解释的东西。在决策者选择政策时很少认识到利益交换，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本来就是服务于多种利益的。他们选择一种政策而舍弃其他政策建议，原因正是这一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弱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没有人否认这是决策者的目标所在，并且人们进行政策辩论，往往是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一种可以避免牺牲任何重大利益的政策。但是，只有当我们的决策者极富创造性、世界的美妙足以允许他们不断发现完美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才不需要考虑利益交换问题。进而，除非决策者立即发现完美的解决方案，人们总会预期他们原先的思考能够反映对利益交换的认真考虑。实际上，决策者发现完美方案且立即发现完美方案的情况极其少见。
第二种观点是，行为体出于政治目的会有意识地错误表述他们的观点。决策者为了争取支持，可能宣称一项政策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许多利益，而不是说这项政策总体来说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不如某项其他政策建议。但是，如果这是有意识的政治策略，我们可以预期在政治家的日记或其他私人资料中会发现对真实情况的说明。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有关，即非理性认知相符现象只有在决策之后才会出现，而明显的利益交换在早些时候已经被注意到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一旦做出决策，确实可以引发对这一决策的支持。但是在许多案例中，我们无法发现存在一个决策者明显权衡各种利益交换问题的决策前阶段。
第四种观点是，交叉压力理论含蓄地表示，有些人的政策偏好得到多种不同观点的支持，这些人往往会为他们的政策大声疾呼。而有些人的利益处于相互冲突状态，这些人往往采取较低的姿态，所以也就不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这意味着，虽然许多积极参与政策辩论的人可能会怀有一种令人怀疑的相符心态，但他们在相关群体中的比例低于根据概率测算的数目。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这一点，但是我认为由于利益冲突而变得不甚积极的人并非很多，不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进而，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积极参与政策辩论的人数会随着不同利益数量的增加而急剧下降，因为政策所涉及的利益越多，在不存在非理性认知相符心态状况下意识到利益矛盾的人数也会越多。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人数急剧下降的现象存在。
我并不是说利益交换从来也不会发生。很显然，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286只不过发生的频率比逻辑推理所要求的要低。我们可能会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条件。我们假设，当存在以下条件的时候，利益交换比较不容易发生。这些条件是：（1）所涉及的利益不清晰或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2）不会涉及使人们能对各种利益进行明确比较的金钱；（3）行动的结果很难预测（如重要结果在长时期内才能显现出来，或者说这一领域的理论很不完善）；（4）所涉及的利益根深蒂固；（5）采取任何政策都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当利益交换容易避免的时候（第一至第三条假设），或是当利益交换十分困难的时候（第四至第五条假设），非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也就很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