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从乔治三世登基到其子威廉四世即位，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数个世纪以来被当作敞地来耕种的地方，或者被当作公共牧场而无人问津的地方，都圈上了篱笆或者建起了围墙；小村落发展成为人口稠密的城镇；烟囱让古老的塔尖相形见绌。公路被筑造了出来：与那些败坏笛福（Defoe）[1]时代旅行者良好行为习惯的恶劣交通设施相比，公路则更加笔直，更加牢固，更加宽阔。北海和爱尔兰海，以及默西河、乌斯河、特伦特河、塞文河、泰晤士河、福斯河、克莱德河的通航之处，都通过静水线路连接到了一起。北部铺上了第一条铁轨，迎接新火车头的到来，蒸汽货轮开始在入海口和海峡上定期往来。

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相似的变化。人口大幅增加，儿童和年轻人的比例可能也提高了。新社区的成长改变了从南部和东部到北部和中部的人口平衡；积极进取的苏格兰人带头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前方；一群群没有技术但朝气蓬勃的爱尔兰人蜂拥而入，这并非没有对英格兰人的医疗卫生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在乡下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开始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各自维持生计，他们不像是家人或邻里群体，倒像是工厂劳动力中的一个个单元；工作变得更加专业化；新的技术形式被开发了出来，一些旧式的则沦落了。劳力变得更具流动性，更高的舒适标准也提供给了那些能够也愿意朝机会中心迁移的人。

与此同时，人们开发了原材料的新源泉，打开了新的市场，发明了新的贸易方法。资本的体量和流动性增大了；货币建立在黄金的基础之上；银行体系开始形成。很多过去的特权和垄断被一扫而空，企业在立法上的障碍被移除了。国家开始很少主动参与具体事务，个体和志愿协会则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创新和进步的观念削弱了传统上的制裁：人们开始向前看，而非向后看，他们对于社会生活之性质和目的的看法转变了。

无论这一系列的变革是否被说成是“工业革命”，最终都会被拿来进行讨论。这些变革不只是“工业上的”，还是社会上和思想上的。“革命”这个词意味着一种突然变化，事实上，突然变化并不是经济变革过程的特点。人际关系体系有时候被称为资本主义，早在1760年前就有其自身源头，在1830年后获得了全面发展：这样一来便存在着忽视连续性这一基本事实的危险。但“工业革命”这个词语被一个个历史学家拿来使用，它已非常牢固地嵌入到共同话语之中，另辟蹊径去找个词语来取而代之，那会是件迂腐之事。

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突出特点——把这个时代和此前的所有时代区分开来的、超过其他任何事物的东西——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葬礼和洗礼数字的基础上进行仔细估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数量在1700年大约有550万，到1750年有650万，到1801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量达900万左右，至1831年达到了1400万。因此，在18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增长了40%，在19世纪前30年里，增长超过了50%。对于大不列颠来讲，1801年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100万，在1831年则为1650万。

人口增长并不是出生率发生明显变化的结果。事实上，在18世纪前40年中，每千人的出生数看起来似乎提升了一些。农场工往往会建立自己的家庭，而非寄宿在他们的雇主那里，行业学徒制的衰落也导致了早婚和造就了更大的家庭。但从1740年到1830年，出生率看来好像只是存在着非常轻微的波动：对于任何一个十年来说，估计值都没有超过37.7%或低于36.6%。整个工业革命自始至终，生育率都非常高，也很稳定。

人们也不能把人口的增加归因于其他国家的人大量涌入。在每个十年里，男人和女人都会乘坐船只从爱尔兰进入到英格兰和苏格兰，遇到闹饥荒时，迁移的人流如涓涓细流变成了小河。但是，尚未出现像19世纪40年代后五年的那种爱尔兰移民潮。另一方面，在整个18世纪，可能有100万人离开不列颠到海外谋生，主要是去殖民地发展。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50000名罪犯被运到马里兰（Maryland）和植物学湾（Botany Bay）[2]，大批藐视法律的手艺人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带去了欧洲——人们可能会猜想，从长远来看，这并没有给他们的故国本土带来不利。总的来说，不列颠并不是个接纳中心，而是个海外新社区的孵化场地。

