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墨葬

古往今来，人死了，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食葬、悬棺葬等等。若论神秘莫测，当推悬棺葬：在遥远的古代，不知用何种妙法，把棺材送往“高处不胜寒”的悬崖峭壁洞穴中？今夏游三峡，我仰望云际古代巴蜀人悬棺穴，百思不得其解。若论残忍，该数非洲原始部落“食人生番”的食葬：人死了，他们干脆将死者吃掉，这是文明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至于天葬，事涉宗教信仰，局外人不便置评，不说也罢。

但是，君知否？还有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墨葬！它对人的践踏、文化的摧残、精神的扭曲，是任何一种葬法望尘莫及的。

长夏苦热，重读已故历史学家陈登原教授的名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读到其中的第七章《四库全书馆与禁书运动》、第八章《抽毁与篡改》，心头悲凉无已。在文字狱的黑网中，有多少典籍被抽毁、篡改！作者慨乎言之：“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知其言之非无所知，而益叹独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事实上，修《四库全书》对文化的浩劫，学者是有目共睹的。此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的序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而稍后，鲁迅先生更在名文《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之余》中，尖锐地抨击《四库全书》大量删改书籍：“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近日杂文家陈四益作长文《〈四库〉四记》，其中《删书记酷》，我以为这个“酷”字，实在是可圈可点。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不露痕迹，可以说名存实亡，比毁尸灭迹式的焚书，也许更糟。对于这些遭殃的书及其作者来说，他们是被彻底埋葬了，但埋葬的工具，不是水，不是火，也不是悬棺、苍鹰，而是乾隆皇帝及馆臣的笔。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被墨葬了！

当然，这样的墨葬，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以明初为例，朱棣夺权成功后，为在思想文化上剪除异己，大兴文字狱，不但查禁政敌方孝孺的诗文，连他人诗文集中，凡提到方孝孺名字的，“皆用墨涂乙”（《明诗纪事》卷七）。其他建文帝的殉难诸臣，也概莫例外。但平心而论，无论是明代还是其他王朝，就墨葬的规格、严重后果而论，比起乾隆时修的《四库全书》，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于来者，最堪注意的，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殷鉴未远”，我们是记忆犹新的。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大字报狂潮，花费了多少纸张、墨汁？又有多少人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打上红叉后横遭迫害、凌辱，被活活整死？被黑浪滚滚的大字报所埋葬的受害者，恐怕当代及后世史家绞尽脑汁也难以考证出精确数字。但有一点应当是肯定的：横扫神州大地的墨葬，论其规模及严重后果，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空前的墨葬，是否一定绝后？理应如此。但是，前提之一，是我们及后代子孙，必须牢记古今墨葬的历史教训。每念及此，不才难免心有戚戚焉。修《四库全书》时的凶残歹毒，现在不是已被某些人——有的还有金光闪闪、而且越来越耀眼的头衔，轻描淡写，化为晓风残月吗？而且居然连《四库全书》的光盘也有了！去问问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很多人恐怕只能茫然以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曾被“打倒”“彻底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墨葬达七年之久。

我诅咒墨葬。人们，请记住历史！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