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朗州、连州时期（805—820）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禹锡即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弱冠即有文名，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800），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节度使，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至扬州幕任掌书记。贞元十八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今陕西省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实行政治革新。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旧唐书·刘禹锡传》）。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他为实现辅时济世之志而废寝忘食，操劳不辍。这次政治革新的目的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王夫之《读通鉴论》）实行的主要措施有打击宦官、抑制藩镇、惩处贪官、进用贤能、减免赋税、削减盐价、限制五坊、禁止宫市、放还宫女等等。“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宦官、藩镇的联合反扑下，永贞元年（805）八月，以顺宗的“内禅”，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为标志，仅持续了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便宣告彻底失败。随即，宪宗大兴问罪之师，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凌准、韩晔、程异、韦执谊等革新集团的成员纷纷放逐出京。刘禹锡始贬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既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旧唐书》本传），因而，他在朗州忍受着孤独和寂寞，艰难地生活了十年。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终得与柳宗元等人一起承召回京。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以“桃花”借喻朝廷中窃踞高位的新贵，“语含讥刺，执政不悦”（《旧唐书》本传），不数日，众人又被贬谪远方。刘禹锡原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刺史，播州是当时有名的“恶处”（《因话录》卷一），十分荒凉。柳宗元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他考虑到刘禹锡的母亲年迈，不便前往，向朝廷要求以柳易播，显示了崇高的友谊。因裴度力请，宪宗才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刘、柳结伴同行。到达衡阳以后，两人才依依惜别。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母亲去世，同年，挚友柳宗元亦卒于柳州。此后，他以丁母忧而居洛阳，直到穆宗即位，才得除夔州刺史。

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自道当时的创作情形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久居遐荒之地，他便追踪前贤，潜心于诗文创作，用笔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怨愤。在贬居朗州期间，诗人用力最勤的是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而以《聚蚊谣》、《百舌吟》为代表。这些讽刺诗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迫害革新志士的保守势力予以冷嘲热讽。寓犀利于婉曲之中，或托物以讽，或借事而刺，作品每每抓住事物最富象征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去，加以集中刻画，因形传神。又能化冷峻为幽默，以诙谐的语言表达严肃的思想主题，并通过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将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可憎之处攫入笔端，使被讽刺者感到胆颤心惊，让正义的读者产生共鸣。

贬居连州时期，最具特色的是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而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刘禹锡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匠心独运、颇见功力的。诗人将淮西及淄青大捷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加以表现，巧妙运用以虚衬实、以小见大、化浓为淡的艺术辩证法，以夸张之笔渲染平藩将士的声威，以空灵之笔描摹叛区人民的欢欣，以精警之笔揭示平藩之捷的意义；既讴歌现实的胜利，又展示理想的画图，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史笔与浪漫主义诗笔的高度统一。

“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刘禹锡不仅对政敌报以凛如秋霜般的蔑视，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节操进行了坚如砥石般的捍卫，这种“冷峻”的特色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