正是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8世纪前40年里，毫无节制地喝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以及时断时续的饥荒和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在1740年至1820年间，死亡率几乎持续不断地在下降：在1740年之前的10年里，死亡率估计是35.8%，而在1821年之前的10年里，估计为21.1%。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东西都在降低死亡率。根茎作物的引进让人们能够在冬季饲养更多的牛，也因此全年都能供应鲜肉。小麦替代了劣等谷物，人们加大了对蔬菜的消费，这些都增强了对疾病的抵抗力。个人卫生标准更高了，加上肥皂越来越多、棉制内衣越发便宜，这些都降低了感染的危险。在墙体内使用木材的地方用上了砖头，屋顶使用了岩石而不再是茅草，这都减少了害虫的数量；工人住所里很多有害的制造工序都被清除了，这样一来家庭更加舒适了。较大的城镇进行铺路，排水，并供上了自来水；医药和外科手术的知识发展起来了；医院和诊所增多了；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垃圾处理和正确埋葬死者这类事情上。

因为没有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人们不可能说出哪个年龄段的人从这些改善中受益最大。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3]的自传中，有段耳熟能详的文字这样讲道：

新生儿死在父母前头可能看起来不合乎自然，但这完全是件可能的事情；因为不管生多少个孩子，在他们长到九岁之前，在他们具备心理的或者身体的能力之前，有一大批孩子都夭折了。我并没有谴责大自然过度的浪费或者不完美的工艺，只是觉察到这种不利机缘对我的幼年生存极为不利。我体质很弱，性命也难保，因此在每个弟弟洗礼之时，父亲慎重起见就重复使用我的教名爱德华，万一长子有个三长两短，这个源于父辈的名字可以在家里仍然能够叫下去。

这段话写于1792—1793年间。到了这个时候，情况可能是，婴幼儿生命的大量浪费要比吉本出生的时代要少一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儿童和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会更高一些。在思考早期工厂劳力的构成之时，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

不列颠人口增长之时，正值商品产出也处在快速增长的时期，这种巧合使人们草率地进行总结概括。有些作家作出论断说，正是工业的增长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如果说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工业增长必然会发挥其影响力，它并非通过出生率（正如我们所见，出生率保持稳定）而是通过死亡率来进行的。上面所提到的在生活艺术上的一些改善当然依赖于工业发展，但人们会轻率地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死亡率下降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人口在快速增长，不只不列颠如此，西欧和北欧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都一样，但从工业革命的性质来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其他一些作家颠倒了因果关系，声称人口增长凭借着其对商品需求的影响刺激了工业的扩张。然而，人口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生产的商品有更大的有效需求，也不必然意味着全国范围内人们所感兴趣的产品的产量之增长。（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理应发现18世纪爱尔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应发现19世纪埃及、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可能恰好给所有人带来的是一种更低的生活标准。人口对维持生计所造成的压力曾在1798年让马尔萨斯（Malthus）[4]感到烦恼，这个幽灵决不是什么臆想出来的怪物。事实上，它所带来的直接压力比马尔萨斯所假定的要小一些。但若19世纪中叶之后，在美国没有铁路，没有北美大草原开放，没有蒸汽机船，不列颠可能会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谬见：因为有一双手就有一张嘴，所以但凡人数扩大必然导致消费增长，也因此导致产量的增加。在不列颠，在18世纪以及此后，碰巧就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其他生产要素的增长也在进行，因此人民的——或者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才能得以提升。

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沼泽和湿地的排水上，放在了把那些破旧、粗野的公共牧场（通常被说成是荒地）一块块切割开来并转变成可耕地之上，放在了把土地用树篱围住以便让庄稼和牲畜更多产之上。看到这些发展的一位观察家这样写道：“运用这种方式，以损害个人为代价，把有用的领土增添到帝国版图之上，这比‘光荣革命’[5]以来通过任何一场战争所获得的领土都要多。”几种新作物被引进了过来。芜菁让牛群扩大规模变得可能，马铃薯在北部成了广受欢迎的食物，它在土地的利用方面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实惠。后面在谈到农业变革和土地变革时会讲得更详细一些。讲到这里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前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体系以外的土地正在参与进来，而且被更好地加以利用。今天，那些用眼睛去观望的人们能够在山坡之上辨认出移动的边疆。

与此同时，资本的迅速增长正在进行着。那些收入足以撑得起主要生活需求之人的数量正在增长：储蓄的力量正在增强。随着1688年争端的解决，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激励人们去拓宽眼界：经济学家口中所称的时间偏好则有利于积累。阶层结构也同样有利于积累。通常认为，与主张财富分配更趋于平均恰好具有现代观念的共同体比起来，那些财富分配不均的共同体更偏向于储蓄。从1688年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6]到1812年的科洪（Colquhoun）[7]，统计学家们估计，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新机制的兴起，包括国债的出现，加大了从前几代人身上延续下来的那种差距。

