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学林探索贵涉远

不少古代学人，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座右铭。但是，囿于客观环境，真正能做到的，毕竟是少数。在有幸遂愿者中，如司马迁、徐霞客、顾炎武，都是一代学术宗师。

但是，纵观学术史，古往今来卓然成大家者，其成功之道，不仅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何况在当今现代化的交通、印刷、图书流通条件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者，大有人在。无论是古圣还是今贤，恐怕更重要的一条，是在于他们治学时，能跳出传统樊篱，独辟蹊径，不畏“路漫漫其修远兮”，在陌生的领域斩荆棘，辟草莱，垦春泥，探索新问题，建立新学科，使一面面崭新的旗帜，在学林的长空间冉冉升起。

即以近代史学而论，梁启超敢于摒弃传统的史学体系，抨击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是“空前绝后”的“相斫书”，与普通百姓无关。他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建立起资产阶级“新史学”，写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至今仍是学者的必读书。又如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证史，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名篇，将我国古代历史的真实性，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他的《宋元戏曲史》，同样是中国文化史的里程碑。郭沫若曾经盛赞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试想，如果梁启超、王国维沿着老路走，他们的成就再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乾嘉学派的殿军，不可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祖。与他们同时及其后的史学泰斗，如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李济、董作宾、侯外庐、谭其骧、胡厚宣……无一不是因为他们能在史学的“城垒上”独树一帜，经过长期的苦苦探索，“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才会在史学的长河中，群星闪烁，彼此辉映。

1949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著述如林，成就巨大。肩负承上启下使命的中年一代，在一度感叹锦绣年华曾被人为虚掷之后，并未气馁，沿着前辈的足迹，奋起直追，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史家。但是，毋庸讳言，跟前述大师相比，在学术水平上，还要差很大一截，而且如不正视，差距还会越拉越大。早在好几年前，人们即在私下议论：“三老之后，群雄割据。”三老是指郭老、范老、翦老。显然，议者并非是要推举谁来当史学界的“大元帅”，而是嗟叹再出现具有三老那样高水平的大史学家，恐怕是不可能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诚然，我们无需像极左年代里那样，愚蠢地以某个学术大师为目标，来个“比学赶帮超”，我认为，缩短与史学大师的差距，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亡友杨廷福教授生前曾与陈左高先生合作《无锡国专杂忆》一文，探讨该校培育人才的经验。文中有两句诗谓：“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这是对前辈史学大师治学经验十分形象、深刻的概括。反观当今史学界，有些学者治史不是“贵涉远”，而是抄近路：用二手、三手资料写文章、编书者有之，甚至连编史料汇编，也居然用转手资料；不远万里，从外国人的著作里倒卖牙慧，腾云驾雾鼓吹新玄学者有之；既不懂外文，国学亦无根基，却大谈中西文化比较及交流史者有之；对某些问题反复炒冷饭者有之；个别青年人甚至认为无需读史料，做卡片，关键在于所谓史学方法的变革，指望有朝一日，可以毫不费力地享用从天上掉下来的史学馅饼；如此等等。这些现象，虽然并非主流，但影响不小，不可等闲视之，而拿他们与前贤相比，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时期呼唤新的史学大师。有志者如果能像我们杰出的前辈那样，“学林探索贵涉远”，在“无人迹处”的荒原上拓展新的史学领域，开垦不止，就有希望出现奇观，取得辉煌成果。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