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发

周武王，名发，文王姬昌子。武是他死后的谥号。周文王有十个儿子，武王排行老二。长子伯邑考早亡。武王同母弟八人，有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丹季载。兄弟十人中，武王和周公旦最有才干，经常帮助父亲处理政事。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据《礼记·文王世子》说，武王只比父亲小十四岁。武王即位时，年已八十四。

周文王生前的最后七年中，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四年败耆国，五年伐邘，六年伐崇侯虎。七年干了六件大事，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周武王继承父志，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稳扎稳打，终于完成了灭殷的大业，开创了有周一代七百余年的江山。《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康王息民。”这就是说，周人夺取全国政权是武王一手实现的，从而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周武王功不可没，往往同文王相提并论，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之一，而被后人所称颂。

周武王即位后，商纣王愈加荒淫残暴，日甚一日，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伐纣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虽然如此，周武王并没有头脑发热，轻举妄动，而是对面临的形势做了冷静、客观的分析，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出师必胜，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事实也是如此。商已经营了数百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它的实力不可低估。低估了，就肯定要犯错误。后来的情况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牧野大战时，商纣王发兵十七万（《史记·殷本纪》作七十万，误）以拒敌。《诗经·大雅·大明》形容商纣王的军队之多，像树林一样，密密麻麻。这未免是夸大、渲染之辞，但也说明战前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殷众周寡。周原是偏处西陲的小国，其政治、军事实力远不能和殷商相比。如不顾实力硬拼，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肯定是要坏事的。周武王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分析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采取对策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对内重贤用能，因才录用。同母弟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丹季为司空。其他如召（音shào）公、太公、毕公等贤良各当其位。一时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则尽量争取与国，联合反殷力量，孤立敌人，壮大自己。

九年，周武王把都城由丰迁至镐（音hào，今陕西西安西南、丰水东岸，谓之宗周，又称西都）积极做灭商的准备。然后到毕邑祭扫文王墓，将文王的木主载在车中。自称太子发，其意是奉文王之命伐纣，不敢自专，利用文王的威望来号召诸侯罢了。他亲率大队人马，东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南）。所谓“观兵”，实际上是一次军事大演习、大检阅。此举是在用武力向敌人示威，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锻炼自己的士兵，以取得实战经验。同时，这也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盟会，据说主动参加盟会的各路诸侯有八百之多。周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友，人心向背可想而知。事实表明，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对殷的优势。人心向周，商纣王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有鉴于此，参加盟会的诸侯都劝武王说：“可以伐纣了！”但武王仍不为所动，心中自有主张，他说：“诸位不知天命，伐纣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深知，伐纣这一仗事关全局，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若稍有差错，便一步失着，全盘皆输。他考虑再三，决定班师暂回西土，静观时变。

又过了两年，周武王得知商纣更加昏庸暴虐，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彊（同强）也抱着乐器逃奔周。贤臣离位，商纣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便向诸侯打招呼说：“殷的罪孽实在深重，为顺天应人，不能不加讨伐！”于是，周武王果断决定发兵伐纣，进行灭殷的殊死决战。

周武王虽已高龄，但他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亲率大军向纣都朝歌进发。据《荀子·儒效》说，是在“兵忌”日出发，行军时又迎太岁星，在汜水遇到洪水泛滥，到怀城遇到城坏，到共头山遇到山崩，都是兵家认为不吉利的事。但周武王不迷信鬼神，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充满着朝气，抱着必胜的信念，餐风饮露，晓行夜宿，长驱直入，一往无前。那时候，只在国都设防，一般的城邑很少布兵。从西土镐京到商都朝歌九百余里，行军一个月，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亲自率领的戎车三百乘，勇猛的武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再加上由各地来会的诸侯军旅和庸、蜀、羌、髳（音máo）、微、卢、彭、濮等众多部落的军队，从孟津渡过黄河。然后，沿河向东挺进，于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天将亮未亮之时开到商都郊外七十里处的牧野（今河南卫辉南）。

牧野之战形势图

到了牧野前线，周武王没有急于进攻。他左手持着黄钺，右手握着白旄，左右挥舞着，威严不可侵犯。他向全军将士发表誓词，做战前动员，勉励他们奋勇杀敌，义无反顾。紧接着，列举了商纣王的主要罪状。大意是说：“商纣王宠幸妲己，唯妇人之言是听。把妲己比作母鸡，说母鸡不能早晨打鸣，母鸡打鸣，家境就要破败。妇人干政，商朝必定完蛋。商纣王不祭祀祖先神明，祖先神明就不保佑他。商纣王遗弃自己的同母兄弟，而重用那些逃亡的罪犯，并放纵他们作践百姓，在商邑施凶肆虐。今天，我姬发，替天行道，代表上天来惩罚他！”这样做，无非是在正式交战前把商纣王搞臭，瓦解敌军的士气。同时说明自己出师有名，周代商是势所必然。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极大地鼓舞了早已高涨起来的周军士气，使战士更加痛恨殷纣的罪恶，更加懂得了这次远征作战的意义和每个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使他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勇敢地投入灭殷的战斗中。