正如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公共债务产生于威廉三世（William Ⅲ）[8]发动战争的紧急需要。直到1815年其数额达到8.61亿英镑为止，公共债务都在稳步增长——它几乎完全是接二连三发动战争的结果。并非所有的公共债务都掌握在不列颠人民自己手里：在1776年，可能有1/4或更多的公共债务把持在荷兰人手中。但到了1781年荷兰卷入对不列颠的战争以后，大量的债务开始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由贵族、乡绅、律师、退休商人以及富裕阶层的寡妇和未婚妇女所掌控。在1815年可能大约占1/11的以及在1827年占1/12（根据亨利·帕内尔爵士的估计[9]）的联合王国人民的货币收入，都是从纳税人（包括穷人在内）身上征集来的，而这些货币收入都转移到了相对富裕的政府公债持有者手中。按照这种方式，渐渐地，财富到了那些好攒钱之人的手里，而不是到了那些爱花钱之人的手中。

然而，积累本身并未导致资本品的创造：人们不但乐意存款，而且愿意有效地利用那些积蓄，当时这种愿望增强了。在18世纪早期，地主利用积攒下来的资财改善自己的地产，商人用之拓展他们的市场，厂主则拿来雇用更多的劳力；退休和有闲阶层的一些积蓄已经借贷给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农场主或零售商，或者投资到收费公路信托机构的股份上。在乡村银行家（这些人在冠以乡村银行家的名头以前存在了很长时间）崛起的帮助下，资本市场逐渐被拓宽了。国家提供的大量金边债券让人们习惯了非个人投资的观念，于是他们开始把积蓄投到那些空间上距离很远、性质上属于投机性的企业身上。结果并不总是带来好处，在1720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10]破裂而让成千上万的人破产之时，这点已昭然若揭了。但总体来讲，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对社会是有益的，就像它所做的那样导致了利率的大幅下降。

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对于获取利息持敌视态度，或者说至少是怀疑态度。国家是习惯上的债务人——而且所通过的法律禁止超过指定利率去贷款。1625年，法定利率从10%降到了8%；1651年降到了6%，1714年为5%——每一次“自然”利率都会随之下降。在18世纪早期，大量的可贷资本让财政大臣们降低向国家债权人所付的利息变得可能。战争期间，威廉三世政府不得不把利率升到7%或者8%（《高利贷法》不适用于国家）；但在1717年，永久年金的利率降低到5%，1727年则降至4%。最终，在18世纪50年代，佩勒姆（Pelham）[11]再次降低利率，而且通过把很多债券转变成一种单一债券，在1757年推出了利率为3%的“统一公债”（Consolidated Stock），我们把它简称为“统债”（Consols）。这些转变并非强加在不情愿的公众身上，它们反映了在共同体内利率的普遍下降，而非让利率开始下降。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单一市场利率可以被拿来参照，但是从英格兰银行股价的攀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进程；商人和厂主的账簿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个时代的很多经济活动都由一小群合伙人所掌控，他们个个要么有资格得到自己的年利润份额，要么全部或部分地把它投到公司中以赚取利息。在18世纪早期，允许以这种方式对金钱进行再投资的利率正在持续下降。例如，伍斯特郡的一家铁器制造公司——爱德华奈特公司（Edward Knight and Company），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对未分配的利润向每个合伙人以5%的利率进行赊贷，但到1735年利率降到了4%，1756年就只有3%了。如果一群人正在考虑把他们的积蓄投资到某些崭新的大型资本公司，比如一家收费公路，他们首先会估算一下把资本全部归还给他们所需的年数。如果现行利率是5%，归还资本得需二十年，这事值得去干；如果以4%的利率去投资，可能会延长到二十五年；如果以3%去投资，则会花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年来补偿最初的开支。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息越低——以一种固定方式进行提前锁定的优势就越小——资本的功效就会被延伸得越长。

