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史(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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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基辅罗斯

第三章 基辅公国的建立

于是,他们去了国外,到瓦兰的罗斯人(the Varangian Russes)那里去了。

《编年纪事》

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基辅公国(state of Kiev),它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具争议的问题。这部早期历史的绝大部分隐藏在神话、传说和可确证事实之间的朦胧地带。困难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各种材料来源。尽管考古证据和各种文字来源的结合——拉丁人的、拜占庭的、伊斯兰教的和斯拉夫人的——都有帮助作用,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远古岁月的故事》(Tale of the Years of Time,Povest'vremennykhlet),它也译为《过去岁月的故事》(The Tale of Bygone Years),更广为人知的名称则是《编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它由基辅的僧侣们编纂,时间是11世纪与12世纪之交。这部资料的叙述细节很丰富,富有色彩,但如同它本身所利用的各种文献一样,并非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史料。即使是那些事件的日期,甚至是它们的年代顺序,也并不都确定。更有甚者是,它的撰写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明确目的。细心阅读,就会发现这种立场和目的包括为一个统治王朝建立起朝代和疆域的正统性,创造一种国家史,为政治、社会和宗教奠定一些理想的模式。研读俄罗斯历史的现代学子固然无论如何都无力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他们至少应该能够避免一些拙劣的错误或者过度地简化历史。

解释基辅公国之出现的首次全面的学术努力是在18世纪根据所谓的诺曼起源说做出的。就像巴耶尔(Bayer)、施洛泽(Schlözer)等人所阐明的那样,这一观点强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the Vikings)——也就是古代挪威人(Norsemen),在俄国历史编纂学里则通常称之为诺曼人(Normans)——在很大程度上给俄罗斯带来政府、内聚力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这样,俄罗斯历史的诺曼时期便被视为其随后之演变的基石。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许多著名学者对诺曼起源说进行了发展、修正和改进。然而,也有一些专家从一开始便反对这一理论,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后来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激烈反对该理论,直到1985年和“公开性”政策实行之前,它基本上处于苏联学术界的视界之外。

在评估诺曼起源说的时候,首先要认识到它在文化领域的显著的局限性。早在南俄罗斯的早期历史——上一章已经对此进行了概述——被发现之前,诺曼人对俄罗斯产生影响的最初主张就已经提出来了。鉴于我们目前对那一段历史的知识,没有必要再引入诺曼人来解释基辅社会和文化。而且,位于遥远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本身在那时比第聂伯河流域更加远离诸文化中心及多种文化的汇集地。因此毫不奇怪,基辅公国一旦出现,它的文化就比其北方邻居发展得更丰富、更迅速;无论是书面文学、成文法,还是铸币,它们出现在基辅罗斯的时间都比它们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时间要早很多。

对俄罗斯文化中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详细考察进一步突出了后者的相对无足轻重。原来认为俄语中有许多诺曼词汇,但实际上只有六、七个。古俄语中与航海有关的词汇往往来自希腊语,贸易方面的术语则来自东方斯拉夫语或者是当地的斯拉夫语,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语(Scandinavian)。基辅的书面文学先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书面文学,而且它显然受到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的影响,而不是北欧人的影响;这样一来,持续不断的把基辅罗斯的书面文学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史诗联系起来的努力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诺曼人对俄罗斯法律有所贡献的主张也遭到了惨败:虽然学者们曾一度相信俄罗斯法学的基础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奠定的,但事实证明,要在基辅法律中找到来自诺曼的原型是不可能的。同样,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诺曼人对基辅的异教信仰有过影响:东斯拉夫万神殿的雷神兼主神佩伦(Perun)在公元6世纪被普罗科比乌斯描绘为安特人的至尊之神,这远不是对雷神托尔(Thor)的模仿;对东斯拉夫众神称谓的语言学分析揭示出众多的文化联系,但与斯堪的纳维亚毫无关联。其他关于诺曼文化之影响的主张如对基辅宫廷组织或者对俄罗斯服饰的影响,或语焉不详,或结论含糊;把这类主张与来自拜占庭的巨大影响以及某些东方文化的显著影响相比较时,前者尤其显得缺乏说服力。

但是,虽然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之于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性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但是诺曼人在基辅公国建立中的作用仍然颇具争议。基辅公国的起源问题与一个被称为“罗斯”(the Rus)的部落或民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是从“罗斯人”这个词中衍生出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一词。与罗斯人相关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成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大争议。公元862年写成的《编年纪事》扼要地记述了罗斯人应彼此争吵不休的斯拉夫部落——斯洛温人(Sloveni)与克里维奇人(Krivichi)——和一些芬兰部落的邀请到来的故事:

于是,他们去了国外,到瓦兰的罗斯人那里去了:那些瓦兰人(Varangians)(1)被称为罗斯人,正如有的瓦兰人被称为瑞典人,有的被称为诺曼人、盎格鲁人(Angles),还有的被称为哥特人一样,总之都是瓦良格人的别名。然后,楚德人(the Chuds)、斯拉夫人和克里维奇人对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土广袤无垠,物产丰富,但是毫无秩序。来统治我们吧!”后者便选了三兄弟做他们的首领。兄弟三人就带上他们的亲属和所有的罗斯人上路了。老大留里克(Rurik)在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老二西纽斯(Sineus)在贝耶卢热罗(Byeloozero)住下来;老三特鲁沃尔(Truvor)则在伊兹波尔斯克(Izborsk)住下来。由于这些瓦兰人的缘故,诺夫哥罗德地区在世人眼里就成为罗斯人的家园。诺夫哥罗德现在的居民是瓦兰人的后裔,但他们以前是斯拉夫人。(2)

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一字不差地接受了《编年纪事》,认为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部落或分支,进而把其他原始史料中提到的“罗斯人”(the Rus)、“罗瑟人”(Ros)和“洛斯人”(Rhos)都当作斯堪的纳维亚人。然而不久麻烦就来了。被称为罗斯人的民族在斯堪的纳维亚根本就找不到,而且在西方也闻所未闻。虽然《编年纪事》提到了诺夫哥罗德,但是罗斯这个词被等同于基辅公国,而且恰恰是这一名称后来逐渐地被用来指称这个南俄罗斯公国,以与北俄罗斯公国区别开来,而后者包括诺夫哥罗德在内。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在公元862年之前罗斯人就已经为拜占庭和东方的一些作家所知,而且他们当时显然住在南俄罗斯境内。最后,《编年纪事》本身也逐渐地受到质疑,并受到彻底的批判。

作为他们的一项首要任务,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着手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寻找“罗斯”这一名称的起源。他们的找寻——从施洛泽至今——充其量也是成败参半。许多推导不得不被放弃了。汤姆生(Thomsen)认为,“罗斯”一词来自芬兰语的“罗兹”(Ruotsi)一词,后者是对瑞典人的称呼。这个观点得到了斯坦德—彼得森(Stender-Petersen)的支持。从语言学上看此说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批评者认为此说过分复杂,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成立的。

由于把罗斯人视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个分支,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们继续用这一假说的术语来阐释所有涉及罗斯人的古代文献。在公元839年,一份名为《伯丁尼年鉴》(The Bertinian Annals)的西方文献记述了一群经过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到英吉尔海姆(Ingelheim)的罗斯使节,该文献说他们是来自哈坎—罗斯(Khakan-Rus)这个地方的人,但他们实际上是瑞典人。一些学者甚至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使节一定是从瑞典远道而来的,他们认为“哈坎”的意思是哈尔肯(Haakon)。但是俄罗斯土地上的名为哈坎的国家很可能位于南俄罗斯,而且“哈坎”这一名称说明这个词与可萨有关,与诺曼人的影响无缘。这一较早的日期促使一些学者把斯堪的纳维亚的罗斯人进入俄罗斯这一假说的时间从公元862年提前到“大约公元840年”。最早的编年史上的这一细微变化还导致这些专家把费提乌斯大主教(Patriarch Photius)提到的那些在公元860年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罗斯人也当作斯堪的纳维亚人。

10世纪的时候,克里摩纳(Cremona)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主教在其关于拜占庭帝国的邻国的记述中提到了一个名为“罗斯奥”(Rusios)的民族。至于柳特普兰德所记述的罗斯奥人是诺曼人或者仅仅是另一个北方民族,至今仍然有争议。同样在10世纪,拜占庭皇帝兼学者君士坦丁·波菲洛根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用“斯拉夫语”和“罗斯语”为第聂伯河上的七处急流命了名。其中用“罗斯语”命名的名称,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名称,可以根据斯堪的纳维亚语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关于“罗斯人的语言”的证据是相当令人费解的:这是关于罗斯人的母语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唯一证据;相反,《编年纪事》则说斯拉夫语和罗斯语是同一种语言。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毫不犹豫地指出在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之间签订的几个条约中列名的最早的罗斯王公及其许多追随者的名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另一派学者则对这些学者对其中一些名字的语言学解释提出了挑战,并强调这些条约是用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写的以及这些罗斯人是凭着斯拉夫神祇的名义发誓的等事实。

某些阿拉伯作家也提到过罗斯人,有时还对他们有过评论和描述,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他们的记述的解读则是见仁见智。总的来说,阿拉伯作家笔下的罗斯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而非一小股海盗,也非像伊本—库尔达德比(Ibn-Khurdadhbih)所说的,是“斯拉夫人的一个部落”。罗斯人有许多城镇,其统治者拥有“可汗”(khakan)的头衔。的确,阿拉伯作家经常拿罗斯人与斯拉夫人作比较,而这些比较常常径直指向基辅的斯拉夫人与在他们北边的其他斯拉夫人之间的区别。按照阿拉伯作家的记载,罗斯人的一些习俗,比如单身汉的冥婚以及妻子在丈夫死后的自杀,看来确切无疑的是斯拉夫人的、而不是诺曼人的习俗。阿拉伯人所知的罗斯人最可能生活在南俄罗斯的某个地方。虽然阿拉伯作家主要谈的是9世纪的事情,但那时罗斯人与东方诸国的广泛而牢固的关系意味着他们很久以来便相互熟知。

