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说史:中国古代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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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昌

周文王,名昌,姬姓,周武王的父亲。文,是他死后的谥号(上古有号无谥。谥法为周人首创,即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根据其生前行事的善恶而给予的称号)。据《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音dǎn)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老二虞仲(亦叫仲雍)、老三季历(也叫王季、公季)。季历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的夫人叫太任。太任端庄贤惠,生下姬昌,聪明伶俐,不同凡响。据说,曾有过口衔丹书的赤雀落在小时候姬昌的门前,古人迷信,或者是周人对祖先的神化,便说这是姬昌有“圣瑞”。他当政的话,周人就能兴旺发达。所以古公亶父特别喜爱姬昌,明显地透露出要传位给他的意思。老大太伯,老二虞仲心领神会,为成全其父志,哥俩便不辞而别,逃到东南沿海的“荆蛮”地区(今江苏苏州、无锡一带)。入乡随俗,断发文身,以适应江南水乡的生活习惯,在那里定居下来。古公亶父死,季历即位。季历死,传位给姬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

周人是活动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一带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有以禹为代表的崇部落和北方以契为代表的番(音bō)部落。周人最早的老家在邰(音tái, 《诗经·大雅·生民》说周的始祖弃“即有邰家室”),即今天的陕西省武功县。周的男系始祖叫后稷,名弃。曾在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盟中担任农师,主管农业。后稷的母亲姜嫄(音yuán)是有邰氏之女。姜,即羌族。姬、姜两姓是互为婚姻的两个集团,直到西周初年,姜太公封在齐地,周人仍称之为甥舅之邦。

在夏朝统治时期,由于有一段时期不重视农业,周先人不窋(音kū)失掉农官,逃往西北,与戎狄杂居(《国语·周语》说“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后来公刘率周人沿泾水上游迁徙到豳(音bīn)地(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这时周人已进入原始公社制的后期,开始修筑城郭,使用战俘、奴隶。到古公亶父的时候,由于被狄人所侵逼,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渭水流域的周原。这里土地肥沃,土质松软,非常适宜农耕。连荼(音tú)、堇(音jǐn)这类苦菜,也像糖浆般甜美(《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再加上周的先人历任农官,善于种植,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周人如鱼得水,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时,他们才开始称为周。古公亶父偕同妻子来到旷野,察看地形,修筑城郭,营建宫室,在商朝奴隶制的影响下,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农业生产一天天发展,国势也就一天天地强盛起来。

后稷

这时,在中原地区已是商代的后期了。周是商在西方的一个属国。周承认商的天下共主地位,并定期向商缴纳贡品。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财富和奴隶,周人不断对周围后进的戎狄部落发动侵略性战争。先后征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以及始呼之戎、繄徒之戎等部,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后来商王文丁受到了周的威胁,就杀死了季历。

季历死,子昌继立,史称西伯文王。《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文王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古公亶父、公季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他先从自己的大家庭做起,上孝父母,早晚请安;下对妻子兄弟严加要求,为整个家族做出表率。以自己的大家庭为核心,靠此来凝聚、团结族人,巩固内部。并以商纣王为反面教员,极力抑制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敢骄奢淫逸,玩物丧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始终保持周人质朴的美德,过着俭朴无华的生活。他勤于政事,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他重视农业,亲自督促众人开荒种地,大力发展生产事业。从中体察民情,以了解小人稼穑之艰难。他还注意关照那些鳏寡孤独、孤苦无靠的小民,想法为他们解决衣食之难。

周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正处在上升时期。它刚从原始公社制脱胎出来,还带有浓厚的大家庭公社民主、平等的遗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并不那么突出。周文王又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不断对政治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延缓了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国家出现了政通人和、上下相安的大好局面。这和当时商王朝内部一团糟的混乱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周文王还推行了其他比较开明的政策。在经济上采用了一种类似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一夫耕种百亩田地,再出力为公家助耕一定的数量,剥削率为十分之一,比商朝奴隶制国家轻些。再就是打通关隘,自由经商。关市只检查异言异服,而不征税,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百姓可以随便进入山川林泽,任意猎取野物。此外,还规定罪犯只及其身,不许把他们的家属籍没为奴。这就防止了自由民的分化,保证农业战线有足够的劳动人手。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笼络人心,以换取更多的人对他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周文王所实行的“仁政”也确实奏效了。《诗·大雅·灵台》说他修筑灵台,老百姓像儿子给父亲干活一样奋勇争先,唯恐落后。结果,灵台很快就建成了。但周文王毕竟是奴隶制政权的代表人物,阶级本性决定他一定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决不会事事处处为奴隶们着想。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他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地清查逃亡的奴隶,有奴隶逃跑就把他们抓回来,谁的还归谁所有。另外,还允许“仕者世禄”,即在朝为官的人,其子孙世世代代享受国家的俸禄,这就得到了奴隶主贵族的一致拥护。这样一来,商王朝属下的一些小国,有的被武力征服,有的因害怕周人的势力,同时也为了逃避商奴隶制国家的控制而主动依附于周。甚至在商政权内部的一些奴隶、平民以及中小奴隶主,也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逃亡到周这边来。

