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之词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故称柳七。福建崇安县人。约生于北宋雍熙四年（987）。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原王朝，直到唐五代时期，那里的文化与经济才渐渐发展起来；到了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兴盛。北宋统一全国时，福建未受战争的影响，社会比较安定，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再也不被认为是瘴疠之地与蛮夷之邦了。司马光《送人为闽宰》诗云：“万里东瓯外，溪山秀出群。乡人皆嗜学，太守复工文。”因文教的涵养，福建人才蔚起，自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至南宋淳熙八年（1181）这二百零二年间，科举考试被录取者1339人。闽籍诗人八百余家，词人百余家。北宋初年，仅建州（福建建瓯）即出现了章得象、章楶、章授、叶焕、杨亿、杨仪之、祖秀实、叶齐、徐奭、吴育、吴充等政治家和文学家。这在全国中都显示出它较为重要的文化地位。在此新兴的文化环境之中，孕育出了宋代第一位著名的词人——柳永。

唐代中期以后，柳永的祖先因宦游自河东（今属山西）徙居建州（福建建瓯）。五代战乱时，祖父柳崇遂隐居于福建崇安县五夫里金鹅峰下。金鹅峰风景美丽，“绝顶有仙坛及仙井，棋盘、插剑迹，又有石室，深广中有仙蜕。其地绝险，人迹罕到”（《嘉靖建宁府志》卷三）。柳崇字子高，生于后梁贞明四年（918），十岁而孤，由母亲丁氏抚育成人，受到良好教育，以儒学知名。王延政割据福建称王，曾召请柳崇为沙县丞。他以母老无人奉养而谢绝，并从此发誓，终身布衣，隐居不仕。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柳崇病逝前夕说：“吾读圣人书，朝闻道夕，死可矣。勿得以浮屠（佛教）法，灭吾之身。”他是一位纯粹的儒者。柳崇的前妻丁氏生柳宜和柳宣，继室虞氏生柳寘、柳宏、柳寀、柳察，共六子，他们都在宋初任职。

柳宜，字无疑，南唐时以布衣上疏言时政得失，累迁监察御史。北宋开宝八年（975），宋军平吴后，入宋为沂州费县令，迁国子博士。雍熙二年（985）登进士第，通判全州，官至工部侍郎。

柳宣，仕南唐为大理评事，入宋后为济州团练推官，大理司直、天平军节度判官。

柳寘，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

柳宏，宋咸平元年（998）进士，历知江州德化县，累迁都官员外郎，终光禄寺卿。

柳寀，官礼部侍郎。

柳察，年十七举贤良，仕至水部员外郎。

柳永，原名三变，是柳宜的小儿子。其长兄柳三复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登进士第；次兄柳三接与柳永均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柳氏三兄弟“皆工文艺，号柳氏三绝”（《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五）。

北宋雍熙二年（985）柳宜考中进士后出任州县职官。柳永出生时，其父正宦游州县，详细地点无考，但绝非出生于京都。这时柳宜四十八岁。淳化元年（990），柳宜从任城到京都，携文三十卷，上书朝廷，请以文笔自试。宋太宗召试，“以为识理体而合经义”，遂得通判全州（今属广西）。柳宜出任全州通判后，行迹无考。因其是南唐旧臣，虽获进士出身，然而始终不为宋王朝所信任，以致仕途很不得意，很可能通判全州后两三任便回故乡颐养天年了。这样，柳永遂在少年时代随父回到崇安五夫里故居。

从柳永的家世来看，这是一个重视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柳崇因六子皆入仕，倡导儒家礼法，甚为乡里推重。“公以行义著于乡里，以兢严治于阃门。乡人小有忿争，不诣官府，决其曲直，取公一言。诸子诸妇，勤修礼法，虽从宦千里，若在公旁。其修身训子有如此者”（王禹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小畜集》卷三十）。在这样的家庭里，子弟必须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必须学习举业以准备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柳永在家乡正是接受了这种教育。今《嘉靖建宁府志》卷三十三保存了柳永青少年时代的一篇《劝学文》：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这显然是在其父亲训诫下有所感悟而做的课业。他认识到父母的严教是合理的，自己必须严格要求，勤奋学习，以期有所成就。宋代士子的出路远比唐代广阔，社会待遇亦远比唐代丰厚，因此他们都努力走上科举入仕的唯一的进取之路。他们的学习是以策论、诗赋、经义等科举考试内容为主的举子业。科举考试的成功，庶民的子弟可以为朝廷官员，否则权贵之子亦会沦为庶民的地位。这真正贯彻了儒家圣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体现了士子在科举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劝学文》很能反映柳永在青少年时期的人生价值取向。为此，他在家乡曾勤勉于举业，每晚秉烛攻读，直到深夜。五夫里的民众将柳永读书的地方称为蜡烛山和笔架山，至今犹有民间传说。