早在1668年，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12]就评论道，“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其向货币利息所支付的，且通常是已支付的精确比例上变得更加富裕或者是更为贫穷的”。他继续观察到，“利率从6%降低到4%或者3%……这必然会让国家的资本存量翻一番”，他还说，“贵族和乡绅，他们的财产大多数情况下在地产上，可能不久便在他们拥有的一切之上，五十不是五十，反而要写成一百”。尽管历史学家很早就对利息、资本和福祉的关系展开了阐述，但从未真正强调过利率在工业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下降的重要性。如果要对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寻找一个单一原因——这样做可能是错误的，但假设我们必须这样子去找。在工业革命中，挖得很深的矿井、造得坚固的工厂、构造合理的运河以及大而结实的房屋，这些都是相对廉价的资本之产物。

还有一件事是必不可缺的：源源不断地供给劳力、土地和资本必须被协调起来。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存在着大量的企业家，人们快速去发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渴望找到新市场，愿意接受新观念。“这个时代在创新之后正走向疯狂”，约翰逊博士（Dr.Johnson）[13]曾经说道：“人们会以新的方式去干世上的一切事情；会以新的方式去把人绞死；泰伯恩刑场（Tyburn）[14]自己也无法免受创新狂热的影响。”时代心理的情绪和态度顺风顺水。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宗教和政治差异撕裂了社会，如今却已消解弥合了；如果说18世纪不见得是个信仰的时代，但至少它践行了基督教的宽容美德。由行会、市政当局、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工业条规已经完全失效或者被人们束之高阁，场地向首创和进取精神的淬炼敞开着大门。兰开夏和西赖丁已经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对工业立法法规的一些具有较多限制性的条款中得到豁免，其发展变化最为显著，这可能并非意外之事。很多村庄或者未经特许而变成的城镇——就像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地方，它们发展得最快，这当然亦非偶然之事，因为工业和贸易早就从那些公共管制的残余机制仍在运转的地方抽身而去。

在17世纪的时候，人们看待法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在普通法法庭中柯克（Coke）[15]判决的时代观念转变到了确实更加倾向于财产权的观念，但对特权怀有敌意。1624年，《垄断法》扫除了大量的既得利益，一个半世纪以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16]可以这样说英格兰人，说他们“是所有民族的伟大荣誉，最起码服从那讨厌的垄断精神”。正是这个《垄断法》勾勒出了专利体系的脉络，无论专利体系是否正在激励工业实践中的创新，它都不容易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为发明家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它允许一些特权状态保留过长的时间，而且有时它经常挡了新发明的道：例如，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可以阻止其他工程师建造新型蒸汽机，甚至在特权之下妨碍了他自己。很多制造商——并非所有人都出于纯正的动机——反对法律的实施并鼓励盗版。曼彻斯特开始形成一些协会，其他工业中心则对专利权人主张的权利之合法性提出质疑。1754年，“艺术、制造业和商业促进会社”成立了，该协会向那些愿意将其发明设计拿来供人们自由处置的人提供奖金。除了给予大量的年度拨款以投票支持对农业协会[18]和兽医学院[19]的使用之外，议会自己还设置了一些奖金：例如，在托马斯·洛姆[20]的纺丝机专利到期之时奖励了他14000英镑，给予发现疫苗接种的詹纳[21]30000英镑，给予有着多种发明创造的卡特赖特[22]10000英镑，以及给予发明“骡机”的克朗普顿（Crompton）[23]5000英镑。作为一位出色的工业家，在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金钱刺激下，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24]下定决心“从这些奴性枷锁中解脱出来，这些枷锁意味着，自私自利地害怕他人抄袭我的成果”；后来，安全灯的发明者，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25]、克兰尼博士（Dr.Clanny）[26]、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27]，为了矿工的利益，他们全都拒绝为其发明申请获取专利。拿掉专利体系这套装置，探索发现会像它所做的那样获得快速发展，情况至少可能是这个样子。

