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华的辽夏金元

话说，千年之狐（胡），姓赵姓张；五百年狐（胡），姓白姓康。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族、多源流不断融合、同化的族群，说明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接收“新鲜血液”的民族。

我们知道，世界上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还有一个便是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另外三个均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国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至今，且依然散发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长江流域，但不局限于此——在辽河上游流域，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

在红山文化已经发现的先人遗存中，中华文明的标志物之一——玉器，赫然陈列其中，并且出现了著名的“玉猪龙”。它不仅是中国古老玉文化的一次再发现、再验证，同时将更为古老的民族图腾——“龙”的形象，清晰明确地附着在一体，从而将中华文明先祖们活动的足迹从过去已知的黄河、长江流域，向北移动了上千公里！

不仅如此，红山文化再次证明了先祖们记述史实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态度，即中原的地理范围，绝不是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局限于黄河流域，而将明长城以北皆划入“外族”或“外国”的狭隘阴暗说法。

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周礼》就已经用“五镇”框出了中原的地理范围：北镇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省西部；中镇霍山，位于今山西省中部；西镇吴山，一说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一说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东镇沂山，位于今山东省潍坊市；南镇会稽山，位于今浙江省境内。

不仅如此，无论其后朝代、政权如何更迭，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均严格规范地按照上述说法来界定中原的范畴。

所谓中原，也称华夏，正是以汉人为主体，以汉文化为主要表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由多族群共同生活、经营、建设的核心文化区域，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具体地理和物质载体之所在。

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其原因一直是全世界学者好奇并皓首穷经去探究、探索的重大学术课题。

而在我们看来，大约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及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文明自信，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其次，汉字，这种兼具象形、会意等多种文字元素的书写媒介，有效地传承了文化。

再次，中医药帮助中国人成功地战胜了无数次瘟疫、气候水文灾难和数千次重大的战争伤害。

最后，包括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乃至更早之前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在内的少数族群，融合互通，共同为中华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在笔者看来，最后一条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传承发展，必须依赖一个个人去具体实现。

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与弘扬，一直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历史上多个族群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结果。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以肤色、人种、基因和语言来界定。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放性，使得她从来不是看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相貌，而是看文化认同，以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作为划分族群的标准。

因此，假如我们可以回到盛唐时期的长安，我们会在街头遇到高鼻深目的粟特人，黑发卷曲的突厥人，肤色黝黑、深目塌鼻的昆仑奴，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的昭武九姓人，也会遇到宽鼻低额的南岛人，等等。但他们无一例外，均彬彬有礼且出口成章，他们都以身为“唐人”而自豪。

历史上，少数族群曾无数次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原人民精神和物质家园的建设，也曾无数次期待入主中原，成为光荣的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早在商代就有鬼方等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各种交流，周代则有狄人在北方出现。居住在中原的华夏人（汉代以前，中原人的称谓）将中原四个方向的少数族群分别称作南蛮、北狄、东夷、西戎。

北狄人到战国末期时，一部分华夏化了，另一部分被叫作胡、淳维或者荤粥的，则变成匈奴（“胡”也是“匈奴”的对音）。而匈奴东边则是战国时期曾被燕国大将秦开大败的东胡人，实际也是北狄人的一种，因游牧于胡人之东，故称为“东胡”。

与华夏人同为黄帝之后的匈奴人（南匈奴人比较明确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夏桀的直系后裔），文明程度较高，战国时便开始不断南下袭扰中原。到秦朝时，他们已经模仿中原先进制度体系，自行拥有了比较完备政权系统，已逐渐不满足于一般性的财富劫掠，而对占据中原疆域有了一定的政治追求。

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系统少数族群，借着中原政权长期与匈奴进行拉锯作战的机遇，慢慢发展起来，以源出大兴安岭的鲜卑和乌桓两大兄弟族群为代表。

