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其政府形态却没有遭遇变革，这一事实引人注目。内战期间，美国没有抛弃宪法，没有暂停选举，也没有发生政变。人们是为了保护在建国时就已建立起来的政府治理制度而战，实际上也是为了证明这一制度值得保护，民主的理念并没有失败。这是葛底斯堡演说的意义所在，也是北方伟大的战斗口号“联邦”的意义所在。制度被保护下来，联邦也确实得以幸存。但从其他几乎所有方面来看，美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战争本身没有让美国变得现代，但战争标志着现代美国的诞生。

作为政治和经济事件，这一转变不难看清，也不难说明。分裂让北方在这四年里可以在没有南方介入的情况下制定国家扩张政策，战时国会也没有让这样的机会溜走。这个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国会之一，支持科学训练和研究，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税务系统，发行了第一种真正全国通行的货币，使建设公立大学和完成太平洋铁路成为可能。这个国会还使联邦政府成为有立法权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引擎，并帮助赢得了战争。邦联的军事失利让共和党于1865年之后在国家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共和党也是商业的拥护者。三十多年间，强大的中央政府保护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上升势头，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生活方式。

就这一点而言，内战的结果正如林肯期望的那样，是对美国试验的肯定。除了一件事，就是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应当用相互杀伐来解决分歧。对于亲历内战的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可怕的痛苦的经历，在他们的生命中掏了一个窟窿。对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败，也是文化的失败、思想的失败。创痛巨深的内战——就像六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欧洲人，以及一百年后的越南战争之于美国人——使战前的信仰和期望轰然崩塌。这些信仰没能阻止国家走向战争，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准备好面对战争释放的惊人暴力。在战后的新世界，这些信仰显得极为过时。内战扫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文明，随之也几乎完全扫除了北方的知识分子文化。美国花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发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种思考方式，来帮助国人应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情形。这场上下求索就是本书的主题。

回顾这个故事有很多路径。这里我们要走的路，会途经四个人的生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们个性鲜明，并不总能彼此认同，但其职业生涯在很多方面相互交织，总的来看，他们在驱动美国思想进入现代世界时，起到的作用比任何别的团体都要大。他们不仅对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也极大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让他们继续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因此，他们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习、表达自己的观点、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帮助建设起来的国家当中[1]。

我们说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以及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也是在提出关于知识分子文化本质的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正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思想和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是美国最早的现代思想家——他们帮助美国人与现代生活境况建立了更好的关系；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就构成了对这些境况的合理解释。并不是。但同样也不能说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境况根本对立。如果想要了解内战后几十年美国生活的其他愿景，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就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毫无疑问，这跟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见解有关，但也是他们对于思想的态度所带来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我们去掉他们彼此在个性和哲学见解上的差异，可以说这四位思想家共有的不是一组思想，而是一种思想——关于思想的思想。他们都相信，思想并非“在外面”等着被发现，而是人们设计发明的工具——就像是刀叉、芯片——用来应对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相信思想并非产生于个体，而是产生于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思想是社会性的。他们相信思想并非根据其内在的某种逻辑变化发展，而是像细菌一样完全依赖于宿主和环境。他们还相信，由于思想是对特定且不可复制的环境的临时反应，因此思想的存活并不取决于亘古不变，而是有赖于灵活变通。

认为思想永远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后者要么为现状辩解，要么为否认现状而强加一些超验的律令——的信念，就是他们教导的精髓。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解放的态度，这解释了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皮尔士是个特例）终其一生享有的盛名，也解释了他们对整整一代法官、教师、新闻记者、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教授乃至诗人的影响。他们教导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帮助人们应付异质的、工业化的、大众市场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习俗和社区的老旧人际关系似乎已经式微，并被冷冰冰的义务和权威的网络所取代。但怀疑态度也是让这样的社会运转起来的一种品质。是怀疑态度让资本主义得以兴盛的持续剧变状态成为可能。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帮助思想摆脱束缚，以免成为教会、国家乃至学术界的官方意识形态。他们也在字里行间含蓄地承认，在提升人类幸福的努力中，思想有其局限。

本书力图将这些思想以本来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即试图将思想视为通常浸润在我们发现这些思想的个人状况和社会环境中。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都是哲学家，他们的工作也是抽象思想历史的一部分，其哲学价值在当时就受到质疑，今天仍争讼不断。不过，本书并非是哲学论辩，而是历史阐述，是通过考察美国知识分子设想的变化来描述美国生活的变化。这些设想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这个国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每一次变化有得就有失，这里也一样。这个故事，如果讲好了，应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衡量个中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