有些对于技术革命的描述是以这样的故事开始的：一个怀揣梦想的男孩正在观察蒸汽顶起炉子上的水壶盖，或者一位贫穷的织工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妻子的纺车，虽然翻倒在地却仍在旋转。勿需多说，这些都不过是浪漫小说罢了。还有些描述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发明是那些无名的磨坊技工（millwright）、木匠或者钟表匠的成果，他们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只是偶然的机会创造了某些发明，而这注定给他人带去名声和财富，自己却穷困潦倒。确实，有这么一些发明家——诸如布林德利（Brindley）[28]和默多克（Murdoch）[29]——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学识，但却拥有天生的才智。确实，还有一些发明家，比如像克朗普顿和科特（Cort）[30]，他们的发现转变了整个工业，但留给他们的却是在贫困潦倒中终了一生。确实，一些新产品是由于意外之举才出现的。但这些叙述带来了危害，它们混淆了在工业实践中系统性思想落后于大多数创新这样的事实；它们呈现出来的是在经济体系中奖惩分配完全非理性的画面；尤其是，它们过分强调在技术进步中机运（chance）所扮演的那部分角色。正如巴斯德（Pasteur）[31]所言，“机运只喜欢有准备的头脑”：大多数发现只是在反复不断的试验和出错以后才得到的。很多发现包含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先前的独立想法或工序，它们一起进入到发明者的脑海中，结果以多少有些复杂和有效的机制原理呈现了出来。以这种方法，例如，克朗普顿就是把珍妮纺纱机的原理和滚筒纺纱的原理相结合发明了骡机；铁制轨道在煤矿中已使用了很长时间，连接上机车便创造了铁路。在这些被称为交叉变异之物的例子中，机运所起到的作用真的必定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然而，其他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正在误导人们，因为它们把发现描述成个体天赋的成就，而非看作是一种社会进程。正如现代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32]所评论的那样：“发明是在一个拥挤的舞台上演的一出戏剧。”掌声往往送给了在最后一幕中恰巧站在舞台之上的那些人，但演出的成功取决于很多演员的紧密合作，以及那些幕后人员的通力协作。那些创造工业革命的技术之人，无论作为对手还是合伙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

既不是半仙也不是英雄，

而是心灵手巧、不辞劳苦的智人后裔，

很幸运能在风调雨顺的天气里插秧种植，

而非在严寒或者暴风中进行，但当时间慢慢成熟，环境的巧妙穿梭

呈现出难以想象的机遇，

他们抓住时机……

[上面这些话出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棉纺技工戈弗雷·阿米蒂奇（Godfrey Armitage）之口。]

发明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但它在一个由朴素的农民和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组成的共同体内很难茁壮成长：只有当分工业已展开之时，这样一来人们致力于一种单一产品或者一种工序，发明才能硕果累累。18世纪伊始，这种分工已经存在，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业化原理强化与延展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强化与延展的结果。

此外，与只追求物质目标的共同体相比，发明更有可能出现在那种重视精神层面的共同体中。英格兰科学思想的溪流发源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33]的学说，在波义耳（Boyle）[34]和牛顿（Newton）[35]的才赋下得以拓展，这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支流之一。的确，作为哲学家和学者的牛顿心肠太好，以至于毫不在乎他带给世界的观点能否立刻“派上用场”；但是，相信通过观察和实验可能会取得工业进步的观念则基本上是通过牛顿才来到18世纪的。自然哲学正在从它与形而上学的糅合中摆脱了出来——再次运用了分工的原理——并分拆成生理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等单独的体系。然而，这些科学尚未专业化到脱离普通人的语言、思维和实践之地步。正是因为去了一趟诺福克（Norfolk）[36]，到那里去学习新的种植方法，那位苏格兰地主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37]才开始对土地的构成产生兴趣；他的发现让其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地质学家，而这些发现某种程度上归功于那些从事挖泥土和炸石头来为英格兰开凿运河的苦力。像富兰克林（Franklin）[38]、布莱克（Black）[39]、普里斯特利（Priestley）[40]、道尔顿（Dalton）[41]和戴维（Davy）这样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与不列颠工业中的领导人物保持亲密接触：在实验室和工场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像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乔赛亚·韦奇伍德、威廉·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42]、詹姆斯·基尔（James Keir）[43]这样的人，他们不管在哪里都像在家里一样。那些在皇家学会成员名单上的工程师、铁器制造者、工业化学家、仪器制作者的名字表明，在这一时期，科学和实践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

