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游东南与回向江汉（725—727）

漫游，在唐代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增阅历、长见识固然是目的之一，但却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我们会发现，从表面现象看来，漫游是与这样一种社会情状相矛盾的。在唐代，士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先在长安、洛阳这西东两京显身扬名。最通常的途径自然是科举。十年寒窗，争取成为乡贡进士，一朝金榜题名，便获得了入仕进身的初阶。然而这条常途既窄且慢。能拔为乡贡进士的至少是千里挑一，有幸及第的几率又不足百分之一，而即使侥幸得中，也必须从芝麻绿豆的县尉、校书郎之类做起，慢慢地“循资格”，往往平安熬到白首，也不过一袭青襟蓝衫。能这样爬楼梯般慢慢熬的，大多是安分守己者，安分守己就缺乏诗人气质，因此唐代科举名列前茅者，其大名虽然可从今存《登科记》中找到，但论诗名，几乎都不显不彰。所以狂狷之士，往往在一二次科场挫跌后，甚至及第后不就微职，或干脆不应试而另觅进身之阶。这便是漫游虽远离二京，却蔚为风气的原由。在盛唐，漫游大体可分为两类。

较切实而常见的一种是或北走幽燕辽海，或西出玉门阳关，寻找机缘，投身戎幕，建立寸勋尺功，为边帅推荐，超次拔擢。当时“武皇开边意未已”，这种机会还是有的。高适、岑参即其例，盛唐时边塞诗的繁荣，盖由于此。不过这种“跳高”般的途径，对李白这样的狂之又狂者仍显得太慢太慢。

似风鹏般一飞冲天的希望还是有的，当时大唐天子认老子李耳做了祖宗，尤其崇信道教。开元前期便有两位有名的道士卢鸿、司马承祯先后奉诏入京，得获殊荣。一时间长安东南的终南山成了隐居访道、沽名待诏的最好所在，这便是司马承祯所说的“终南捷径”。然而由终南山径直走入金銮殿的幸运者几乎没有。因为那些其实与赴科举殊途同趣的平庸者恰恰不懂得他们的另一祖师庄子的一句名言“夫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一贯以大鹏自比的李白看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初游不往长安而取道东南，固然是由于向来对东南山水的神往，但同时也是他实现一飞冲天的人生目标的一种迂回，一种准备。开元十三年（725）他出峡后一路迤逦来到湖北江陵，正巧遇上那位传奇式的道士司马承祯，作了一篇《大鹏逢希有鸟赋》（后改作《大鹏赋》），便透露了他的少年心事。他将承祯比作翼覆东王公、西王母，足踩天地中枢的希有鸟，希望它引领自己这只大鹏作周天之游。希有鸟是以道流为帝师者的象征，则李白所拟想的周天之游，也就是通江海于魏阙的“曲线求仕”。他甚至准备了又一篇酷肖司马相如的《大猎赋》，希望在明皇大猎时效相如故事献赋以一鸣惊人。尽管他天真的设计终于落空，然而以吴越为中心往复于皖、赣、湘、鄂的初度东南之游，却着实令他有了远过于入仕为官的收获。

他真切地体验了素所崇仰的游士兼游侠的风采，作为豪客，他“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而他为客死的同乡吴指南负骨千里、丐贷营葬的义举，更曾轰动一时。

他终于来到了心想已久的云梦，实地观察了相如“大夸”的古泽，对于《子虚》、《上林》赋的描绘，想必有了切实的感受。

他后来称此游曾“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虽容有夸张，然而洞庭波涛，鄱阳水势，匡庐秀色，淮南风月，则肯定已经初涉。然而对他今后的创作历程影响最著的还不是上述一切。吴越之游才是此行的重点所在。六朝故都金陵的繁华，引发了他对历代兴亡的初度沉思，吴越当代民歌的风韵，更给予他的创作以新的营养。最值得一书的是当地的青山绿水与人文遗迹。从他今存的许多诗章中，人们会感到，李白似乎已溶漾于这里澄净到透明的天光水色、山岚林霭之中，作为他一生创作最个性化的特征——那种对光明晶亮的事物的不懈追求，在蜀中虽时或有所表现，然而吴越山水对他视觉与心灵的强烈冲击，应当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在这种澄明清澈的氛围中，他不仅以赤子般的天真，醉心于吴儿越女的白皙无垢，更怀着虔诚的心意，追踪着南朝大诗人的行迹。请特别注意这一时期内他对谢灵运、谢朓——史称大谢小谢——这对叔侄诗人的敬礼与拟学。作为“选体”诗最杰出的前后期代表，二谢诗不仅以其才情，更以其体格，给予天才横溢的狂放诗人以一种影响深刻的规范。读李白诗，如果只注意鲍照七古的影响，只赏其天马行空，至多只读懂了一半；唯有了解以二谢为代表的五言“选体”诗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才能对这位谪仙人的创作有深刻的理解。

这次初游东南对于李白的人生设计，可以说是失败的，然而我们应当庆幸他的这一失败，因为他如果成功，中国历史上至多多了一位未必出色的“山中宰相”；而正是这一失败，则反而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颗名副其实的太白“金星”。人生就是这样说不透，历史也就是那般话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