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节选）
四位老弟[1]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邱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2]，计此时应已有信，而折差[3]久不见来，实深悬望[4]。
……
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5]。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人课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许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折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
……
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6]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7]之道，以图无忝[8]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或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9]，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10]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11]，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12]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13]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14]，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15]，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16]，乐何如乎？
予生平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兄国藩手具
注释
[1]四位老弟：指曾国藩的四个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文中所称为弟弟们在家族中的排行。
[2]院试：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的一种考试，童试之一。考取者称生员，俗称秀才（茂才）或相公。
[3]折差：古时称专为地方官送奏折到京城的驿卒为折弁，折差即折弁。他们在办公差的时候，顺便为在京城做官的人传递家信。
[4]悬望：盼望，挂念。
[5]刚日：指单日。柔日：指偶日。
[6]斯须：些许时间。
[7]诚正修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见《中庸》。
[8]无忝：无辱。
[9]传食之客：名士官宦所养之食客。入幕之宾：指居高官显爵之位者的幕僚。
[10]科名：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
[11]尸位素餐：徒居其位，不谋其事。
[12]穷通：困厄与显达。
[13]专嗜：专一的嗜好。
[14]穷经：研习所有儒家经典著作。制义：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八股文章。
[15]并骛：同时兼顾。
[16]不啻：不止，不但，不异于。晤言：当面讲话。
延伸阅读
这封《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平常的家书。此时的曾国藩还只是一名小小的翰林院检讨，也只有三十出头。他在这封家书中向弟弟们述说自己读书的情况，同时指导他们立志求学，要求他们有所专长，并向自己汇报学习所得。像这样的家书，曾国藩留存下来的有1500封左右。其中有写给兄弟们的，还有写给儿女们的。曾国藩家书中的内容极为广泛，不仅是对家人的劝教，更是他一生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记录。家书行文自由，挥笔自如，平淡亲切中含有真知良言，有潜移默化之功，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强。不仅对曾国藩家人、后代，而且对广大的国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今属湖南省湘乡市）人，是晚清著名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如章太炎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我们不谈政治上的功过，他在道德文章、才能修身方面可谓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梁启超语）。毛泽东也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以他的卓越才能奠定了曾氏一门人才辈出、数代无一败家子的良好家风。
曾家是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开始兴起的。曾玉屏注重持家，让儿子读书。虽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仅中过秀才，但他教育孩子们读书是为了报国，为了做明理君子。曾国藩后来在给四弟的信中总结祖父的治家八字：书（读书）、蔬（蔬菜）、鱼（养鱼）、猪（养猪）、早（起早）、扫（扫屋）、考（敬奉祖先）、宝（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曾玉屏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没有医术的“游医”）、不信僧巫（和尚、巫婆、道士等）、不信地仙（风水先生等）。
曾国藩继承先人的作风，更注重教导诸弟和子女。作为家中的长子，又比最大的弟弟还大了十岁，长兄如父，他早早地就担起了教育诸弟的责任。在外做官的日子里，他经常写信给弟弟们教导他们读书方法，做人道理。《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就用平实的语言、亲切的口吻，细细地向弟弟们讲述自己的求学心得，指导他们读书做人之法。他提出读书的两大目的是“进德”和“修业”。“进德”就是讲求自身道德品质的培养，做到“诚正修齐”。“修业”则是要有一技之长，能够养家糊口。他还告诉弟弟们求学需要专精，不能贪多，要把自己的“专”业学深学透，有所得，能立身。信中还提到诸多细节，比如曾国藩准备给弟弟们寄去自己的文章以便参考，要弟弟们把自己学习所得和疑惑，写信与自己交流，而信要用统一的信纸，以便装订。这些都体现了作为兄长的良苦用心。此外，在别的诸多家信中，曾国藩还告诉他们学业宜精，立志要有恒，要勤劳节俭，要谦虚，戒骄横之心，要以耕读为本，要懂得家庭和睦，等等。这些深深地影响了诸弟。他的四弟曾国潢因为天分不高，在科举上不顺利，而留在家里持家务农，孝顺长辈，悉心教育后辈，得到了曾国藩的称赞和感谢。他的九弟曾国荃是湘军重要将领之一，因为善于挖壕围城被称为“曾铁桶”。
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希望他们做官扬名。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给九岁的曾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希望子孙做有学问明理的君子，并且提出了君子的标准：勤劳节俭、自我修炼、吃苦耐劳，可以过优裕的生活，也能过艰难的日子。他还告诫儿子们不能走后门。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科举都未能中举，他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没有靠自己的关系为儿子谋得功名。后来他的儿子曾纪泽成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纪鸿成了著名的数学家。
曾国藩的后人都很注意家风的传承。他的女儿曾纪芬（晚号崇德老人）曾口述《廉俭救国说》，将曾国藩对勤俭的要求上升到与救国相关的高度。他的儿媳郭筠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开明女子，制定了六条“富厚堂日程”，对曾氏门风影响很大。
古语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俗语说：“富不过三代。”但曾氏一族，自曾国藩之后，至今已八九代，人才辈出，遍及全球。这与良好的家风密不可分。而曾国藩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治家修身之道又多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中。后人也多从家书中学习他的治学立德之法，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