发明家、设计家、工业家、企业家——在快速变化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容易把一个“家”与另一个“家”区分开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来自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有些贵族——像18世纪早期的洛弗尔勋爵（Lord Lovell）以及稍晚一些的霍尔克姆的柯克（Coke of Holkham）[44]等——发起了农业上的改进；还有些贵族——比如说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45]和高尔伯爵（Earl Gower）[46]——则创建了新的交通运输方式；另外还有些贵族为化学工业和采矿工业的创新作出了贡献。牧师和堂区长——包括埃德蒙·卡特赖特和约瑟夫·道森（Joseph Dawson）[47]在内——摒弃了精神疗法而去寻找织布和冶铁方面更为有效的方法。医学博士——他们中间有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48]和詹姆斯·基尔——则从事化学研究，并成为大型工业的巨头。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学者们从人文主义转向自然科学，有些学者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科技。律师、士兵、公务员以及比这些人地位更低的人，他们在制作中发现了改进的可能性，而这些改进比在其最初从事行业中所提出的改进要大得多。一个理发员——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49]——变成了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棉纱厂主；一位客栈老板——彼得·斯塔布斯（Peter Stubs）[50]——建立了一家备受尊重的锉刀贸易公司；一位校长——塞缪尔·沃克（Samuel Walker）[51]——成为了英格兰炼铁工业中的北部领军人物。在1780年，热情洋溢的威廉·赫顿（William Hutton）惊呼道：“每个人的财富都握在自己手里。”不用说，这话从来就不是对的，或者甚至也不是只对了一半；但是，任何仔细观察18世纪中后期英格兰社会的人都会理解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可能的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各种不同层次人们的流动所达到的程度比此前或者可能此后的任何时代都要高。

人们经常观察到的是，工业的成长与那些不服从按照既有法律在英格兰建立起来的教会机构之群体的兴起存在着历史性联系。在17世纪，清教徒的集会围绕着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52]而云集于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53]，包括福利家族（Foleys）、克劳利家族（Crowleys）和汉伯里家族（Hanburys）在内，他们打算在诸如斯塔福德郡、达勒姆郡、威尔士南部这些更远的地方建立起伟大的机构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公益会（Society of Friends）教徒在谷物加工、酿酒、制药和银行业的发展上起到了显著作用；达比家族（Darbys）、雷诺兹家族（Reynolds）、劳埃德家族（Lloyds）和亨茨曼家族（Huntsmans）的贵格会教徒在一段快速变化时期开始主导炼铁工业的命运。在工程学上，有像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54]这样的浸礼会教徒和像詹姆斯·瓦特这样的长老会教徒；在炼铁上，有像约翰·罗巴克和约瑟夫·道森这样的独立派人士，也有贵格会教徒；在棉纺上，有包括麦康奈尔家族（M'Connels）和格雷家族（Greys）在内的一位论派教徒。此外在棉纱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塞缪尔·克朗普顿是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55]的门徒，人们可能记得，斯维登堡自己就是金属加工和采矿技术方面的权威人士。其他的工业家——这些人中有威尔士南部的特邀嘉宾——则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56]的教义中汲取力量。但卫斯理的首要呼吁是面向穷人和无特权之人的，而且与开始受循道宗影响的工人们的那种更大的节制、勤奋和自律相比，循道宗的效应在企业加速成长中则很少看到。

很多解释提出了工业和不信奉国教的这种紧密关系。有人提出，那些找出新的礼拜形式之人在世俗领域自然也会另辟蹊径。有人认为，在不信奉国教独特的教义和导致商业成功的行为准则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有人主张，把不信奉国教者从大学中以及从政府和行政部门中排斥出去则迫使很多人去寻找出路，以在工业和贸易上去施展才能。每种主张可能都有些道理，但更加简单的解释在于这样的事实：一般来说，不信奉国教者构成了中产阶级中更有教养的那个部分。在1707年合并之后，活力的源泉从信奉长老会的苏格兰川流不息地流进（虽然合并之后没有马上注入）英格兰，这种源泉推动了经济运动，而中产阶级中更有教养的那个部分在经济运动中起了作用，考虑到这点，以上这个观点便有了支撑。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来自苏格兰，在他建造发动机事务的八个助手中，有七个也同样来自苏格兰。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57]、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58]、约翰·麦克亚当（John Macadam）[59]、戴维·马希特（David Mushet）[60]和詹姆斯·博蒙特·尼尔森（James Beaumont Neilson）[61]把他们苏格兰人的精神活力和性格特色带到英格兰的农业、交通和炼铁中去。苏格兰高地人和苏格兰低地人同样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兰开夏的产棉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乔本特（Chowbent）这个小村庄稍作停留，在这里一位名叫坎南（Cannan）的同胞引领他们来到那些向他们的各种才能提供机会的中心。在那些南下在纺织业上发了财的人之中，有詹姆斯·麦加菲（James McGuffog）、詹姆斯·麦康奈尔（James M'Connel）、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乔治（George）和亚当·默里（Adam Murray），还有——那些拥有在今天而且不只是在兰开夏感到荣光的名字之人——约翰·格莱斯顿（John Gladstone）和亨利·班纳曼（Henry Bannerman）。这些移民及其他人并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有些人是在牧师家里长大的孩子，即使那些地位低下之人也在当地乡村学校或者自治市学校至少受过相当不错的初级阶段教育。

