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自由模式

构成西方民主基础的是我们所称为的世俗—自由政体模式。

从行为上讲，世俗—自由模式包括了两种能力即推理能力和认识自我利益的能力。例如，洛克将这两种能力看作是人类普遍的行为特征，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也是如此。从结构上讲，制度必须为运用理性和实现自我利益提供最大的机会。由此，它强调的是建立一个能够防止强制和建立有限政府的框架。通常，实现这一需要的途径是一种具有防止专制政治的、具有制衡机制的代议制政府。从规范上讲，这一制度将特定的基本正当看作是既定的。例如，洛克假设行为的最终目的主要通过宗教信仰来表达。他指出，缺乏宗教信仰就没有社会契约，他将社会契约视为结构上符合宪法的基础。没有这种合宪性，就没有公平的政治基础。

世俗—自由模式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社会的描绘。但是，我们必须在模式和产生于这一模式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区分。例如，因为在政治生活中出现垄断实践，或者如果宗教信仰开始衰落、社会契约无法实施，导致世俗—神圣模式失败的话，结果就是其他解决手段的出现，这些为了修复这一模式的解决手段可能在表面上是批判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及从纯粹理论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为自由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原则，这个自由世界是洛克自然状态的现代版本。然而，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被一些社会用来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政治社会。

然而，世俗—自由政体更为普遍的形式是自由主义功利模式。这一模式起源于古典的自然神论者时期，强调机械的和谐或均衡。政治如同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是销售者，政治职位的在任者和候选人积极地制定政策或讨论未来的政策；公民是购买者，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体现为一人一票的观念。权力和忠诚不断地进行交换以获取利益或特权。投票机制等同于市场，公民通过政治领域作出的选择理性地表达他们的偏好。在这一模式中，首要价值是自由。

这一政体概念类似于纯粹的经济竞争理论，并与其认可同样的价值。²⁰表达自己偏好的公民通过扮演政治角色来行动。在他们的经济角色（作为消费者）中，他们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偏好。不管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市场中，私人需要的总和体现为公共物品。在政治领域，在政治平等基础上努力实现自己利益的每一个人均可以产生权力，就像市场中花钱的愿望所表达的消费者偏好产生财富一样。在市场中，钱就是财富的衡量和表达；在政治领域中，选票就是权力的衡量和表达。

在世俗—自由类型的经济形式与政治形式之间还具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对于投票者和官员而言，信息可以自由地获得，就像购买者和出售者可以自由地获得信息一样。在信息充分获得的基础上，理性才可以得到发挥。因此，政治自由首先是一种坦诚的条件。关于产品的知识和关于政策的知识假定了一群有知识的公众。公众的知识假定了有知识的政府。对教育的强调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功能性价值（即提高我们的技术技能或为了任何其他功利的目的），而是因为，教育构成获得信息的前提，信息是公众与政策之间维系关系的基础，由此产生社会和谐和稳定。

在这样一种体系中，意味着社会价值已经在法律、习俗中得到体现，法律和习俗维系了我们所指出的政治条件。因此，就像纯粹的竞争理论认为不存在垄断一样，在世俗—自由政体中不存在政治领域的权力垄断。权力应当被分化，应当设计不同的制度来确保这种权力分化。这些制度中包括我们自己政治体系中的正式制衡机制以及欧洲国家的议会主权原则。

世俗—自由模式有可能遭遇失败么？对这一模式的干扰来自于政治体系的两个方面：公民和政府。通过组织为团体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民可能获得特殊权力，在极端情况下或许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或者，政府试图使不同团体对其施加的控制最小化。对民主社会的比较政治研究，集中于找寻阻止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措施（就像在经济领域，政府通过反托拉斯立法来阻止大规模的合并）。

政治上平等组织之间的竞争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基础，观念上的竞争反映了利益的竞争，利益的集中代表了大量的欲望。简单地讲，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政府的理想。它具有一种对规则和法律的高度承诺。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巨大，个人就被孤立，远离于社会。如果太多的人从政治市场中离开，其结果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异化状况。自由主义模式在真实世界中实现的情况很不同，存在着许多对权力的特殊要求。政党通过关注于一些具有象征性诉求的问题，往往急于限制而非提高智识话语的范围，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广告公司在推动我们对商标名字的痴迷时所做的努力就十分相似。政治包装可能导致道德犬儒主义，就像广告所推动的经济活动引发经济怀疑论一样。如果这导致异化的结果，我们就会看到人们如何从世俗—自由模式转向其他模式。关于异化的主题贯穿着整个世俗—自由模式的历史。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