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任朝官与再寓扬、宣二州（835—841）

杜牧于大和九年（835）离开扬州至长安任监察御史，从此结束了他前后八年的幕吏生涯，开始了两任朝官与再寓扬、宣二州的时期。从33岁至39岁，本是人生建功立业的最佳阶段。然而对杜牧来说，政治上无出路、思想情绪苦闷低沉，生活迁转流寓不定，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诗人到长安时，正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夕。当时朝中宦官飞扬跋扈，挟制着皇帝，而为唐文宗所宠信的李训、郑注等也专擅朝政。朝中矛盾重重，宦官与权臣互相倾轧，时时都有爆发一场恶斗的可能。杜牧的好友李甘、李中敏都刚直敢言，嫉恶如仇，颇有气节，他们皆仕于朝，对宦官仇士良和李训、郑注均极为厌恶。这年七月，李甘因反对郑注任宰相，声言要当廷撕毁诏书，被贬封州司马，旋即死于贬中。杜牧遂移疾洛阳，为监察御史分司，以示不与宦官权臣同流合污。朝政的黑暗与险恶，已使诗人思想上颇为苦闷，而其弟杜顗所患严重眼疾，又使诗人不得不于开成二年（837）春告假百日，迎眼医石生同赴扬州，为其治病。因假超百日，依例去官。秋末，又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携弟往宣州，任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直至开成四年（839）春，诗人方又离开宣州，经浔阳赴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诗人这次已是第二次留寓扬州、宣州了。因朝中黑暗，自己已弃朝职，又有病弟及家中生活的拖累，杜牧心情抑郁，情绪低落。他曾在《大雨行》中对比了两次游宣州的不同心情，说“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时壮气神洋洋”；而“今来阘茸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回朝后，杜牧迁膳部、比部员外郎。但开成五年（840）冬，又因弟眼疾加重，杜牧乞假赴浔阳，打算与病弟一起西归。至次年七月，弟留蕲州依堂兄杜慥，杜牧这才又回到京城。

这一时期尽管诗人有意疏离由宦官权臣把持的朝廷，在政治上较少积极作为，但他对黑暗血腥的朝政仍有揭露与批判，对李甘、李中敏等刚直而遭迫害的士人又予以同情与赞颂，《李甘诗》、《李给事二首》等即是这样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两首脍炙人口、每为评家述及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均作于这一时期。这两首长篇古诗，并非某些人所说“风情不浅”的艳情之作，而是借不幸的女子“以叹贵贱盛衰之倚伏”（贺贻孙《诗筏》），其中不仅有“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的身世命运之叹，而且也含有诗人对不幸妇女的深切同情。不可讳言，诗人虽也有涉及艳情的诗句，但一般来说其格调比较高雅，而并非纤艳淫靡之篇。因为淫靡之篇是诗人所反对的，这在他同期所作的《李府君墓志铭》中，即有明白的表示。他借李戡之口，指责元、白某些诗“纤艳不逞”、“淫言媟语”，其实也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杜牧在这一时期中到过的地方较多，因此题咏与写景之作较前为多。留下了不少颇具艺术魅力、又具个人特色的名章佳什，其中尤以律绝诗更为突出，如《润州二首》、《洛阳长句二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汉江》、《途中作》、《题元处士高亭》、《题乌江亭》等。他的律诗清丽俊爽，风华流美，又拗折峭健，各具风韵。绝句则多蕴藉婉转，题咏及咏史之篇又好异于人，喜用翻案法。最著名的如《题乌江亭》诗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商山四皓庙一绝》诗的“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等，都从历史事实的反面着眼，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虽不免有出奇立异之处，但却如吴旦生所评，乃“在死中求活”，“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这一手法在此后他的咏史之作中仍可见到。一般说来，杜牧这时期的绝句较突出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蕴藉婉转、轻倩秀逸，如《题禅院》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题元处士高亭》的“何人教我吹长笛，与倚春风弄月明”；另一种则是以议论见长，这多表现在咏史、题咏诗中，如《题横江馆》的“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和州绝句》的“历阳前事知何实，高位纷纷见陷人”等。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诗人多次出入朝中、流寓各地，在政治上少有建树，且思想情绪较低沉，并萌生了“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的隐逸念头，但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却取得了更突出的成绩，艺术上更为成熟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随着会昌二年（842）的到来，诗人又离开朝廷，外任黄州刺史。这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终结，他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