战斗的场面是极其壮观的。广阔的牧野战场上，极目望去，周军兵强马壮，到处是辉煌明亮的战车（《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决战一开始，周武王便命令师尚父（姜太公、姜子牙）率勇士数人前去挑战。一方面是为了探测敌阵的虚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只见大将师尚父如老鹰奋击长空，大有一口将商纣吞下去的气势，似乎在一个早晨就可结束战斗，扭转乾坤，使天下政治变得清明。接着，就以精锐部队“虎贲三千人，戎车三百辆”为先导，如疾风暴雨般向纣军掩杀过去。商纣王早已听说周武王率军打来，并做了相应的准备，但纣兵面对周人凌厉的攻势，不堪一击。那些被迫从军的奴隶，不愿为商纣王卖命。他们一到阵前，便倒转矛头杀了个回马枪，把周武王当作救星，引导周军攻入朝歌。商纣王见大势已去，绝望地登上鹿台，投火自焚而死。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欢天喜地迎接周武王的到来。武王好言好语安抚一番，然后来到鹿台之下，对纣的尸体射了三箭，再用黄钺斩下纣的头颅，高挑在太白旗的顶端，以示商纣作恶多端，罪有应得。新兴的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殷朝宣告灭亡，周人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利簋，有铭文32字，载武王克商事件

江山易姓，政权到手，但能否取得普天下人的承认则是另一码事。武王意识到这一点，在灭殷的第二天就命人扫除道路，修缮社稷，立即举行即位仪式。其场面隆重而又热烈：勇士们肩扛名为“九流云罕”的大旗为前导，武王弟弟叔振铎、周公旦手持大钺（古兵器，用于斫杀，状如大斧），毕公手持小钺，夹辅在武王的左右。散宜生、太颠、闳夭执剑护卫武王……先是卜官尹佚宣读策书祝文以祭社，再次批判商纣的罪行。读毕，武王再拜稽首，当众宣布道：“按照上天的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啦！”这个仪式为新生的周政权大造了革命舆论，使天下人一体周知：周家从此为天下共主。这在心理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周原是殷属下西方的一个小国，要想对新占领的广大地区实行直接有效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在殷的老巢——殷王畿建立新的政权，安抚殷的遗民，更使人感到棘手。面对新的问题，周武王有点茫然无措。于是和周公商量，采纳殷遗老（殷的守旧派，首先降周的人）“复盘庚之政”的意见。周武王用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殷王畿内地划分为三个区域。在北的叫作邶（也写作鄁、北），在东的叫作东（也写作鄘、庸），在西的叫作殷（亦称卫）。邶封给纣子武庚（禄父），让他祭祀殷的祖先，保证香火不断。但周武王不放心，同时派自己的弟弟管叔治鄘，蔡叔治卫。令他二人监视武庚，号称“三监”（关于“三监”，历来说法不同。一说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一说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其实，三监的“三”并非确指）。很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尚书》里，周人自称“小邦周”，而称殷为“大邦殷”。周的胜利是小国对大国的胜利，这固然已属不易，而以小国统治大国，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周武王不但未杀死武庚，放他一条生路，而且还封他地盘，让他继续统治卫畿内的殷遗民，这并不是史书上所说的周武王有什么仁慈之心，而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由武庚出面治殷比周人直接行使统治权更容易被接受。这正是周武王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尽管如此，周武王死后不久，武庚就急不可耐地联合周政权内部的管叔、蔡叔，还有东方的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徐、淮、熊盈等起兵反周。周公旦花了三年时间把叛乱平定下去，周的统治才转危为安。

接下来，周武王又释放囚犯，赈济贫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命令召公去监狱给箕子松绑，命令毕公把百姓（这里的“百姓”指的是国人，即生活在商都里的自由民）从大牢里放出来，并到殷贤臣商容的故宅进行表彰。命令南宫括散放鹿台的财物和钜桥的粮食，救济那些无衣无食的人们。周武王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确确实实使纣王统治下的殷人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两相比较，生活在新政权下要比在旧政权的禁锢下好得多，他们自然乐于接受了。

周武王还对在灭殷的大业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论功行赏，这实际上是胜利了的统治阶级在上层进行的权力再分配。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贵族们一些好处，来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尚书》有《分器》篇，《书序》说：“武王胜殷以后，分封诸侯，颁发宗彝，作《分器》。”可惜《分器》篇今已不传，武王论功行赏的细节——到底封了哪些诸侯，分给什么彝器，就不得而知了。但推想大概同后来周成王时封邦建国的大分封内容差不多，只是数量、规模有所不同罢了。

周武王还曾设想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王城）。在当时，洛邑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东、南、西、北都够得上，一旦有事，很快就可以开到。其意图是要以洛邑为东都，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史记·周本纪》明确提到周武王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和周公讨论过在洛邑建都的问题，以至于心事重重睡不着觉。周由老根据地歧下经文王迁丰、武王迁镐，重心步步东移，在当时显然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又进一步计划迁都洛邑，无疑是为了便于对新占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可惜，周武王没来得及做就去世了。后来，在镇压了武庚的叛乱以后，周公实现了武王营建洛邑的愿望。

西周形势图

周人灭殷夺取全国政权，周文王做了奠基的工作，而最后是由周武王亲手实现的。他确是一位严谨、稳重的政治家，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没有辜负先人的厚望。这就使他继周文王之后，成为在周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虽然当今的史学家在历史分期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周武王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还是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