乌桓被三国时期的曹操消灭了，其民一部分加入鲜卑，另一部分被中原的汉族人同化。

匈奴在汉朝的连续打击下，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南下被安置在华北地区，北匈奴未迁徙的十万帐则加入了鲜卑。

三国西晋之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西部少数族群纷纷入主中原，他们建立的政权国号悉数是汉家称谓，如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以及“前赵”等割据政权。

鲜卑因为有大量匈奴人的加入，势力空前强大，不仅在五胡十六国中建立了“后燕”、“西秦”等多个独立政权，更在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与地处南方的汉人政权分庭抗礼数百年。

北魏虽然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势力被大大削弱了，但东魏和西魏孕育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则诞生了再次大一统的隋朝，并迅速演进为举世闻名的大唐帝国。

鲜卑人建立的魏政权，因其源于北方，疆域主要在北方，一般称作“北魏”。同时，为区别于先前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及三国时期的魏国（也称“曹魏”或“汉魏”），北魏也被称作“后魏”。又因系鲜卑人创建，也被称作“鲜卑魏”，因系鲜卑人中拓跋部所建，也称“拓跋魏”，因拓跋后来改姓为“元”，因此北魏亦称“元魏”。

东晋五胡十六国以及嗣后的南北朝长达三百年时间里，中原政治生态圈中，鲜卑无疑是最为抢眼、最为持久也最为汉化的族群。

北魏创立了丝毫不逊于南朝、东晋、宋齐梁陈的灿烂文化，尤其在发扬光大东汉时期进入中原的佛教方面，北魏使佛教完全中原化、华夏化、汉化了。

北魏在旧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开凿的云冈石窟，在后都洛阳开凿的龙门石窟，将中华文明中精湛的造像雕刻艺术、建筑设计艺术、色彩调和艺术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与升华。

云冈和龙门两大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中的两个，均被列为当代世界遗产。它们是鲜卑魏人历经数百年、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也是保存至今已逾千年的艺术瑰宝，都是中华文明中值得骄傲的扛鼎之作。

隋唐两大王朝的杨姓、李姓帝室，本来就有亲缘血缘关系，且都是以鲜明的汉文化来彰显于世的，但这种强烈的华夏文明特征与其共同具备较多的鲜卑人血统并不矛盾。

隋唐不仅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疆域空前辽阔、声威空前远播的大帝国，而且在前人基础上兼收并蓄，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其中，鲜卑人功不可没。

鲜卑人不断南下进入中原，留在东胡旧地——东北地区的一支，唐朝时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了。

与其祖先鲜卑和乌桓很相似，这支南下的鲜卑后裔，定名为“契丹”和“库莫奚”（简称“奚”），也是一对兄弟族群。

契丹人就是在唐朝灭亡不久的10世纪初，由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的那拨儿人。《辽史》载：“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辽朝自916年至1125年，立国两百余年（不包括西辽）。其后，代之而立的是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立国百余年，女真人于1127年灭北宋（960年建国）。

其间，崛起于大西南松潘一带的党项人，其首领元昊（鲜卑拓跋部西迁的后裔）于1038年建国称帝，史称“夏”或“西夏”。而13世纪异军突起的另一支东胡系族群蒙古人，则先后于1218年、1227年、1234年、1279年灭了西辽、西夏、金和南宋（1127年建国）。

辽与北宋（960—1127年）、西夏，金与南宋、西夏、西辽，金与南宋、蒙古等政权，都曾在几个世纪里长期对峙，都以占有全部中原为目标。

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辽夏金元”断代时期。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史观基本都是以中原王朝的视角作为主轴，以汉人政权的观点作为主要的历史判断标准的。

尽管历朝历代的史官秉笔直书，坚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书写前朝或当朝历史，但鉴于史观的角度，必然在史料取舍、判断角度乃至行文篇幅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或不周到，甚至有些史籍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和政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贬损或刻意矮化。

