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国家不幸关公幸

一部中国政治史，足可以证明：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统治阶级上层为争权夺利，不惜制造动乱，鼓噪“必需大乱、特乱”外，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无不希望社会安定，人民能安居乐业。堪称典型的是，据《李和文遗事》记载，北宋仁宗赵祯身上的玉带非常漂亮，侍臣皆注目。仁宗回到宫内，问太监：“群臣为什么盯着玉带看个没完？”太监答道：“他们从来未见过这样珍奇的玉带。”仁宗说：“这根玉带应当送给外邦的首领。”身边的太监们都说：“这是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仁宗严肃地说：“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1]道理很简单：如果安定的政治局面被破坏，社会动荡，天下大乱，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社会安定的保障，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深入人心的精神支柱。而关羽，正是对国人精神支柱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关羽是人，也是神；他的从人至神的衍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轨迹，适应了“人安为宝”的政治需求。

作为一个人的关羽，他的事迹，基本上均见于陈寿《三国志》卷36本传所载。要言之：他生于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四年（公元219年）。字云长，本字长生。美须髯。河南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好《左传》，讽诵略皆上口。后从戎，三国时蜀汉大将。刘备定西蜀，他留镇荆襄。后与孙权军作战，兵败被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曹操曾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以酬其斩袁绍大将颜良之功。今日民间戏文，往往径称关羽为“寿亭侯”，这是误解。其实，古人也有误解者，乾隆时的考据家即已指出：“关云长公封汉寿亭侯，汉寿本亭名，今人误称寿亭侯。”[2]据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考证，秦制十里一亭，汉大体承其制，亭侯“则建武中似已有”矣，而且被封亭侯者，颇不乏其人。[3]由此可知，长期以来，囿于正统思想，人们爱称道关羽的“汉寿亭侯”，而究其实，那不过是个十里小邑之主而已。

但是，关羽终于成了神，而且神权越来越大。这一造神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据《汉天师世家》谓，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第三十代张天师应宋徽宗所请，为解州盐池降妖，徽宗问用何将，张天师即召关羽于殿左见驾，帝大惊，赐以手中崇宁钱，从此关公即成了“崇宁真君”，这是他受封之始。[4]但是，正如清朝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5]实际情况是，至迟北宋末年，确有关公庙的出现。就北京而论，有记载说，“关王庙，一在积庆坊，宋建。”[6]别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可见北宋祀关公，并非空穴来风。解州盐池，事关国计民生甚大，对关公更是倍加崇敬。有记载说，“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盐池大坏，关壮缪以阴兵与蚩尤大战而破之，始为之建祠。至崇宁元年，加封关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又加武安王。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而盐池之功，遂超盐神而上之矣。”[7]有的关公庙更被称为“太平护国武安王庙”。也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公先后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公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明中叶后，时人惊呼“关庙自古今，偏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又增焉”[8]。真是日新月异。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齐捧九旖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但祭礼时，正式称帝，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礼部复题得旨之后。从此，关帝更是名震华夏了。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势积弱，强虏入寇，边患日重的北宋末年以及明朝万历后期，关公日益被人神化，而终于成为众神之上的最高尊神，正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呼唤：需要一个文武双全、勇毅盖世的偶像，来护国保家，激励世道人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清代学者曾指出，“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关公之名，“不唯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9]请关公出来伏魔——扫除“虏夷之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或神选了。明朝人彭梦祖《题关公祠》诗曰：

……我公赫赫雷在天，虽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灭，处处拯人无危颠。慷慨无洒玉泉涕，万户尸祝同蒸祀。煌煌帝阍庙貌尊，填门拜寿岁复岁。吁嗟乎，古来如公几丈夫，愿公辟天关，提昆吾，东净海氛西击胡。[10]

这最后几句的呐喊，可圈可点，实在是喊出了三百几十年前人们对关公至诚至敬的深情呼唤，道出了关公何以在明后期那样显赫的缘由。呜呼，国家不幸关公幸，这不能不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