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观念作为原因和结果

韦伯指出，在受新教影响的地区，人们的行为和观念显现了宗教改革时代之后那种长远影响的重要痕迹。譬如，他在关于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现代理想中，就看到了这种痕迹，这种理想将必要的和有用的消费视为合乎道德的。教友派在反对肉体的诱惑和对身外之物的依赖的斗争中，发展了这种观念。另外，清教往往要消除工作中自鸣得意的创造体验。工作是上帝的旨意，它的最终目标乃在彼岸世界，辛劳本身是确定恩宠的手段。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非人的机械劳动、低工资和剥削都受到宗教认可。

16和17世纪的宗教观念在某些行为方式中也有所反映。清教徒以不倦的精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在路德派看来是偏离上帝旨意的无谓忙碌。路德教旨在培养人与上帝间的孩提般单纯与温情的关系，上帝的恩宠总是能够通过悔过而重新获得。这种宗教观念与清教对在一切行为上自制的强调形成明显对照。此外，韦伯认为，德国人的快活和善（Gemütlichkeit，或译为自然随和）同英国人的矜持或美国人的泛泛友善相比较，也反映了这种对照。在韦伯看来，Gemütlichkeit（快活和善）起源于一种情感化的宗教信仰，而这种宗教信仰起源于路德派关于接受人是上帝恩宠的观念。而对日常行为中无情感的非人格化之高度赞赏，则来源于加尔文关于人是神意工具的信念。因此，德国人不赞成英国人那种控制内心冲动、压制自发情感的做法，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把路德派传统赋予任何行为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日常活动以情感，视为情感上的自我沉溺。【130】

比这些不同教派的遗产更重要的，是清教的世俗化。清教教义浸透着精心筹划和自我克制地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精神，鼓励人们争取现世的成功，而现世的成功反过来又破坏禁欲的生活方式。早先，修道僧团的禁欲主义也曾导致对财富的占有，结果危害了造就这些僧团的生活方式。因此，美以美教派（Methodists）在18世纪的复兴，是与早期致力于修道院改革运动极其相似的清教运动。二者的目的都是恢复禁欲主义。韦伯引用了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一段话。卫斯理在谈到“纯粹宗教的持续衰败”时说：“我感到忧虑的是，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宗教本质就以同样的比例减损。……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激和对现世一切细微末节的喜爱也会增强。”【131】

这些反应表明了世俗化的大规模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功利主义式的勤俭取代了对上帝王国的追求，造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特有的经济气质。【132】那种完全置身于上帝恩宠之中的意识以及视谋利为践行更高义务的信念，被一种孜孜于获取金钱和不平等地分配现世财富的“善得惊人的良知”所取代。韦伯在论文接近结束时写了一段著名的文字：

清教徒想在一种天职中工作；而我们则被迫这样工作。因为当禁欲主义被从修道院的斗室里带入日常生活，并且开始支配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物质产品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人类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增长，最终变得不可抗拒。……凯歌高奏的资本主义自从有了机器的基础，便再也不需要它（指禁欲主义）的支持了。它的开怀大笑的继承者——启蒙运动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消褪。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133】

韦伯认为，沿着下述思路可以进行大量的研究。从这些教派直到民族国家，清教的禁欲理性主义是如何影响了社会集团的形成和日常生活？它是如何与人道理性主义、科学经验论以及现代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关联起来的？但是，韦伯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研究。他转而探讨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义和清教牧师的道德告诫是如何变成“整个人群共有的生活方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考察了这一教派的社会。【134】他认为，可以通过美国的新教教派和自愿结合的组织来窥查过去的清教牧师借以灌输道德训令的社会机制。清教教派是一个特殊的自愿组织的例子。它们是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内部社交中排斥异端的组织。这些教派的成员在共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强烈团结一致的情感。他们相信，他们是尘世间由上帝挑选出来的预定圣徒所组成的一批精神贵族，而与远离尘世的修道士组成的精神贵族形成对照。这些清教圣徒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们因有受到上帝恩宠的意识而对自己未来的得救具有坚不可摧的信念。【135】他们怀着鄙夷和仇恨看待其他人的罪孽。

自宗教改革开始以来，进入这一教派的权利（尤其是被允许参加圣餐的权利），一直是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工具。这些教派对其成员的控制“是按照培养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时期能满足需要的禁欲职业道德的方针……进行的。”【136】适应这种对生活全面彻底的宗教管理的组织基础，是由16世纪初期苏黎世的浸信会（Baptists）首创的。当时他们把自己的会众严格地限制在“真正的基督徒”范围内。其他禁欲的新教运动也采取了类似的原则，由真正的信徒组成与世隔绝的自愿社团，其中每个人都仅凭《圣经》来指导自己与上帝的关系。【137】新教教派的“教会”纪律掌握在俗人手中。纪律的贯彻是靠社会对个人的压力实现的，每个人都在其同伴的挑剔目光下生活：

教派成员……必须反复地证明自己具有这些品质。因为他在此时此地的全部社会存在，就像他在彼岸世界有福一样，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证明”。……各种经验表明，将一个人置于同伴的圈子中，是培养品性最强有力的手段。……【138】

这些教派的社会组织就是使清教的伦理教诲用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加以灌输的手段。

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仅仅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阶段上理性主义不断增长的若干突出现象之一。理性主义在西方文明中有一种特有的多方面发展，而且或多或少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直接关联。譬如，知识和观察在许多地区都得到发展。但是，希腊人首先把天文学同数学、同发展一种几何学的理性证明联系起来。而巴比伦的天文学则缺少数学，印度的几何学则一直没有合理的证明。与此类似的是，实验方法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欧，而其他许多国家的自然科学单纯依赖观察而没有实验方法。再如，在历史学和法学领域，西方在形成和使用理性概念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在政府管理和经济企业中，西方文明逐渐形成合理的系统化秩序，而东方与此毫无类似之处。因此，研究新教伦理仅仅是探讨了从魔法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的一个阶段。这种解放被韦伯称作“世界的苏醒”（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是西方文化的独有特征。【139】

此外，这一阶段也有其前提条件。虽然韦伯坚定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观念有助于改变事件的进程，但是他也指出，他尚未就社会经济条件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运动的影响做出任何评估。【140】在这方面，他后来对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给予了专门的注意。在此之所以需要提到他的这部分研究工作，是因为追溯一种商业道德、一个有社会凝聚力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前身，有助于解释清教的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