这些年来，笔者一贯秉承“历史自信、文明自信、民族自信”的理念，坚持以古代北方边疆少数族群和中原人两个视角，来体味和研究辽夏金元那段历史（鉴于两宋历史已经被多数人耳熟能详）。

无论是中国古代史籍，还是域外汉学家通过各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是不折不扣的华式（汉化）的政权，只是其创立者耶律阿保机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而已。

富饶的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朝，从而让中原汉人成为辽朝建政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辽朝的人口，自建国一开始中原汉人就占大多数，“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人只占少数。

契丹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原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汉人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韩德让等都是耶律阿保机、辽景宗、辽穆宗乃至辽世宗时代的佐命重臣。

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迫于五代十国长期战事困扰的中原汉人不断北迁加入契丹，极大增强了契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实力。

辽朝初期，完全依靠全盘引进中原先进文化、法度来强化皇权，在长城以北草原和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在辽太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郭、市镇、寺院与孔庙，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辽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相应不断增长。

辽代历代皇帝和贵族都极仰慕中原文化，醉心于汉化，苦学中原之学，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高的中原文化造诣。从辽朝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多数是以汉字写成的。史料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以能说汉语自诩。

在辽朝九帝中，以道宗耶律洪基的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题李俨黄菊赋》这首诗完全是中原风格、中华气派！

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著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辽道宗的诗作很多，著有诗文集《清宁集》（以其年号“清宁”命名）。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写有《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辽末帝天祚帝之文妃有《讽谏歌》，这些契丹女性之作充分反映了她们高超的汉文化修养。

辽朝还十分尊崇孔子，将儒家学说视为治国之道。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将中原历史上的大德圣贤进行供奉，还亲自奉祀，下令修建很高规格的孔庙于上京，其长子、东丹王耶律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辽朝坚持以隋唐以来中原实施的先进的科举制度、四书五经儒家规范等汉人标准来选拔任用官员。辽帝向来对中原出身的官员求贤若渴，在南侵中原过程中，一旦遇到儒生或中原王朝的官员，便礼遇有加，且迫不及待要将这些人“请”到辽地。

据说曾有一位汉人侍读官给辽道宗讲到“夷狄之有君”时，因恐引起身为契丹人的皇帝不悦，遂喏喏不敢加以解释。

谁料辽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辽道宗的自我认同已是“我非中原异族也”。

澶渊之盟后，当时宋、辽两家均未视对方为异族他国，而是互认对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往来国书中，宋朝称辽朝为北朝，辽朝称宋朝为南朝；双方使节互访和谈判中，均使用汉语交谈。

辽圣宗耶律隆绪常常阅读《唐实录》《贞观政要》等，十分崇拜唐太宗、唐玄宗等人的事迹，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兴宗耶律宗真擅长中国水墨工笔画，曾绘制自己画像一幅送给宋仁宗，还请宋仁宗回赠他一幅真容画像，称“以笃兄弟之情”。待宋仁宗的画像送到辽廷时，兴宗已驾崩，即位的道宗就把宋仁宗画像和辽兴宗等先祖画像同堂悬挂祭祀。

辽人还颇喜宋朝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当宋朝大学者欧阳修出使辽国时，辽国因仰慕欧阳修的才学举国轰动。辽道宗和满朝官员热情款待欧阳修。他还对欧阳修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

北宋宰相富弼这样评价契丹人和辽朝：“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都与中原为标准），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他们都有）；彼之所长（他们所有的），中国不及（我们都赶不上）。”