崇安位于闽西北，县境之东南邻近的松溪县有著名的中峰山，山上有中峰寺。《嘉靖建宁府志》卷三：“中峰山，一峰奇秀，特出众山之表。……唐景福中（892）有高僧行儒建庵其上，傍有伏虎坛。”崇安和松溪都属建州。《建宁府志》卷十九存有柳永《题建宁中峰寺》诗：

攀萝蹑石落崔嵬，

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空为世界，

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

竹逗清流入鉴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

欲归回首更迟回。

柳永是常常旬月到中峰寺游玩的，而且留连不忍归家。此诗为七律，声韵完全合律，对偶工稳，但意境甚为平常，当是学习声律时的练习之作，表现作者已掌握了古典格律诗的艺术形式。这有力地证实了柳永曾在故乡的邻县留下行迹。他自离乡到京都之后，再也未回到故乡，此诗当是他青少年时期在故乡所作。

关于柳永学习歌词的经过，相传他少年时代读书时，曾得到一首流行的歌词《眉峰碧》：

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只。薄暮投孤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

这首小词抓住一点羁旅离情，表达到充分完满。它以自我抒情方式倾诉真挚强烈的内心情感，按照情感发展的顺序一气写下，善于层层发掘，直至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处。作者能切实把握富于特征的细节，整个表现手法朴素而简洁。柳永很喜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后悟作词章法”。他在成为著名词人后，一位歌妓还谈到此事，但他解释说：“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沈雄《古今词话·词辨》卷上）柳永是受到民间流行的通俗歌词的启发，对歌词发生了兴趣，并悟到了词的章法结构，促使其成长为一位词人。北宋后期此词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宋徽宗皇帝得到它的谱，亲书其后云：“此词甚佳，不知何人作，奏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词臣曹组寻访而无结果，因为它的作者姓名早已失传，柳永见到时它已是无名氏的作品了。

中国道教名胜武夷山在崇安县境。《嘉靖建宁府志》卷三记载：

武夷山在县治南三十里，其峰峦大者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复数十余。本志云：山周回一百二十里，岩岫联居，形状不一，有镇润如玉削者，有森锐如笋立者，有端严拱揖如神人异僧者，有峭秀娟丽如美姝静女者，又有如楼台之突兀，如城垒之周遭，如钟鼓之陈设，如之峻峙；其骧如龙，其踞如虎，其蹲如猊，其骤如马。神剜鬼刻，奇奇怪怪。每天气积阴，不复见顶；朝阳初照，则异峰幽岩层见叠出，骇目惊心。飞瀑落崖，一泻万仞；溪流九曲，缭绕其间。屐登棹游，仰瞻孱颜，俯弄清泚，应接不暇，真一方之胜概也。其山大，丰上敛下，而色皆红润。世言建（州）为丹山碧水，盖指此也。道家谓十六洞天，相传有神奇降此，自称武夷君。

南宋时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亦居崇安五夫里，筑武夷精舍于五曲大隐屏之南，在此讲学。其《武夷精舍杂咏序》中描述武夷山九曲溪云：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载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经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坨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朱文公集》卷九）

这风景奇丽的道家胜地亦留下了柳永的行迹。今《乐章集》存《巫山一段云》联章五首词，以游仙为题，它即是柳永青年时代在故乡游览武夷山时，想象神仙武夷君于仙境游乐的情形。这应是《乐章集》保存的柳永的最早的作品，而且表明作者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新体音乐文学——词的艺术技巧。

《巫山一段云》组词的第二首是咏武夷山冲佑观的。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皇帝诏令扩建冲佑观，柳永作词歌颂道观新建成的辉煌宏丽。组词作于此年，时柳永二十二岁。他此时已在家乡成婚。《乐章集》内的《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是记述他在新婚的感受，已表现出长于铺叙的艺术特色。

北宋初年特别重视科举考试，革除了唐代考试制度的多种弊端，使之更为完善和严密，成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每逢科场年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逐场淘汰。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国家规定各州举人指数，解送京都礼部参加省试。柳永是在建州参加乡试的，可能考试并不顺利，约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柳永二十九岁，通过了乡试，离开崇安故家，前往京都应试。他作有《鹊桥仙》词，叙述携带书剑，驱马踏上征途，与妻子离别的场面，深感有负于年轻贤淑的妻子。《鹊桥仙》词调在北宋流行的为五十六字体的小令，柳词却是八十八字体，故清代词学家以为：“此词句韵与《鹊桥仙令》不同，盖慢词体也。”（《词谱》卷十二）如果我们将此柳词视为慢词，那么柳永离乡时已征服了慢词长调的艺术形式。故当他到了京都，在北宋文化中心的良好环境里，即迅速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