有人认为,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罗斯人在南俄罗斯的早期存在。这里只提及其中几个有争议的论点。罗斯人据说在10世纪早期袭击了克里米亚的苏罗兹(Surozh),在公元820年至842年间袭击了黑海南岸的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沃尔纳茨基认为罗斯这个名称是从阿兰人的一个名叫罗克斯兰(Roxolans)的部落的名称中演化来的。有的学者转向了地形学术语,其范围包括伏尔加河的古老名称“拉”(Rha),以及不同河流的斯拉夫名称等。一项别具匠心的折中性假说则推测“罗斯—罗瑟”(Rus-Ros)这个称呼部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部分源于某种南俄罗斯语言,是两者的混合物。

对于主张罗斯人历史久远以及他们与南俄罗斯有着内在联系的各种观点,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们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有时候他们否定或者质疑论据的有效性。例如,瓦西里耶夫(Vasiliev)就拒绝承认罗斯人对苏罗兹和阿马斯特里斯发动过袭击。他认为前者是杜撰出来的,认为后者实际上指的是发生于公元941年的著名的伊戈尔(Igor)远征。为了解释罗斯历史的黎明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把它们与斯堪的纳维亚联系起来,其他专家则假设存在着各自独立的不止一支斯堪的纳维亚罗斯人,并且相当随意地认定有的来自丹麦,有的来自瑞典。他们的极度复杂且未经证实的论点毫无意义,除非我们预先接受罗斯人只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假设。例如,在重建罗斯早期历史的时候,沃尔纳茨基让一群诺曼人在公元740年就来到黑海海滨。不幸的是,沃尔纳茨基的推理是极具推测性的,总的来说根本没有说服力。相反,最近有许多学者把诺曼人仅仅当作是罗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罗斯人与南俄罗斯及其居民有着本质联系。

作为诺曼起源说的主要来源,《编年纪事》本身受到了沙赫马托夫及其他专家的详尽分析和批评。这些批评澄清了它的叙述中的一些明显缺陷,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错误。一些学者认为留里克及其兄弟在北俄罗斯的令人怀疑的和平的立足与类似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故事有关,特别是与维杜金德(Widukind)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Res gestae saxonicae)中的一个情节有关。在这些学者看来,这足以证明所谓“瓦兰人的邀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根据《编年纪事》,奥列格(Oleg)以留里克之子伊戈尔的名义在公元882年夺取了基辅,基辅罗斯的历史由此开始。对此也产生了许多疑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考虑到年龄问题,伊戈尔几乎不可能是留里克的儿子。另外,在《编年纪事》问世之前,也就是说,直到12世纪早期为止,没有任何基辅文献提到过留里克这个人;相反,有关文献仅仅把基辅诸王公的祖先追溯至伊戈尔。此外,《编年纪事》现已不再被视为一份单纯的历史叙述,而是被视为从特定视角出发的一个创作,可能是为了特定的王朝目的,比如使基辅的统治家族与合意的某个人或领土攀上关系。诺曼起源说的支持者则辩称,《编年纪事》仍然是关于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最好史料,虽然它的记述在许多细节上是错误的,但是它总体而言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真相。

总之,诺曼起源说不能再被不加批判地看待了。重要的是,没有理由断言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基辅文化有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当该理论的支持者依据考古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诺曼人于9世纪就在俄罗斯存在时,他们立论的基础确实比以前更坚实了。在与拜占庭签订的条约中出现的首批王公——到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为止但不包括这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的名字,使得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个罗斯王朝的君主们及其亲兵或扈从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然而,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宏大的诺曼构想也适用于东欧,或者用维京人在诺曼底(Normandy)或西西里(Sicily)的较为人知的活动来类比他们在俄罗斯平原上的作用,仍然是危险的。历史学家离开了证据,就会自取灭亡。

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是通过内部演化、外部干预或这两者的某种结合,政治权威(一个“国家”)的各种结构于9世纪开始在俄罗斯浮现。到9世纪结束时,很可能是由于与拜占庭进行贸易的诱惑,罗斯人的政治和军事轨迹转向了第聂伯河中部,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论一个基辅公国和社会的肇始了。


(1) 根据《苏联百科全书》,俄国史料中对瓦兰人的解释有三:近似于传说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公爵即留里克、西纽斯和特鲁沃尔;9—11世纪时罗斯公爵手下的雇佣军人;在“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道路上经商的商人。

(2) 我们使用的是克洛斯(S.Cross)教授翻译的《编年纪事》的标准英文译本(《俄罗斯编年史:劳伦斯读本》,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30年),无论是从整体来说,还是仅就此处的引文而言,这个译本都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