如果说开国之初的辽朝在文化上相对中原还有些许“自卑”的话，到辽世宗以后已经毫不犹豫地以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居，以精通中原之学为骄傲，自认为承袭中原正宗，自认为从秦汉以来的中原文化器物都在辽国，周和宋朝的文化器物都是仿制的冒牌货——《辽史》载：“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柴荣）宋（赵匡胤）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辽圣宗耶律隆绪针对中原传国玉玺，专门写了一首名为《传国玺》的诗作：“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与北宋和辽朝三足鼎立的西夏王朝，在推行儒学时实行汉学和蕃学并存的双轨制，互为补充形式，当朝统治者始终矢志不渝地推行蕃学，即使在儒学发展全盛时期，蕃学也没被取消，是区别于辽、金全面汉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夏曾经与北宋因为边境榷场的开闭问题、疆域问题等长期发生战争，但在学习中原文化方面却表现得出人意料——有时在谈判中已经占了先机，但为了能从中原引进比较先进的经文书籍等，西夏统治者不惜牺牲物质利益。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借助中华文明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还专门编著了著名的党项文和汉文对照的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

金朝、元朝同样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边，列举几位金朝、元朝帝王的诗作。

金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位皇帝（1149—1161年在位），女真名迪古乃，字元功，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完颜宗干之次子，系弑金熙宗自立为帝，自海陵王始金廷从上京黄龙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迁至中都燕京（今北京市），并将原有宗庙、府第等尽毁而农耕。其曾创作大量汉诗词，《立马吴山第一峰》是其中的一首：

大柄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备注：吴山在今浙江省杭州市。）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是金朝第五位皇帝（1161—1189年在位），女真名乌禄，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其父为金太祖阿骨打之第三子完颜宗辅（后改名为宗尧）。

世宗在位期间被称作“大定之治”，他本人被后世尊为“小尧舜”。他曾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这里辑录一首《减字木兰花·赐元悟玉禅师》：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 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 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年）是金朝第六位皇帝（1189—1208年在位），小字麻达葛，金世宗完颜雍之孙。当时金朝立国已超过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他极力学习北魏孝文帝改革，强力推进女真人的全面汉化。

章宗时期的政治尚算清明，后世称为“明昌之治”。在位前期国力达极盛，后期因水患、经济政策缺失和蒙古人袭扰等原因走向衰落。录其一首《蝶恋花》：

聚骨扇，几股湘江龙骨瘦。 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 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忽听传宣须急奏。 轻轻褪入香罗袖。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年），是元朝第一位皇帝（1271—1294年）、蒙古帝国第八位元首（含“监国”）（1260—1294年在位）。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如下：“昔中国（原）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太祖之孙（忽必烈）以仁德著称，为（元）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忽必烈以一首《陟玩春山纪兴》存世：

时膺韶景陟兰峰， 不惮跻攀谒粹容。 花色映霞祥彩混， 垆烟拂雾瑞光重。 雨霑琼干岩边竹， 风袭琴声岭际松。 净刹玉毫瞻礼罢， 回程仙驾驭苍龙。

（备注，有说该诗为别人所作而托忽必烈之名；也有说该诗为忽必烈原作蒙古语诗词改写为汉诗。）

元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年）是元朝第八位皇帝（1328—1332年在位），具有很高的诗歌和绘画水平。在位期间，他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颇有意于兴文治。录其诗歌一首《七律/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氁衫便著鞭， 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 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 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 七十二峰都在前。

（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1338—1378年），是元惠宗（即元顺帝）妥懽帖木尔之长子（1370—1378年在位），都哈拉和林（元旧都，太宗窝阔台1235年所建。遗址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西北，系该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之核心部分）。

昭宗汉文化功底深厚，书法酷似北宋徽宗的瘦金体。其诗歌亦颇有大家风范。这里，录其一首《新月诗》：

昨夜严陵失钓钩， 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按照建国时间的先后顺序，“辽夏金元”是纵贯四个世纪的中华文明一个断代的连续进程，是与汉人政权宋朝对峙、鼎立的四个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有人根据“辽夏金元”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均发轫于塞北，因此将其合称为“塞北四朝”。

本书主要是通过对辽朝历代皇帝及其耶律皇室的记述为主线，以辽朝为主视角，穿越历史时空隧道，去发现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去钩沉中华民族各族群先贤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壮志豪情。

关于西夏、金朝、元朝的相关情况，请参见笔者的其他著作，在此就不再赘述了。