周文王知人善任,不求全责备。他的两个弟弟虢(音guó)仲、虢叔贤明而有才干,就内举不避亲,用作卿士。后来对周王室多有建树。孤竹(今河北卢龙南)君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父亲临终时,欲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践位,两人相持不下。他们听说西伯文王善养老敬贤,先后都逃到周国。辛甲,原是商纣王的臣子。纣王淫乱,辛甲数谏不听,便离殷而至周。周文王亲自接见,知其贤能,用作公卿,封在长子(今山西长治)。其他如太颠、闳(音hóng)夭、散宜生、鬻(音yù)子等社会贤达也慕名而来。周一时间人才济济,众望所归。与商纣王远贤近谗、众叛亲离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商代青铜钺,作为刑具与军权象征

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是商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头脑的人物,他觉察到了周人的威胁,提醒商纣王说:“西伯侯行善积德,诸侯都争先恐后归附于他,这对帝王您将要大大的不利呀!”商纣王觉得言之有理,便下令把周文王逮起来,关押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这个地方,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周文王,就设法求得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骏马,还有其他的奇珍异宝,通过宠臣费仲献给商纣王。纣王见了大喜,说:“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就轻易地赦免了周文王,并赏赐给弓、矢、斧、钺(音yuè),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无疑是放虎归山,养痈贻患。

据《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说,周文王享国五十年。在位时间之长,这就使他能够从容地、持续不断地推进周的事业。《尚书大传》说文王最后七年称王,那么称王前已立国四十三年。四十多年的惨淡经营,成就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在国力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而且在同商政权的关系上,也酝酿着根本的转变。正是在这四十多年中,周文王使周人树立了明确的灭殷目标。而受命称王,实际上是周在政治上宣告独立,脱离商朝中央政权。这就使周由商的臣属而终于变为与殷相抗衡的力量。《论语·泰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即是说周文王实际上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灭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自此以后,周人鉴于自己力量的壮大和殷商政治的腐败,就完全抛弃了“以服事殷”的假面具。周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周人推翻商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准备工作是在周文王称王后的七年,也就是在他生前的最后七年中完成的。据《尚书大传》说,文王称王七年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芮(音ruì,今陕西潼关西北)两国的纠纷。虞、芮都是商西方的属国,两国相邻,发生了领土争端。有了争端,本来应该找殷君裁决。可是,两国之君因慕周文王的威名,不朝殷,却一块去朝周,求周文王审断。他们进入周的境内以后,所见所闻,深受感动。据《诗经·大雅·绵》篇的毛传说,他们看到“耕者让畔(田界),行者让路”, “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男女各走各的路,大防森严。老人没有背负之苦), “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在朝的不争位,有谦有让),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照,内心感到十分羞愧。事实教育了他们,回国以后自动地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并把这块地方叫“闲原”。周文王不费唇舌,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虞、芮两国之君。消息不胫而走,无形中提高了自己在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动来附者四十余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了极大的好处。当然,毛传对周国景况的描述未免过于理想化,它绝对不会如此恬静美好,但在殷的这两个小小属国的眼里,周是值得信赖的,比他们的共主殷要强得多。他们在事实上承认它,拥戴它,却是不容置疑。

周文王即位以后,继承季历的事业,仍然用主要力量对付西北各少数民族。他北逐狁,西攘昆夷,灭了泾水上游的阮(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小国,开拓了西北的疆土,巩固了大后方。对周围的一些小国,则诉诸武力,一个一个地加以扫荡。称王的第二年,便出兵讨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犬戎在周的北边,密须在周的西边。周文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商的属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向东方推进了。

第四年伐耆(又作黎,即《西伯戡黎》的黎,今山西长治西南),第五年伐邘(又作于,今河南沁阳西北)。两国均在周的东方,距离殷王畿较近。伐耆、伐邘实际上是开始了对殷的正面进攻,构成了对殷都朝歌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当耆和邘被周灭掉时,殷统治者大为惊慌。商臣祖伊在向纣王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竟然失声惊呼:“上天就要结束我殷朝的命运啦!”(见《尚书·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

第六年伐崇。耆和邘毕竟是地处殷王畿之外的小小属国,而到伐崇,则等于把战争推进到殷的心腹地带了。崇国在嵩山(今河南嵩山)附近,是殷属下的一个大国,是周人向殷进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崇的城墙高大坚固(《诗·大雅·皇矣》:“崇墉言言,崇墉仡仡。”),防守严密。周兵动用攻城器械,前钩后挠,左冲右突,打得难解难分,异常艰苦。以至交战一个月,崇侯虎仍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但崇终于被周击灭。

周都城在岐时,地处西陲,距商都遥远,鞭长莫及。灭了西北各小国,稳定了后方,重心开始步步东移。先在泾水、渭水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咸阳北阪),作为向东扩张的前沿阵地。灭耆、灭邘、灭崇,完成了对殷都朝歌的包围之后,把国都由岐迁至丰(今陕西户县东北),为灭殷做好了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就在这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去世了。

由于周文王卓越的政治才能和他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在周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崇高的地位,受到后人的推崇。他不仅使周具备了灭殷的力量,也为后来周武王伐纣时长驱直入扫清了道路,做好了奠基的事业。

陈维礼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著有《山海经》《韩非子》等书,编写《历代名臣奇谋妙计全书》《蒙学全书》等多部普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