如果说苏格兰的基础教育体系比这一时期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先进的话，那么苏格兰的大学教育也同样超前。科学探究的冲动及其实际应用并非来自牛津或者剑桥——在那里火炬燃烧殆尽，而是来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许多年轻人被起初在格拉斯哥后来在爱丁堡担任化学教授的约瑟夫·布莱克的学识和个性所吸引，他们在思想和实验的方法上得到训练，而这些方法后来直接指向工业目的。在他们之中，有詹姆斯·基尔，他是化学工业和玻璃工业上的先驱，如果这个圈子可以扩大到那些并非布莱克的正式弟子但对布莱克的教导和友谊感激颇深之人，那便还有约翰·罗巴克、詹姆斯·瓦特以及那个聪明睿智但非常不幸的邓唐纳德伯爵（Earl of Dundonald）——亚历山大·科克伦（Alexander Cochrane）[62]。

在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北安普顿、达文特里、沃灵顿以及其他地方，由热衷于教育的不信奉国教者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学院卑躬屈膝地为18世纪的英格兰默默奉献着，它们做了大学为苏格兰所做的部分事情。它们面向所有人开放，不分信仰，并提供课程，这些课程包含数学、历史、地理、法语以及会计，实际上，它偏重于神学、修辞学以及犹太古史。在它们的学生之中，有丹尼尔·笛福（以及当时所称的克鲁索）、约翰·科普（John Cope）[63]、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64]、托马斯·马尔萨斯以及威廉·海斯利特（William Hazlitt）[65]——所列举的只是他们之中在文学和公共事务上赫赫有名的几个人罢了。对于我们的直接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科学思想的温床。它们中有几个用“哲学工具”全副武装起来，并提供了用来做实验的设施：它们的教师包括那些具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约翰·道尔顿的品质之人；它们中间出了一系列未来的工业家，在这些工业家中，有约翰·罗巴克（他在前往爱丁堡和莱顿前在北安普顿接受训练）、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66]、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67]、本杰明·戈特（Benjamin Gott）[68]，以及——属于后面一代人的——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69]。

除了不信奉国教的学院，许多城镇里还有像全国性的艺术会社（Society of Arts）那样致力于改进生产方法的机构。非正式的科学家和制造商团体在兰开夏和英格兰中部地区开始出现，就像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样。棉纺技工在多大程度上是从他们在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会社里与托马斯·珀西瓦尔（Thomas Percival）[70]和约翰·道尔顿的接触中受益；或者伯明翰及其所在的省欠了月亮会社（Lunar Society，在该会社中，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71]、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R.L.Edgeworth）[72]、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乔赛亚·韦奇伍德把他们强大的头脑对准了生命问题，而且竟然瞄准了谋生问题）多少情，这些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断增长的土地的、劳力的和资本的供给局面让工业扩张成为可能；煤炭和蒸汽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燃料和动力；利率低下、价格上涨以及对利润很高的预期，这些都产生了刺激作用。但在这些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背后以及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与境外之地进行贸易开阔了人们的世界观，科学则拓宽了他们的宇宙观：工业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如果它表达了人们在理解和控制大自然上的进展，它也就注意到了人们开始以新的态度去对待人类社会的问题。在此再次指出的是，那束最亮的光芒来自苏格兰，特别是由格拉斯哥大学发出的。过分强调在塑造普通男女的生活上思辨性思维所起到的那部分作用，无疑犯了一种学术性错误：说约翰·卫斯理、托马斯·潘恩（Tom Paine）[73]、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74]和“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75]就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76]或者甚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77]一样都产生了非常大的直接后果，这是有道理的。但在对引起工业革命之动力的各种描述上，至少有一本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作品是绕不过去的。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会被看作是后来几代人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一种上诉法院。这本书所作出的判断是那些不爱进行专题论文研究的人从中为企业和政府等机构制定他们的行为准则的素材。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之下，那种由国家指导和管控的、多少固定不变的贸易量和就业之观念，几经周折逐步让位于在一种自由的和扩张的经济中无限进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